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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当时只有孔孟之教，秦始皇未必会作出焚书之举。为什么这样说呢？因为后世也有很多暴君，其暴虐并不亚于秦始皇，但都不认为孔孟之教有害，而孔孟之教并不妨碍暴君的作为。那末，秦始皇为什么特别憎恶当时的百家争鸣而加以禁止呢？这是因为当时的众说纷纭，特别妨碍了他的专制。所谓妨碍专制的不是别的，很明显在于百家争鸣必然要产生自由的因素。假如只有一个学说，无论这个学说的性质怎样纯粹善良，也决不能由此产生自由的风气；自由的风气只有在不同意见的争论之中才能存生。秦始皇杜绝了争论的根源以后，统一天下，从此实行了专制政治，虽然经过多次改朝换代，但人与人之间的关系本质上并未改变，仍然是以至尊的地位与最高的权力集中于一身而支配着社会。因为孔孟之教对这个制度最有利，所以只让它流传后世。有人说，中国虽然是专制政府，但还有改朝换代的变革，而日本却是万世一系，所以，日本人的思想必然是顽固闭塞的。这种说法，只是局限于表面形式，而没有了解事情的真相，假如详细考察事实，就可以发现相反的情况。当然，我们日本，在古代也是以神权政府的意旨统治天下，致使民智不开，并且完全迷信集中至尊地位和最高权力于一人的传统观念，因而人民的思想也是偏执的，这些情况基本上和中国人没有什么区别。然而，到了中古武人执政时代，逐渐打破了社会的结构，形成了至尊未必至强，至强未必至尊的情况，在人的心目中开始认识到至尊和至强的区别，恰如胸中容纳两种东西而任其自由活动一般。既然允许这两种东西自由活动，其中就不能不夹杂着另外一些道理。这样，尊崇神政的思想、武力压制的思想和两者夹杂着的道理，三种思想虽有强弱之分，但是任何一种思想都不能垄断，既然不能垄断，这时自然要产生一种自由的风气。这与中国人拥戴绝对的专制君主，深信君主为至尊至强的传统观念相比，是迥然不同的。在这一点上，中国人的思想是贫困的，日本人的思想是丰富的，中国人是单纯的，日本人是复杂的。思想复杂丰富的人，迷信就会消除。在专制神权政府时代，由于天子一遇到日食时就举行辟席以及观天文来卜吉凶等等，人民也就尊崇这种作风，因而愈视君主为神圣，并愈加陷于愚昧。现在的中国就是这种风气，而我日本则不然。日本人民愚昧迷信的程度固然不能算不甚，然而这种迷信是出于本身，受神权政府的遗毒影响则较少。例如，在武人执政时代，日食时，天子也许还是举行辟席，也许还观察天文和举行祭祀天地等仪式，但是，至尊的天子既然没有至强的权力，因之人民就把它置之度外而不加重视。再如至强的将军，他的权威十分强大足以压服一世，但在人民的心目中，并不象拥戴至尊的天威那样，而是自然地把他看做凡人。这样，至尊和至强的两种思想取得平衡，于是在这两种思想当中便留下了思考的余地，为真理的活动开辟了道路，这不能不说是我们日本的偶然幸运。在今日的情势下，固然我们不希望恢复武人执政，但是，假使在幕府执政的七百年间，王室掌握着将军的武力，或幕府得到王室的尊位，而集中至尊和至强于一身，并且控制着人们身心，则绝不会有今日的日本。时至今日，如果仍以皇学家们所谓的祭政一体的原则来统治社会，那么，也不会有后日的日本。正因为今天不是这种情形，所以应该说这是日本人民之幸。所以，中国是一个把专制神权政府传之于万世的国家，日本则是在神权政府的基础上配合以武力的国家。中国是一个因素，日本则包括两个因素。如果从这个问题来讨论文明的先后，那么，中国如果不经过一番变革就不可能达到日本这样的程度。在汲取西洋文明方面，可以说，日本是比中国容易的。
在前一段中谈过，某些人曾说到汲取西洋文明时应根据本国国体斟酌取舍。本章的目的虽然不是要讨论国体，而在讨论汲取外国文明问题时，首先使人们感到阻碍的，似乎就是国体论，甚至于有人认为国体和文明似乎是不相容的。而对于这个问题，理论家们很多人避而不谈。这恰如作战时未经交锋就各自后退一样，无论如何看不出和战的究竟。更看不到阐明了道理以后，根本用不着交锋，而唯有和合的一途。有什么理由舍而不谈呢？所以我才以冗长的篇幅来答辩他们的论点。第一，所谓国体是指什么呢？姑且不谈社会上一般的讲法，先就我所知道的来说。“体”就是集体的意思，或者是体制的意思，也就是，把物体集合起来成为一体并与其他物体相区别的意思。所以国体，就是指同一种族的人民在一起同安乐共患难，而与外国人形成彼此的区别；本国人的互相照顾，比对待外国人要笃厚；本国人互相帮助比对外国人尽力；在一个政府之下，自己支配自己的命运，不受外国政府的干涉，祸福都由自己承担而能独立自主。西洋人所谓“Nationality”就是这个意思。世界上的一切国家，各有其国体。中国有中国的国体，印度有印度的国体，西洋各国也都各有一定的国体，并且对于这个国体没有不尽力加以保护的。国体的由来，有由于人种相同的，有由于信仰相同的，或由于语言，或由于地理，情况各不相同。但其最主要的因素是，同一种族的人民经过共同的社会历史沿革，有着共同的传统观念。偶尔也有不受上述条件的限制而构成国体的。例如瑞士，虽然国内各州，在人种、语言和信仰上有所不同，却也能构成坚固的国体。但如果上述条件相同，则人民之间的感情将更融洽。例如日耳曼民族的各国，虽然各有其独立的体制，但由于有着相同的语言文化和共同的传统观念，所以直到今天，日耳曼民族还是维护着日耳曼联邦的国体，而与其他国家有所不同。
国体在一个国家里未必始终如一，而是可能有很大变化的。或合并，或分离，或扩大，或缩小，甚至还可能完全消失。因此，判断一国国体的是否存在，不能仅从语言、信仰等条件的存亡来衡量。因为，即使语言、信仰还存在，而人民丧失政权，受到了外国人的统治，这就是国体的灭亡。例如英国与苏格兰合并为一个政府，这是国体的合并，双方皆无所失；荷兰和比利时分为两个政府，这是国体的分裂，而不是被外国人所征服。中国宋朝末年，宋的天下被元夺去，这是国体的丧失，也是华夏的初次灭亡。后来明又推翻元朝，光复了故国，完成了大明的统一。这可以说是恢复了华夏的本来面目。可是到了明末，政权被满清夺取，以致华夏的国体再度丧失，而变成了满清的天下。直至今日，汉族人民虽依旧保存着共同的语言风俗，并且其中也有人身为清廷的高官，从外表上看，清和明好象是合而为一，实际上华夏已被北方的满族所侵占，南方的汉族已经丧失了国体。又如印度被英国所征服，美洲土人被白种人所驱逐，这都是丧失国体最鲜明的例子。总而言之，国体的存亡，只在于这个国家的人民是否丧失了政权。
第二，对于国家，有用“Political Legitimation”这两个字来形容的，前者是政治的意思，后者是正统或嫡系的意思，现在暂译作“政统”，也就是在国内所施行的而为人民所普遍承认的政治的正统。由于世界各国的国情和时代的不同，政统也就有所不同，有以君主立宪为政统的，有以封建割据为政统的，有以国民议会为政统的，也有以寺院政治为政统的。为什么有这种政统呢？这就是因为在这些学说最初取得政权一半总是要依靠武力，但是一旦取得政权之后，就不需要再显示威力了，不但如此，而且，以武力得天下这句话，也成为当权者的禁语，是他们所最忌讳的。无论任何政府，如果问它取得政权的原因，一定回答说，我所以取得政权，是因为我掌握了真理。及其统治日久，随着时间推移，任何政府没有不是逐渐放弃武力，依靠真理的。厌恶武力和爱好真理，本是人类的天性，所以人们看到政府的措施合理，便欣然喜悦，时间越久，就越认为这是正统，忘古而慕今，以致对于当代的一切事物便不感觉有什么不合理之处了。这就是所谓“政统”的由来。政统的变革，多半是由战争造成的。在中国，秦始皇废封建置郡县，欧洲由于罗马的衰落，遭受北方野蛮民族的蹂躏，终于形成封建割据的局面，这些都属于此例。但后来，由于人类文化不断进步，学者的理论权威逐渐提高，同时又对国家情况有利，偶尔也有不用武力而获得和平变革的。例如英国，若以今日的政治与十八世纪初期相比较，真有天壤之别，前后恍若两个国家的政治。英国由于政权问题而发生内乱，只是在十七世纪后半这个时期。自从1688年威廉三世即位以后，英国从未因政权问题而发生内乱，在国内动用干戈。所以，英国的政统在一百六七十年之间虽然有很大的变革，但却没有用过武力，而是在不知不觉之中改变过来，从前的人们就认为从前的政治是正统，以后的人们就认为以后的政治是正统了。在未开化的时代，也有不用武力而改变政统的情形。例如，在古代的法国，查理曼朝的君主，名义上虽称臣于法王，实际上却掌握着一国的大权；又如在日本，藤原氏之对于皇室，北条氏之对于源氏，也都属于此例。
政统的变革，并不影响国体的存亡。政治的形态，无论如何变化，或经过多少次更迭，只要是由本国人民执政，就于国体无损。例如荷兰过去曾经是共和政体，但现在却实行着君主立宪政体；又如法国，在近百年之间，政治形态改变十余次，但其国体依然不变。正如前段所述，维护国体的最低的条件，只在于不让外国人夺去政权。美国规定总统必须从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