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观察时间和空间是一件极困难的事。自古以来，历史上的失败者，都是弄错了时间和空间；所谓成大功立大业的，都是善于适应时间和空间的。那么，为什么观察时间和空间会有困难呢？这是因为空间上有很多类似之处，时间上有先后缓急之分。譬如，亲生子和养子相似，但如以对待亲生子的方法对待养子，结果会铸成大错；或因马和鹿相似，便用饲养马的方法饲养鹿，结果便会失去鹿。其他如把神宫误为寺院，把灯笼误为吊钟，或把骑兵用于沼地，把重炮牵引于山路，或误认东京为伦敦，而想把人力车用于伦敦等等，诸如此类的失误是不胜枚举的。其次就时间来论，中古时代的战争和现代战争虽然相似，但是却不能把中古时代被认为是优良武器的长枪应用于现代战争。所谓“时机已到”，往往是真正时机已经过去的时候。开饭的时间是指吃饭的时候，而煮饭的时间一定要在开饭的时间以前。往往饭尚未煮而感到饥饿，并喊时间已到，但是，这个时间只能是吃煮成的饭的时间，而不是煮饭的时间。又如贪睡到三竿才起，便认为起床的时刻是早晨，但真正的早晨是日出的时刻，这个时刻早已在睡眠之中过去了。因此，必须选择地点，不可错过时机。
前章曾提到智慧和道德的区别，论述了其功用的不同。本章将讨论智慧和道德的时间性和空间性。在开天辟地刚脱离野蛮未久的时代，人类的智力尚未发达，其情况恰如婴儿，内心存在的，只有恐惧和喜悦的感情。对于地震、雷霆、风雨、水火无一不感到恐惧。怕山、怕海、怕干旱，怕饥馑，凡是当时的人智所不能控制的事物，一概称作天灾，无一不感到恐惧。倘使这种天灾没有来临，或者来临而迅速地过去，这就称作天幸。比如，久旱之后逢甘雨，饥馑之后遇丰收，便感到无比的喜悦。天灾天幸的来去，对人民来说都是莫名其妙的，所以一概归之于偶然，从来没有运用过人为的努力加以克服。既然不尽人力，一旦遇到祸福，就自然要把其原因推到人类范围以外。这就是鬼神思想所以产生的根据。因此，便把祸的根源称做恶神，把福的根源称做善神，认为天地间的一切事物，莫不有鬼神在主宰。日本人所说的，“八百万神”就是如此。向善神祈求赐福，向恶神祈求避祸，这种祈求能否如愿以偿，并非取决于人为的努力，而是决定于鬼神的力量。称这种力量为神力。请求这种神力的扶助叫作“祈”。这就是当时流行的祈祷。
人们感到恐惧或喜悦的事情，不仅是天灾和天幸，在人事上也是如此。因为当时不文明的社会，弱者受到强者的暴力欺压，也不可能据理力争，只有一味感到恐惧而已，这种情形，几乎和恐惧天灾没有两样。因此，弱者除依靠另一强者以抗御强暴以外，没有别的办法。接受这种投靠的人叫作酋长。酋长由于具有膂力和兼有少许智德，便可以抗击其他强暴，保护弱小。保护得越好，威信也就越高，终于掌握了一种特权，或者可以把这种特权传给自己子孙。世界各国，在蒙昧之初，莫不如此。如日本在王政时代，天子执掌国家大权，中古时代源氏称霸于关东，就是例子。酋长虽然取得了权势，但是野蛮人反复无常，维持这个局面非常困难。既不能以高深的道理来晓谕，又不能用长远的利益来开导，为了统一方向和共同保持一个民族的体制，只有一个办法，即利用人们与生俱来的恐惧和喜悦的心理，指出当前的祸福灾幸。这就叫作君主的恩威。大约就是这样定出了一套“礼乐”之法来教化人民。“礼”就是以尊敬长上为主，使人民自然地知道君威的尊贵；“乐”就是在默默之中和谐愚民，使其自然产生景仰君德的感情。以礼乐征服人民的思想，以征伐制服人民的膂力，使民众在不知不觉之中各安其所，褒扬善者以满足人民的喜悦心情，惩罚恶者以警戒人民的恐惧心情，如此恩威并用，人民便似乎感觉不到痛苦了。然而，不论褒扬或惩罚，都是由君主决定的，所以人民遇到褒贬，也只是恐怖或喜悦，并不知道褒贬所由来。这种情形，恰如遭受自然的灾害，或遇到偶然的幸福一样，同是莫名其妙的，认为一切事物都是出于偶然。这样，一国的君主既然成了祸福的主宰，人民也就自然把君主当做超人来景仰了。中国尊崇君主，把君主称为“天子”，可能就是由此产生的。譬如，在古代历史里，往往有豁免农民田赋之举。然而，不论政府如何节约，总不能缺少帝王宫廷的衣食住的一切费用和若干公费，数年不征税，经费依然不缺，说明历年的横征暴敛，浮存甚多。人民当初缴纳重税，既不知为什么缴纳，现在突然数年不纳税，也不知道为什么豁免。在税重时，便认为是天灾而恐惧，在免税时，便认为是天幸而喜悦，不论祸福都认为是降自天子，仿佛认为天子具有雷霆和避雷针这两种力量。打雷是天子的命令，不使受雷殛也是天子的命令，人民对他只能进行祈祷祝愿。尊崇天子如神佛，也是不无道理的。
如果以现代人的思想来看上述情况，似乎是极不合理的，但这是时势所使然，没有理由苛责他们。对于那个时代的人，既不能讲智慧，又难以制定法制来共同遵守。譬如，在尧舜时代，如果想施行现代西洋各国的法律，就一定没有人能理解它的意义而恪遵的。人民不遵守法律，并非不守法，而是因为没有相当的智慧来理解这些法律的意义。如果放纵他们为所欲为，则不知要作出多少坏事，给社会造成多少灾害。惟有身为酋长者，能善察时势，以恩惠使人喜悦，用威力使人慑服，对同一种族的人民，视同一家的子弟，加以保护和照顾。酋长的职责大自生杀予夺的刑罚，小至日常家务琐事，无所不管。那时，天下如同一个家庭或一个课堂，君主就如同父母或教师，君主的恩威神妙而不可测，一身兼有父母、教师和神佛三种职责。在这种情况下，国君如能克制私欲，虚心修德，纵令智慧不足，也能获得仁君明主的称誉，造成所谓“野蛮的太平”。在那个时代，也只能这样，这不能不说是好事，唐虞三代之治，就是如此。反之，只知使用威力以逞其私欲而不施德政的，就叫作暴君。在这种“野蛮的暴政”之下，人民连生命也岌岌可危。总之，在野蛮时代，人与人的关系，只有恩威两方面而已。不是恩德就是暴虐，不是仁慈就是掠夺，在这两者之间，根本看不出智慧的影子。古书上所谓“道有二，仁与不仁而已”，就是这个意思。这种风气不仅表现在政治上，连在私人的品行上也形成了两个极端，界限非常分明。试看中日古书，不论是经书或是史书，凡是论道而品评人的品行时，皆以道德为标准，如仁和不仁、孝和不孝、忠和不忠、义和不义，都是针锋相对的，不是伯夷就是盗跖，不是忠臣就是贼子，两者之间没有智慧活动的余地。偶尔遇有发挥智慧的行为，也认为是细行末节不加重视。由此可以证明，在未开化的野蛮时代，支配人间关系的，唯有道德，此外，没有任何可资运用的了。
随着人类文化逐渐发展，智力不断进步，人心也产生了怀疑，对于宇宙事物，不肯轻易放过，看到事物的作用，就要追究其根源。既然产生了怀疑，即使不能找到真正原因，也能根据其作用的好坏，想办法趋利而避害。例如，为遮避风雨之害而建筑坚牢的房屋，为防止海河泛滥而修筑堤坝，为渡水而建造船只，为防火而使用水，制药以医病，治水以防旱，逐渐到达依靠人力创造安居乐业的环境。既然懂得用人力创造环境的方法、则恐惧天灾的愚昧思想也就逐渐消失，对于一向崇拜的神力也就失去了信仰的一半。所以，智慧前进一步，勇气也增长一分，智慧愈进步，勇气的增长也就越无止境。试看，今天西洋文明的发展情况，宇宙万物凡五官所能感觉到的，都要研究它的性质，查明其作用，然后进一步探索其作用的根源，即使一利可取亦必取之，哪怕有一害应除亦必除之，凡是人力所能及，莫不尽力而为之。太平洋的波涛虽险恶，利用水火制造的汽船可以横渡；阿尔卑斯山虽高，劈山开路可以行车；避雷针出现以后，雷霆再也不能逞凶；化学研究逐渐奏效，饥馑亦不能饿死人了；电力虽然可怕，而利用电力可以代替驿马信差；光线的性质虽然微妙，而可以摄影传真；如有风浪为害，可筑港湾以护船只；遇有传染病患流行，则可设法预防或将其隔离。总而言之，人类的智慧已经战胜自然，逐渐冲进了自然领域，揭开了造化的奥密，控制它的活动，而使其就范，为人类服务。可以说智勇之所向天下无敌。既然人能制天，又能使天为人服务，又何必恐惧而崇拜它呢？有谁再去朝山、拜河呢？山泽、河海、风雨、日月之类，不过是文明人的奴隶而已。
既然人能驯服自然，使其听从人的驱使，为什么独独屈服于人为力量而听其摆布呢？人类智力逐渐提高，对人与人的关系方面，也开始探索它的作用及其根源而不予放过。于是，圣贤之言，也不足全信，经典之教也不无可疑，尧舜之治也不足景慕，忠臣义士的行为也不足为典范。古人是在古代作古代事的人，我们是在现代作现代事的人。何必学习古代而施用于现代呢？明白了这些道理，自然胸怀开阔，仿佛天地之间没有任何东西能妨碍我心的自由。既然获得了精神的解放，又何必受身体的束缚呢？既然暴力失去了权威，智力逐渐占据了上风，二者已不再是势均力敌，那么，在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上，发生旦夕祸福的情形也减少了。从此社会上如有横行霸道的，就可以用道理来说服他，如果仍不接受，可团结群众的力量加以制裁。既然可以以理制暴，则以暴力为基础的名分关系也就不攻自破了。因此，所谓“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