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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信赖，写实的声音都提供各种切入点，将作者/读者的主观与描写下的客观世界联系起来，并且要求被听见。
《呐喊》书影1
《呐喊》书影2
鲁迅对声音功效的迷恋可由他短篇小说集的书名——《呐喊》——一见端倪。《狂人日记》可以读成一个要大声说真话的狂人陷身于一个充耳不闻的社会中所面临的困境。当说话者与听者之间的障碍变得无法跨越后，狂人的（也是鲁迅的）声音只有转而向内，以日记的形式出现。外界的现实使狂人噤声哑口，只能喃喃自语。但是这便是问题所在——早知如此，何必当初？更深一层的问题是，作者又何必要写一个关于话语有去无回的故事呢？这里鲁迅的问题与其说是德里达（Derridian）式声音/书写的二律悖反问题，倒不如说是他对有意义的对话是否能够成立，深深感到一种道德焦虑。故事结尾，沉默降临，再次点出狂人（与鲁迅）面对言语时的两难困境。一旦狂人的呼喊沉静下来，他所代表的主观真实也随之声销迹匿。
我们也应当注意位于故事边缘的那个第一人称叙事者，他的声音往往被读者忽视。这个叙事者的位置十分暧昧，他或者是清醒自信的社会大众的代言人，或者是狂人呓语的被动传述者，又或者是扩大狂人呼喊的帮手。不论他的角色为何，他都以否定的方式召唤我们对狂人日记的注意。尤其当狂人的声音被框架部分叙事者的声音所掩盖吸收时，一个有若腹语者的文本便随即出现，一方面促生、一方面又压抑它的潜文本。我们是透过叙事者的声音才听到狂人说话的，我们必须接受叙事者的评语才得以进入狂人的世界。故事最迷人之处，并不在我们习以为常的简易二分法，而在叙事者与狂人的声音之间令人迷惑的对话回声。
第三，《狂人日记》描写的主题是疯狂，而这个主题又引领我们进入了鲁迅处理现实的心理与喻象层面。众所周知，鲁迅特别关心与疾病和死亡相关的题目，他的《药》、《孤独者》、《父亲的病》等作品都表现出他与众不同的取向。然而，他更关心的其实是另一种病——道德的病、意识的病。如《呐喊》所述，鲁迅弃医从文，正是为了全力治疗中国人精神上的病。
鲁迅所描写的疯狂，并不只是心理、行为上的失调，更是一个心灵在试图了解现实与理性时，所产生的一种偏颇的反应。《狂人日记》给我们的第一个教训，就是狂人并不狂，反倒是那些迫害他的人才表现出错置现实的病症。这当然与中国传统名士的“狂”相互辉映。以拉冈（Jacques Lacan）的术语来说，狂人的呓语揭露了正常世界中象征锁链的断裂，并且把我们推回想象失落的压抑境界。疯狂仍是观察及谈论世界的一种方式，只是这个方式被视为混乱的未知，而遭到噤声、排除、监制。由此看来，《狂人日记》可以视作一则人们如何以叙事来定义及/或否决理性与现实的寓言。
因此，《狂人日记》所描述的狂症，像是妄想症、分裂症、幽闭恐惧症等都不只是心理方面的症状，故事中的医学问题其实需要隐喻式的解决。如果说狂人可比为摩罗诗人或尼采式超人的话（12），那么他的病就可视作一种借喻，戏剧化地呈现一个不肯随波逐流的作家对真实的洞察，以及他使尽全力维持叙事及理性化的尝试。
然而，如果鲁迅将疯狂隐含的暗喻，要求解放被压抑的真实/真理，他无疑也打开了一个潘多拉的盒子。如果狂人的呓语指向一种隐喻式的言谈，那么这个呓语也必须不断引申出寓言化的、甚至约定俗成的解读与再解读。正如故事的框架所指出，一个社会正是通过对疯狂的断定及排斥，才有可能将客体与主体、意识与无意识、真实与非真实区分开来。与此相对，故事的中心部分则在疯狂与理性之间、幻觉与现实之间回转盘旋。如果将鲁迅的叙事策略推到极致，我们得到的结论是：任何想在写实的论述中落实意义的努力，最多落得个事倍功半。我对这篇故事的解读与传统对这篇故事的看法相反。我认为鲁迅的批判立场之所以耐人寻味，正是因为狂人并没有比他所谴责的吃人礼教，来得更为理性。
第四，既然《狂人日记》并不止于临床诊断的疯狂，而是对疯狂的譬喻式读解，这篇故事就引领我们进入写实论述的意识形态与知识论的情境。的确，故事提供了一个场所，让各种所谓“真理”彼此竞争。近年许多研究（尤其是傅柯式的研究）已提出，疯狂与理性二者并非全无交集。疯狂既非神秘的黑暗世界，也非心理疾病的孤岛；它其实是一种医疗与知识空间，在其中各种不同的知识与理性系统，持续争夺真实与理性的发言权（13）。狂人与鲁迅都把日记的叙事当作一个诠释的过程，经过此一过程，真理才得以发觉，混乱终归重获秩序。正如狂人所说的：“凡事须得研究，才会明白。”（14）他的日记急切地要厘清所观察与接受到的事物，并建立新的知识系统。职此，故事的楔子部分不仅是一种现实语境，使狂人的日记可被理解，更是一个知识论的陈述，将理性与非理性、健康与疾病、真实与幻想区隔开来。
在鲁迅看来，此一定义“真实/真理”的诠释势必引起同化、迫害、自然合理化（naturalization）、审查等等政治手段的联想。这不仅见于弥漫全篇的隔离、迫害、心理改造、窒息的铁屋、幽闭恐惧症等意象，更表现在故事框架本身上。叙事中充满了检查、推测、控告、监禁、处死等例子，而狂人这样的境遇也为中国现代写作的命运做了绝佳的预言。
不过，在鲁迅对非真实与非理性的意识形态与知识论的排斥态度之下，却潜伏着他最暧昧的欲望——他拥抱他自己所指摘的、逾越他自己所认定的。夏济安（T。A。Hsia）曾指出，虽然鲁迅极力为理性世界划下新的疆界，但是他也同时为他所拒斥的鬼魅、魔障、死亡欲望——无论是非自然或超自然的黑暗力量——所蛊惑（15）。鲁迅对疯狂、幻想、梦魇等习俗的描写泄漏出政治无意识在最受严密监控之际，依旧蠢蠢欲动。我们尤须注意《狂人日记》中对天翻地覆的世界的狂欢式处理。当狂人将人与动物并列、将文化仪式与吃人盛宴画上等号的时候，他不但展露出政教体系的野蛮根源，更释放出欢庆混沌的挑衅力量。正像狂人的日记一般，鲁迅的故事一再回溯、一再铭刻那鬼魅般寓言的纠缠。
第五，作为讨论“真实”如何被书写的寓言，《狂人日记》指向支持“真实”论述的历史与本体论的假设。故事随着狂人对经典的阅读而推展，直到他领悟到历史不过是记录一场长期的、已机制化的吃人盛宴，家人、师长、学生、朋友等无一不在狼吞虎咽、割腥啖膻。狂人是个不随流俗的读者，他从看来无可置疑的文献中读出不可思议的微言大义，将超越时空的经典再一次的历史化，毁坏传统历史预设的本体论基础。狂人的日记让我们警觉，历史必须不断被重新阅读、重新检视。
反讽的是，在狂人理解了历史的无常后，却臣服于一个新的一统式的历史本体系统。这一点可由两个层面来看。我们往往感叹，狂人虽然发现了政教制度的权宜性和残酷性，但在神志恢复后，却转身又加入那惨怖阴森的吃人礼教行列。这样的读法可能就是鲁迅的初衷，但问题是：即使是在他最清醒（或最疯狂）的时刻，狂人不也是以他应该拒斥的方式在思想？他对中国历史文明一网打尽式的控诉，不也显出推理的偏激和偏颇？他发展出“礼教吃人”的新神话，用以解释上下四千年的中国历史，如此“一以贯之”的逻辑，其实竟意外贴近传统中国的（非）理性思维方式。
寓言虽能见证吃人的惨酷，却不能修补一统论（totalism）和极权论（totalitarianism）的荒谬。回顾现代历史，狂人的神话其实不断复制重生，也不断引出吃人的悲剧。狂人最后的呼声——“救救孩子！”——可以用最反讽、最野蛮的方式来理解。鲁迅仅仅怀疑了孩子们在吃人的中国历史上也可能是共犯，他的质疑却启发了他的追随者。此后，“孩子”以及应允给孩子的现实都成了政治寓言。
鲁迅的《狂人日记》因此示范了中国想象、实践现代性盘根错节的切入点。鲁迅所化身的写实作家既是摩罗诗人、也是知识分子革命者、洞见现实和未来的寓言家兼预言家、激进的历史家、意识形态信仰者兼批判者和狂人。每一个角色都指向不断变迁的现实成规中的某一层面。然而鲁迅最珍贵的遗产不仅在于他的多面性，而在于他毕竟无法扮演这么多不同的角色。狂人的故事于是成了他自己——一个充满挫折的写实主义者——的故事。面对“真实”难以厘清的面貌，鲁迅现身说法，试图拉近意念与实践、文本与脉络、政治意识与无意识之间的距离，最后却事倍功半。
我们在百余年后回顾鲁迅当年对中国现代写实主义的探讨，其实不应仅仅着眼于大师如何形成影响深远的模拟、“模拟”论述。我们应该问的是，他的论述如何促生出写作与阅读中国现实的特殊历史情境，而后来的作家又如何企图闯出这一情境，并与之对话。鲁迅的忠诚追随者将他神格化，却忽略了鲁迅不断反省、自我质疑的榜样作用。只有少数作家，如茅盾、老舍及沈从文等，才模仿了其人，而非其文。
上述三位后继作家中，茅盾与鲁迅的联系最为明显。茅盾将鲁迅及其他五四作家首开风气的写实论述加以理论化，同时又和鲁迅发展出同志关系。二人情谊在左翼作家联盟时期达到巅峰（16）。茅盾的作品持续探索中国现代写实论述中两个最具挑战性的层面：政治与历史。他对当代政治事件的投入，以及他对中国共产主义的献身，使得写作本身更富历史与政治意义。
如果说文学形式并非仅止于语言与结构的游戏，那么我们理当注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