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欲念（17）。剥离了乡愁的时空关系，我们发现乡愁赤裸裸地系于想象力上。
在此我们或许注意到李永平小说中的一个潜在悖论。由于是“山在虚无缥缈间”，他或许不及莫言或宋泽莱那样有资格去再现他故乡的真实情貌；但同时他获得了意外的、随心所欲的寻根的自由，为“想象的乡愁”注入生命。似乎是映照了他的个人的华侨背景，李永平的吉陵没有本体（ontology）；在小说开头，镇子已经衰败，且或许一直就是如此。吉陵的存在纯是“千言万语”的文字游戏，这便否定了故乡必须植根于历史和现实之中的必要性。如果吉陵存在于道德和政治范围之外，那么如大多数批评家那样讨论它的道德堕落其实是无关紧要的。相对的，我们的历史和现实关怀应该落在何以李永平“抽空”他小说的道德和政治的动机上。
因此，我认为《吉陵春秋》是一九八〇年代的一部重要的乡土小说。它的重要性不在于它再现了我们熟悉的道德景象，而在于它体现了文学的绝妙表演（tour de force），展现了一个作家在掌握了游戏规则后能有何作为。多年以前鲁迅曾以鲁镇投射出一个传统中国社会道德堕落的渊薮，在李永平的吉陵镇，我们却发现一个颓废的乌托邦，不指向作家对外部世界的道德反省，而是指向他个人的审美趣味的延伸。既然李永平有意从乡愁传统中自我放逐和放纵，他的无家可归——文学的家乡，地理的家乡——之感也许不必再是他的原罪，而毋宁是他重启“想象的乡愁”的优势。
因此，李永平的《吉陵春秋》使我们重又回到讨论的起点，沈从文。虽然沈从文以一个中规中矩的写实作家形象传世，但我以为他早撒下激进的种子，有待莫言、宋泽莱和李永平这一代作家的成果来见证。这些作家在沈从文罢手处再出发，教给我们乡愁不仅是对于往昔的渴望。他们延续了中国现代小说史中乡愁的谱系。宋泽莱在失落的乡土和失落的乡土写作模式间踟蹰徘徊；莫言透过民族传奇的记忆和瑰丽的乡野奇观，对时间和历史的建构和虚构提出质疑；而李永平的故乡则完全脱胎于文本世界，揭示了乡愁的想象本质。他们探究曾为沈从文所记忆、而如今久已被忘怀的文学场域，又一次开放了写实叙事的无限可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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