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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这样不行。我孩子是第二年参加高考。去年也是在这十三中，他说本来一进考场就紧张，外面的汽车喇叭一响，他就走神。我也不是特别信这个，但孩子说他去年差几分就因为这干扰闹的，我权当是真的吧。所以今年我主动为他站岗放哨！”一位家长听说我是来采访的，便跟着聊了几句。那个女同志过来凑了几句，说她宁可相信这是真的，也决不让一辆车子瞎按喇叭影响她的女儿考试。可见战争能使人们众志成城。
家长们告诉我，有的地段专门有警察在考场门前执勤，但他们孩子的考场门口没有警察，所以大伙就自觉组织起来。“都是义务的，可大家都抢着在烈日里‘站岗放哨’，都是为了孩子呗！”一位女家长给每位“值班”的人送来一瓶矿泉水，两天中，她已经掏钱买了二十多瓶饮料，她说话的神情显得非常高兴。
正如一位军事专家说的那样：战争有时往往会增进人们相互之间的特殊情谊。
1998和1999年的高考期间，北京没有发生过什么特别情况，就连往年闷得令人透不过气的天气也变得爽朗风凉，但在全国的其它“高考战场”上，情况则大不相同。
1998年的7月7、8、9日，正是南方的长江沿岸和北方嫩江特大洪水泛滥的紧急时刻。湖北、江西、安徽等省的数百个县处在洪水包围之中。往年一到高考，这几个高考大省几乎从省长到百姓，人人放下手中的重要工作全力投入到确保考生们顺利通过高考的大事中去。现在不行了，滔滔洪水根本不把数以万计的考生命运和他们家长的心事放在眼里，依旧呼啸着冲向校园，卷走课桌与书本……怎么办？7、8、9三天，是全国不变的高考“战争日”。
“就是用我们的身体挡着，也要保证考生们顺利地进入考场！”前线总指挥部传来温家宝副总理的命令。
于是灾区沿途的各省市、地、县都下达了一道特别的战书：7、8、9三天的高考时间里，所有考场地段，允许实行特别警戒——这是一道深得民心的命令。
现在就读北京林业大学的一位湖北籍学生告诉我：他家离县城四十多里，考试前，他从县城的学校回了一趟家，本想把高考准备得更充分些，没想到的是他刚回到家，洪水也跟着进了村子，转眼间，他和村上所有的入都被接天而起的洪水围困在一个小上丘上。他在走出家门时连一件穿的衬衣都顾不上拿，但他却把准备参加高考的书包背在了肩上，他父亲和母亲让他帮着牵引的那头耕牛被洪水冲走了，在洪水围困的那几十个小时里，全村人都在挣扎着活命，惟有他仍静静地蹲在地上看书。父亲过来从他手中一把抢过书本就往水中扔，说你看看这都什么时候了，还想着念死书？他二话没说，一个猛子跳下水，捡回了书本，然后非常坚定地对父亲说：政府会想办法让我们准时参加高考的。村里的人取笑他真是书呆子，连命都保不住了，还在做着大学梦哩！6号傍晚，当村上的人全都认定他的大学梦将被洪魔吞灭时，突然远处传来一阵隆隆的机动船声，随即听到有喇叭在喊：这个村上有没有参加高考的呀？我们是专门接送考生的，有的话请马上跟我们走！第一个听到的不是他，是他妹妹。起初他不敢相信，后来村上的人告诉他这是真的，他和父亲都哭了。临上船时，全村的人都为他送行。大伙说：小娃子，就你运气好，今年一定能考上大学！为我们全村争光吧！他点点头，向滔滔洪水围困中的父母亲和拯救着全村人的小土丘默默地发誓：放心，我一定拼全力考上大学。后来他发现，那只小机动船是县政府抗洪前线指挥部特意为接送那些被围困在洪水中的考生而专门抽调过来的。
那一夜，机动船不知行驶了多少地方，一直到天明，将他和其他十几位考生送到了县城。那泽国里的县城，与他前几日离开时早已完全不一样了，街道成了一条条“河谷”，楼房像暴风雨过后漂在水而上的一张张失去光泽的荷叶，但只有迎送他们的一只只打着“考生专用”旗号的快艇与机动船，像巴顿将军的那辆“三星”战车，骄傲而威武地行驶在泱泱泽国中，没有阻挡，一路畅通。这位学生说，他从未感受过如此庄严和神圣的旅程。“机动船载着我们这些考生，就像威武的战车载着一队英雄一样驶向战场……时间非常紧张，因为一路上险情不断，中途不断又有考生被接上船舱，但大家表现得特别冷静和沉着。机动船到达考场时，离开考时间只有十来分钟，但我们谁都不感到紧张，后来我们那些走进考场的考生都认为自己发挥得比平时要好得多。我想，这在很大程度上，是因为大家在关键时刻深切而强烈地感受到了祖国对自己的关爱之情。”
1999年，中国又一一次经受了特大洪水的考验。虽然全国有三亿多人不同程度地受到了灾难的袭击与困扰，然而我们灾区的数百万考生们则是幸运儿，他们不仅丝毫没有因此耽误大考，而且获得了最真切的关爱和帮助。这也许是中国历年高考大战中最精彩的一景。
目击之二：移家入店
那天碰到老唐纯粹偶然，没想到一向花钱比抽血还珍惜的这位老同事却悄悄告诉我：这几天他们全家都住在三星级宾馆。
“干啥？是不是换了新嫂子在城里度蜜月？”
“去去。你那老嫂于连我每月的零花钱都一分分地数，我有能耐休了她？”老唐实情告诉我，他是为了高考的女儿，特意住了一个星期“假日饭店”的一套标准间。“你别说，人家三星级又有热水又有空调，就是跟在家过不一样。”老唐看看表，便非要拉我到他住的宾馆一坐。
“假日饭店”并非在京城闹市和商贸黄金地段，所以平日客流量不是很好，但客房价格却不低，一个普通标准间在四百元以上。老唐领我进到七层他住的那套房间，里面除了两张单人床外，另有一张行军床。
“我们全家三口这几天都是在这儿过，晚上挤一挤，就可以省下好几百元钱，再说晚上我和你嫂子根本眯不了一两个时辰，所以从家里搬来一张行军床对付着。”
老唐在一边解释，而我则笑他仍然那样会算小九九。
“我哪能跟你比，一出手就是几十万字的大部头。你离开报社后，报社的骨干更少了，我这个副总编成天做校对工，一步都离不开。所以只能吃一千来块钱的死工资，这社会主义干的！”老唐还是老样子，干起工作一副革命老黄牛样，说起话满嘴半“反动”。
“说说，这回怎么舍得花大钱住高级大饭店？是为了干金成凤不是？”我揶揄他。
他笑笑：“是你嫂子下的决心。她说她单位上有个同事去年就是用了这个办法，结果孩子参加高考考出了好成绩，上了名校北师大。所以你嫂子说，在孩子紧要关头，舍得花一两千块钱，要是考上一个重点大学，不就都有了嘛！我一琢磨她讲得有道理：要是这几天不能让孩子休息好，考试差上几分，一旦考得不理想进不了大学就不用说了，即使考上了，好校与差校含金量就大了去了。以后大学毕业名牌学校人人抢，次学校、次专业，求姥姥告奶奶也找不到合适工作，到那时就不是赔一千两千的事。我一想对呀，一咬牙就全家搬进了这家离考场最近的饭店。”
看来孩子的高考也让老唐变得明细起来了。“一家吃住在此，感觉与家里不同？”我问。
“当然。”老唐像刘姥姥第一次进大观园似的述说起来：“先说这房间，别看它像一个个笼子似的，它隔音呀！互不影响。不像你去过的我们住的那个大杂院，隔壁人家放个屁你这边都能猜得到是谁放的。这儿好多了，孩子说困了倒下就能入睡，空调一开要啥温度就啥温度，省去了我到处着急的份。孩子学习累了，把热水一放，泡上个把小时，舒舒服服。早上也不像在家怕误时弄得全家人睡不踏实，你嫂子一个电话，让人家饭店小姐来个‘提醒服务’！哈哈，我现在知道过去你们几个记者为什么老把我按在家里，把出差的美事全都独吞了，原来出外住饭店宾馆就有这么好这么舒坦啊！就是饭菜太贵，也不合口味，这不，你嫂子回家给孩子做饺子去了。要不还真想写一篇‘高考进住宾馆就是好’的文章呢！”
想不到一个出于无奈的做法，竟使一向观念守旧的老唐也茅塞顿开。于是我想到为什么这几年每逢高考来临时，一些原本生意清谈的宾馆饭店又红火起来。原来它确实使考生和家长们方便了许多。在告别老唐后，我顺便采访了他所住的“假日饭店”经理，问问到底有多少是高考生包下的房间。
至少在三成吧！
三成？就是说约有一百多个考生在你这儿订了房间？
是的。去年最高峰时多达二百零三人。今年天气凉爽，相对少了些。
我对经理提供的数字大为惊叹，因为这样大的客流量能在以往宾馆饭店生意极其清谈的夏季出现，对老板来说简直是喜从天降。
从什么时候形成了“高考客源”？无人知晓。现在各宾馆饭店把争取在高考期间接待考生这一特殊客源，几乎作为大家的共同竞争目标了。经理介绍说，尤其是近几年，不管家里条件好的或者不怎么好的市民们，都愿意在高考那几天把家搬到宾馆饭店里来，考生和他们的家长都认为，在宾馆饭店生活可以相对放松许多，如不用做烦心的家务和打扫房间一类的杂活，如果条件允许连饭都可以不做。这样，考生、家长都能省下不少时间，集中精力对付备考。
那宾馆饭店，又如何相应做好接待这个群体的服务呢？
对于我的提问，经理的话就更多了，他说他们“假日饭店”从前两年就开始订出了多种相应的服务措施：如在客房里安排不同的灯光和书桌，供考生学习；在开放原有的游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