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牛天赐的人格特质代表老舍笔下小丑行列的另一种类型。他的头其大无比，脑后平如木板，一双小眼，手脚瘦骨嶙峋，似乎天生就是喜剧受害者的长相。他在家在学校吃尽苦头，却赢来嘲笑而不是同情。读者的一边是一个在家庭、学校和社会的手中默默受苦的脆弱少年主人公，另一边是成熟的叙事者，好整以暇地处理滑稽可笑的场面。我们为牛天赐这样的人物难过，但是也很想看看他的命运究竟能糟到什么样的地步。结果是，牛天赐卑弱可怜的面貌使我们一不留神就忽略了他可能带来的威胁。老张那样的恶棍以淫邪的嘴脸与喧闹的行为来冒犯我们，但像牛天赐这样的喜剧受害者却以他身体无辜地被摆布、被扭曲变形，嘲弄了我们的判断力。他的受苦成了我们的好戏，搅扰了我们的感知能力，打散了规矩方圆的标准。
牛天赐的养母在家操纵他的生命，老师则在学校拿他当武器彼此攻击。最后，牛天赐被驱逐出校，成了牺牲品。然而天赐的被开除不是他教育的结束，而是开始。他随着城里的时尚，参加了五四以后的学生运动，提倡社会革命，另外又加入保皇遗老组成的“云社”当中。有时候他以现代象征诗人的形象出现，无病呻吟；有时候他又身着长袍马褂，口出陈腔滥调。直到牛天赐痛失父母与产业，因而受到亲朋的白眼相向之后，他的人生训练才算真正完成。最后一击来自亲族对牛天赐继承家业的身份的质疑。这时牛天赐才觉得自己学到了最重要的一课：“钱是一切，这整个的文化都站在它的上面……全是买卖人，全是投机，全是互相敷衍，欺弄，诈骗。”（72）
瞒哄与欺骗贯串《牛天赐传》，几乎所有的人物都像参加化装舞会般的装模作样。牛天赐是孤儿，他的身世模糊，存在的价值等于零。“像块浮云，没根儿。”（73）他运气好才被收养，被牛家“当作”中产阶级的孩子养大。自己不育的牛家夫妇正经八百地扮演着父亲母亲，靠着人云亦云的育儿术养孩子。整个社会都进行着张冠李戴，似是而非的谐拟（mimicry）。牛天赐不断被迫扮演各种角色，他的教育就是整体知识虚无的明证。牛天赐的第一个良师王先生原来是个账房，他对教导牛天赐没什么兴趣，倒是对经营他父亲的当铺比较热心。连云社里的风雅诗人也都是骗子。“他们提拔天赐，因为他好玩，而且知道他有钱。……他们不提‘钱’这个字，可是关于钱的消息比谁也灵通。”（74）
欺瞒与装扮的主题之上，则是书中“现实再现”系统的合法性问题。小说中的隐形威胁是牛天赐神秘的出身。他从哪儿来，怎么变成牛家的养子，一直是同学、朋友，以及“亲戚”间热烈讨论的话题。他是没有真正父母的儿子，一个没有立足“所指”（signified）的“能指”（signifier）。“私孩子”是别人在背后给他取的绰号。牛家夫妇不仅担心天赐是否长得像他们，还要担心他怎么才能光明正大成为家产的唯一继承人。牛家夫妇也各有一群贪得无厌的亲戚，老想把自己的孩子送给牛家当继承人；牛天赐的出现无疑让他们的发财梦破碎了。牛天赐本人固然是社会认同与分类系统中一个无法确定的问题，但故事一路发展，我们发现所有社会、政治活动看来都形迹可疑，意向不明。学校里，老师和校长为“真正”的现代教学法究竟为何争执不下，各路军阀的部队则为了证明自己的政治正统而厮杀得火热，连牛家的女佣都为了谁可以总管厨房而彼此虎视眈眈。所谓现实就在各种对“真理”/“真相”/“真实/”“真正”的争夺战中出现，就像个奇异大拼盘。
《牛天赐传》中，暂时能将“瞒哄”和“非法再现”这两个主题连接起来，并让社会持续运作的，非金钱莫属。在表面上互不相关的插曲的背后，有一个力量推动所有的人物崇拜金钱。对金钱的社会价值的关心也标示着牛天赐与阿Q世界观的差异。阿Q在旧世界生活、死去，吃人的道德礼教仍然统治这个世界；而牛天赐长大之后，只是把自己想象成金钱与交易的产物。他一开始被一个卖花生的发现，拿他和牛家换了二十块钱。对他父母及朋友而言，他也被物化成可以待价而沽之物。不过，他的社会“价码”是随着他的财产地位而升降浮动的，这也让他看到所有价值——符号、身份、信仰、金钱——形成一条随时互换的交易锁链。如果想在这交易与转换的关系中全身而退的话，就得全盘掌握造假的艺术，把虚伪的事物装点得价值非凡。而老舍如此检视金钱的象征功能，也呼应了茅盾在《子夜》中的立场。
根据老舍的煽情悲喜剧设计，牛天赐的困境是不会持续太久的。为了让这个年轻人脱离危机，我们的幽默大师又利用“机器神”的安排，让天赐的首任教师王老师出现解围。他多年前和牛家借了一大笔款子去做“生意”，现在已经变成一个以走私鸦片和日货成功致富的商人了。为了表达谢意，王安排送天赐去北京读书，因为大学学位等于是致富的快捷方式。但天赐不无忧虑：他根本没拿到高中文凭。不过他的良师拿钱买了一张文凭给他，问题也就迎刃而解了。
和老舍之前的小说相比，《牛天赐传》的叙事油滑轻松，似乎很少受现实的干扰。因此叙事者在述说牛天赐的各种努力时，更显得双倍的口是心非。他的口气在小说结尾变得如此含糊，简直令人无法决定是该为牛天赐的堕落叹息，还是该为他的启蒙欣慰。小说最大的反讽是，虽然看透了社会寡廉鲜耻的本质，牛天赐还是选择加入这个阵营，并且一如叙事者所承诺的，将来一定会成为一个成功人士。嬉笑与怒骂、维护与否认，老舍闹剧的暧昧感在这部小说里得到空前欢畅的表达。在这种喜气洋洋的暧昧中，我们也体察到此前老舍的犬儒主义从未如此尖锐明显过。而当老舍决定放弃这个闹剧策略后，他写下了《骆驼祥子》。
《骆驼祥子》：鬼气森森的闹剧？
《骆驼祥子》曾被誉为“中日战争以前最好的中国现代小说”（75），不但是老舍文学事业的巅峰，更是中国现代小说“露骨”写实主义的里程碑之作。小说记录北京城里一个诚实的年轻黄包车夫如何沉沦到社会弃儿的地步，不但对社会不公做出有力控诉，更对底层人民追求幸福的欲望与绝望深表同情。小说中有许多段落描写北京的风土人情，可说是老舍对自己家乡的又一次记录。与我们已经讨论过的几部小说相比，《骆驼祥子》代表了老舍写作风格策略的剧烈转变。在这里我们找不到小说人物列队狂欢，也看不着突梯滑稽的行动，有的却是人与环境的酷烈抗争，以及必然的失败。的确，老舍在小说中流露的悲观立场与近于宿命决定论的设计，使多数读者会同意刘绍铭教授等人的意见，由自然主义的角度来读这部小说（76）。
刘绍铭主张：“在祥子的个性里，找不出他的一败涂地是他个人的责任。……他的挫败只能以他活动的社会来解释，这个社会使他一切追求自力更生与诚实生活的努力都付诸东流。”（77）刘绍铭强调环境作为摧毁祥子的因素，提醒我们小说的自然主义面向。然而考虑到小说情节与行动中强烈的戏剧元素，以及老舍关于笑声与泪水的哲学，我认为小说必然还有一些别的面向，比控诉残酷的人生来得更为扣人心弦。
我建议不妨以另一种阅读法来读《骆驼祥子》，即观照其中的煽情悲喜剧与闹剧的暗流。已经有太多学者谈到这部小说对社会底层的人道关怀以及自然主义式的描绘，但却少有人论及其形式上的结构，更绝少有人提出此书与老舍喜剧作品的关联。如前所述，老舍看来最可笑的写作其实一直隐含着对人生情境最阴郁的看法；而《骆驼祥子》是否也可能潜存一种眼泪与哄笑的辩证？会不会在老舍最自然主义的笔触下，仍然有一种“闹剧”的冲动存在——而这种冲动现在只能以最压抑的方式来表达？我提出《骆驼祥子》有一个煽情悲喜剧/闹剧向度，并无意推翻传统的诠释法；但我以为这部小说的丰富魅力，来自老舍与众不同的写实主义想象。
《骆驼祥子》书影1
《骆驼祥子》书影2
《骆驼祥子》书影3
祥子一步一步的沉沦反映了传统喜剧的规则：即一种鲜活的事物为某种机械律动所操纵（78）。这部小说基本上写的是一个人力车夫和他的车的“恋爱”故事。祥子是个在北京贫民区长大的孤儿，他诚实无欺，野心实在不大——就是拥有一辆黄包车，而且他的能力也足以完成这个目标。祥子卖力工作以求梦想实现；和他的同辈不同的是，他自尊自重，不肯沾染像抽鸦片逛窑子等恶习。祥子的卑微愿望一点不过分，不过他表达愿望的方式毋宁说是非常浪漫的。当祥子得到第一辆黄包车后，他拉着它的样子像在和女人做爱似的：
那辆车也真是可爱，拉过了半年来的，仿佛处处都有了知觉与感情，祥子的一扭腰、一蹲腿，或一直脊背，它都就马上应合着，给祥子以最顺心的帮助，他与它之间没有一点隔膜别扭的地方。赶到遇上地平人少的地方，祥子可以用一只手拢着把，微微轻响的皮轮像阵利索的小风似的催着他跑，飞快而平稳。拉到了地点，祥子的衣裤都拧得出汗来，哗哗的，像刚从水盆里捞出来的。他感到疲乏，可是很痛快的，值得骄傲的……（79）
我们完全可以理解祥子爱黄包车像爱女人的心理，不过这种关系不免有些可笑的成分。我们甚至可以说祥子的浪漫姿态中已经显露标准的戏剧招式：身份错认。人力车是祥子的初恋。没有一个女人，即便是小说后半部他的知己小福子，也不能取代车对祥子的分量。祥子后来买了一辆二手车，被他那些不怀好意的同辈戏称为“小寡妇”，这半是因为这车通体黑白二色，像办丧事，半是因为它等于是“再嫁”给祥子。
有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