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百CC，就会自然地停止。
3
我出生在有钱人的家庭，不是一般的有钱。父亲曾以他特有的精明把握住中国的四次致富浪潮，七十年代末，邓公提出的“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的口号；八十年代中旬，轰轰烈烈的双轨制时期；九十年代初，股票谱写的财富神话，以及不久之后的地产狂澜。到九八年，野心勃勃的父亲已构建起一个庞大的企业集团，主营地产，并涉足于制药、商贸 、交通、酒店、百货等领域，拥有国内及香港两家上市公司。
许多人说父亲的资产怕是有上百亿。父亲雇用的员工最多时达到一万二千人。
这是一个独立的王国，一个果壳里的宇宙。父亲用他那双柔软的大手，为这个宇宙建立了一种在背后不动声色地制约并支配一万二千人的生活习惯甚至是思维方式的秩序。这是一个建立在数学基础上的严整系统，由接近于无限行的数字构成，且在不断繁殖中，是几何性质的繁殖。它们通过一张张表格交换着对世界的某种把握，如一面面对立的镜子，把空间拉成一根无穷无尽的线，看上去，包含了几乎所有的真理。这让人恐惧，至少我这样觉得，虽然我也暗自崇拜他这双能对镜子做出如此巧妙布置的手。可我真想从自己的躯壳里逃逸出来，变成另外一个人，不再被他那不可置疑的威严的光所笼罩。
镜子是光的故事。最早它是被巫师们用来占卜未来，当作通向极乐世界或者地狱的门户。后来，人们终于发现这个奇特的平面，既能揭示真相，也能掩盖事实。
九八年的东南亚金融风暴是父亲的滑铁卢。确信真理是不可辩驳的，且一直握在手中的父亲并未读过数学中的歌德尔命题——在任何系统中，总有些真理是游离于逻辑之外。事实上，就算父亲读过，他对此也一定会嗤之以鼻，他不会相信理性的局限，不会相信这世界上存在着无法用理性证明的直觉，不会相信这世上竟然还存在着一部分不愿意服从现实法则的人。在出事前的那几年，父亲以为自己是神。
灾难像海啸一样不期而至，摧毁了沙滩上的王国，在一夜之间，夺走父亲所有的财产以及他的三个千娇百媚的女人，其中二个女人的年纪并不比大四即将毕业的我大多少。我是父亲的独生子。亲生母亲早在我十岁那年就已带着怨恨与不甘离开人世。我是在学校的足球场上接到父亲的噩耗。当我匆匆赶回父亲身边，他已经丧失语言的能力，浑身被雪白的绷带裹紧，被人搁在病床上，鼻翼上还插着两根塑料管子，表情是那样无助。生锈的铁架子床下挂着半袋子尿液。病房里只有一个穿白大褂用口罩包住大半个脸的小护士。她注视着我没有眼泪的脸庞，悄悄离开。我蹲下身。父亲朝我眨动睫毛，艰难地，一点点地抬起他巨大的手指，指向窗外。然后，他的手臂重重地摔落在床架上，手指头仍保持着刚才的姿势。
我握住父亲的手，头皮发麻。它们越来越凉。它们曾经能从干沙子里挤出水份，现在它们什么也干不了。死亡在用凿刀雕刻它们。石头屑子滚入我的眼睛里。墙壁上的石英钟发出微渺的又清晰可闻好像是足球场上裁判嘴中的口哨声。我被一大团白色的棉花包裹，头重脚轻，好像倒立在天花板上，而病床上那个僵硬的死者与病床边痴呆的年轻人与自己毫无关系。我甚至嗅到了窗外走过的那个七岁小孩手中甜蛋筒的滋味。那个快乐的少年应该是医院职工的家属，他大摇大摆地从摆有棺材的临时停尸间前走过，把蛋筒舔得咂吧响。
死者被城市驱赶。父亲未能在他盖了几百万平方米建筑的城市里找到三尺之地。我把他带回他出生的地方。那是一个因为父亲摆脱贫瘠的村庄，有着方圆五十里惟一一条两车道的通往县城的水泥马路。村人并未因此而感谢父亲。上年纪的老者拍打着黑布衣裳上的水珠，坐在月牙状的门槛上，用长长的烟竿敲打地面上的卵石，拖长声调说，这是报应呀。雨丝绵绵，杂草淹没我的脚踝。我扶着灵柩茫然无语。山上没有林木。许多山仅仅覆盖了一层薄薄的杂生灌木。记忆中曾经遮蔽天穹的鸟群都不见了。一只色彩斑斓的叫不出名字的鸟儿在苍白色的天空中孤单地翻着跟斗，翅膀好像一小团灸烤着我的灵魂的火焰。被雨水洗刷后的暴露出大块嶙峋石头的山体刺疼了我的眼球。我闭上眼睑，听见父亲在棺木里的喘息声。他一定感到了不舒服，骨头在咔嚓响。棺木太轻，是杉木做的，榫结之间并不严实合缝，蚂蚁能轻易地爬进去。也许，它们会把父亲一向自许为逻辑严密的大脑当成美味佳肴。杉木上的油漆尚未干透，上面有抬棺人留下的乱七八糟的掌印。它被放入父亲的父亲——我从未谋面的祖父坟边临时掘出的泥坑里。掘墓人就像往里面扔进一块石头。泥土在上面堆起馒头包。一些孩子在远处的山岗上跳跃奔跑。身影模糊成雾。我在雨中吐出一口气，接过抬棺人递来的公鸡，拧断它的脖子，把血洒入湿润的泥土里，再烧着一叠纸钱。我对父亲说，愿上帝保佑你。
我对抬棺人说，这是给你们的工钱，每人五十块，一共二百块。
他们走了。夜被漆过了。我对着地底下的父亲，对着泥土里的菌子、蚁虫以及地面上的蕨草、苔藓喃喃低语。风自深邃昏暗处吹来。我的骨头挣脱了肉体，在蓝汪汪的月光下跑，骨架上布满细细密密的疑问，比如父亲的真正死因。但我并不打算去解开它们，那是一个只应该存在于西方古寓言里的“戈尔迪乌姆之结。”我不是亚历山大，手里没有剑。我也不可能在这片九百六十万平方公里的土地上找到一把勇武之剑。所有的剑早已变成锈迹斑斑的铁。我的怀里只有一块劳力士金表，它曾经被父亲戴在手腕上，现在贴紧我的心脏，并以某种节奏跳动。这是不可更改的节奏。感谢把表给我的小护士。摘下口罩后，她的眉是山峰聚，她的眼是水波痕。眉眼清澄的她真美。
我在父亲的坟边打起盹。骨头已经跑得筋疲力尽。风落下来，盖在上面。冰做的，不可见的寒意从月光里掉下来，掉进骨头里，重量极轻，似乎是一只只毛毛虫在嚼着树叶。骨头缓缓裂开。在这万籁寂静的时刻，我听见父亲在泥土里放声歌唱，声音平直低哑，嘎——
我的眼泪夺眶而出。
4
我去了北京。我不知道前面有什么在等着我，也许是一只兽，一只身上披满各种词语的闪闪发光的兽。我在许多本书上看到过它的样子。
时值仲秋，天上跑着几只秋老虎。车子摇摇晃晃，像小时候骑的木马。车速很慢。路很难走，正在大修。这是一趟开往省城的中巴车。我将在那里转搭去北京的火车。未被清洗的车体很脏糊满秽物。车厢里有异常难闻的气味。旅客并不多，多半睡着了，表情凝固。汗水粘粘地渗出他们的脸，让光与影发生微妙的扭曲，乍眼望去，就像在看一尊尊正在溶化的蜡像。我打开行囊，找出一瓶矿泉水，喝了几口。身体因为水的滋润，从梦里挣扎出来，轻飘飘的，有点恶心。车窗的搭扣坏了，几根铁丝把玻璃固定在金属上。上面有一方口香糖，被阳光晒白了，生出细小的裂纹。天上有很多云，重量让人捉摸不透，一会儿下坠，一会儿上旋。风在拨弄它们，把三角形的拨成椭圆形的再拨成长方形的又拨成矩形的。云朵下面是山。山坳处有几户人家。正是午时，烟囱里冒出奶白色的烟雾。它们沿着山坡的坡度奔向云朵，如恋爱中的少女奔向情人，步履轻快，眉间羞涩，手里还拿着几片在阳光里亮闪闪的树叶。
我把矿泉水倒入后衣领。天太热了。这要热死人的。
热寂。对的，就是这个词，这个热力学第二定律的宇宙学推论。一个眉眼初铰的妇人嘴角垂下一丝晶亮的口涎。口涎滴入她敞开的衣襟，那里有两团若隐若现的温腻。口涎与乳房之间存在一个温差，热将在它们之间传递，使温差趋于消失。这个过程中必然出现一种不可逆转的耗散，即熵在增加。车子突然停下。妇人醒了，揉揉惺松的眼，瞟了眼窗外的阳光，像是自言自语，到哪了？妇人发觉嘴角的口涎，忙伸手抹去了它，脸颊映出晕红。
梨花岗。妈的。
精瘦的司机跳下驾驶室，蹿到路边的沟渠边，拿着一个空雪碧瓶，灌满水，再回到车内，支起车盖，骂骂咧咧地把水往发动机上浇。水雾腾起。无数水分子以各种各样的速度朝着各个方面做着混沌无序的运动，也让我汗流狭背。妇人扯好滑落的衣襟，闭目不言。一个浓眉大眼的小伙子用一种不无猥亵的语气对司机说道，梨花岗的女人俏啊，水汪汪的。
司机哼了声，俏什么俏？都上南边卖逼去了。
满车人都笑起来，似乎梨花岗的女人卖逼是一件非常幽默的事。这可能与去年发生的事有关。一位梨花女人在卖身寄钱回家赡养瘫痪的丈夫与念书的孩子时，每天还不忘折一只千纸鹤，写一封情书来抒发对亲人的爱。后来，女人被一名赖账的嫖客掐死了。她留在出租屋里的九百九十九只千纸鹤与三本厚厚的日记被以煽情窥私为已任的记者公诸于世，大肆报道，还派来小车采访那位可怜的丈夫，问他有什么感想，是否清楚妻子是靠卖淫养活他。从那以后，人们说起梨花岗的女人们，就会想起 “卖淫女”三字，想起那些梨形的腰臀。我也不能例外。我甚至感觉到了裤裆里那种缓慢的勃起。
可耻的人。
我给自己一个嘴巴，下车，伸了一个懒腰。一只红色的蜻蜓，像一点口红，点缀在路边灌木的叶子上。它的重量让这片叶子有了轻盈的舞姿。叶子与叶子重重叠叠。光线从这张叶子飘向另一张叶子。光是始，暗是终，蜻蜓存在于互相渗透的光与暗中。一只背壳上有着黑白图案的甲虫在蜻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