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② T。E。Lawrence，Seven Pillars of Wisdom （New York，1936），pp。 269—270。
③ 参阅本书第39和41页。
① 见希罗多德《历史》，商务印书馆，1960年版，第665页，“他们（阿拉伯人）全都骑着速度决不比马差的骆驼。”——译者
② Geography；Bk。XVI，ch。4，§§2＆26。
③ William R。 Brown，TheHorse of the Desert（New York，1929），pp。123以下。
① 见Zeitschrift der deutschen morgenl（ndischen Gesellschaft； xiv（1891）， p。361，1。13。
② The Manners and Customs of the Rwala Bedouins（New York，1928）， p。 368。参阅 Bertram Thomas的文章，见The Near East and India； Nov。1， 1928，p。518。
① 参阅 Carleton S。 Coon，Caravan：the Story of the Middle East（NewYork，1951），p。 61。
第三章 贝杜因人的生活
阿拉比亚的居民，为适应土地的双重性，分为两个主要的集团：游牧的贝杜因人和定居的人民。流动的居民与定居的居民，二者之间，通常没有明确的界线。中间还有半游牧的人和半定居的人。一度是贝杜因的某些城居的人民，有时会现出他们的游牧人的原形；也还有一些贝杜因人正处在变为城居人民的过程中。定居人民的血液，常因游牧人民的血统而获得更新的机会。
贝杜因人并不是无目的的、为漂泊而漂泊的吉普赛人②。贝杜因人的生活方式是人类生命适应沙漠环境的最好的方式。哪里有水草，他们就到那里去放牧牲畜，逐水草而居。游牧制度是内夫得地区的一种科学的生活方式，正如工业制度是底特律和曼彻斯特的一种科学的生活方式一样。
城居的人民和游牧的人民，他们彼此间的作用和反作用，是自我利益和自我保存的迫切动机所促成的。城居人民，得天独厚；游牧人民，以坚决的态度，向他们索取自己所缺乏的生活资料，或以暴力掠夺，或以和平方法，彼此交易。他或做强盗，或做商人，或身兼二职。沙漠里的强盗和海洋里的强盗，有许多特质是彼此相同的。
游牧人，作为一个类型来看，现在和过去完全一样，将来仍然是这样。他的文化模型，永远是一样的。变化、进步、发展，都不在他所愿意遵守的规律之列。他受不到外来的观念和风俗的影响，所以他的生活方式，仍然是他的祖先的生活方式——住在用羊毛或驼毛织成的“毛屋”里，用同样的方法，在同一牧地上放牧绵羊和山羊。养羊、养驼、养马、狩猎和劫掠，构成他主要的职业。照他的想法，这些事才是男子汉值得干的职业，农业和各种工商业，是有损威严的。倘若脱离了那个环境，他就不是一个游牧人了。在肥沃的新月地区，有许多帝国灭亡了，又有许多帝国兴起来，荒凉的沙漠里的贝杜因人，却依然如故①。
贝杜因人、骆驼和枣椰，是沙漠中一切生物的三位一体的统治者；再加上沙子，就构成沙漠里的四大主角。
对沙漠的居民来说，沙漠不仅是一个可居住的地方，而且是他的神圣的传统的守护者，是他的纯粹的语言和血统的保卫者，是防范外界侵略的第一条防线。沙漠缺水，天气炎热，道路不明，食物缺乏，这四件事，在承平时期，都是游牧人的劲敌；在战争时期，却是他们的忠实的盟友。游牧的阿拉比亚人，不大屈服于外来的束缚，是不足为奇的。
贝杜因人体格上和心理上的结构，忠实地反映出沙漠地方的连续性及其单调和干燥。在解剖学上，他是一捆神经、骨骼和肌肉。由他的体格，可以窥见沙漠的硗瘠和荒凉。他日常的食物，是椰枣和面粥或炒面，再加凉水或奶。他的衣服是象食物一样缺乏的：一件长的衬衫（thawb），一条带子和一件宽舒而飘垂的上衣（‘abā’），这是我们在图画上看熟了的。头上蒙一块披巾（kūfiyah），用一条细绳（‘iqāl）给结稳了。裤子是不作兴穿的，鞋袜是希罕的。坚忍和耐劳，似乎是他的无上美德；他有这种美德，故能在生物希罕的环境里生存下去。消极是这种美德的坏处。他宁愿消极地忍受，不愿想法改变自己所处的景况，命运无论怎样恶劣，是无关紧要的。个人主义，是他的另一种明显的特性，这种特性是根深柢固的，因此，贝杜因人不能把自己提高到一个国际型的社会成员的地位，他只关心本部族的福利，要他关心各部族共同的福利，那是很困难的。纪律、秩序、权威，都不是沙漠生活中的崇拜对象。一个贝杜因人曾祈祷说：“主呀！求你怜悯我，怜悯穆罕默德，不要怜悯别的任何人。”①自易司马仪（以实玛利）的时代起，游牧的阿拉比亚人，是反对一切人的，一切人也都是反对他的。
劫掠（ghazw）本来是一种盗贼的行径，但是，沙漠生活的经济情况和社会情况，却已经把劫掠提升到一种民族风俗的地位了。这种风俗，是以贝杜因人畜牧社会的经济结构为基础的。在沙漠地方，好战心理是一种牢不可破的心理状态；劫掠是有数的几种表现丈夫气概的职业之一。基督教的部族，如台格利卜人，也公开地干这种事。伍麦叶王朝早期的诗人顾托密曾以四句诗说明这种生活的指导原则，大意是说：
我们以劫掠为职业，劫掠我们的敌人和邻居。
倘若无人可供我们劫掠，
我们就劫掠自己的兄弟②。
在沙特阿拉伯王国，劫掠现已成非法的行为了。
劫掠是一种民族游戏，除非在迫于不得已的情况之下，照例是应该不流一滴血的。在一定的限度之内，对于减少需要养活的人口的数目，劫掠虽有帮助，但实际上不能增加可用的物资的总量。一个弱小的部落，或边境上的定居地，可以用现在所谓的礼物（khū…wah）向强大的部落换取保护。劫掠的观念和术语，已由阿拉比亚人运用到伊斯兰教徒的征伐上。
但款待的原则，多少可以减轻劫掠的罪恶。贝杜因人，作为敌人，虽然非常可怕，但在他的友谊的规则范围以内，他也是一个忠贞而大方的朋友。在伊斯兰教之前的诗人，即那个时代的新闻记者，他们对于歌颂款待（diyāfah），是乐而忘倦的。招待、热忱（ham…āsah）和丈夫气概（murū’ah）①，被认为是这个民族的高贵的美德。争夺水草的剧烈竞争，是一切争端的主要起因的核心，这件事使沙漠里的人民分裂成许多互相残杀的部族；但他们对于自然界的顽固和凶恶，都感觉到束手无策，这种共同的感觉，使他们觉得需要一种神圣的义务，那就是对于客人的款待。在一个找不到客店或旅馆的地方，对于一个客人拒绝招待，或接待以后加以损害，这不但有伤风化，玷污门楣，而且是违抗真主——真实的保护者——的罪行。
闪族宗教的雏形，是在绿洲里发展起来的，不是在沙漠里发展起来的，这种雏形宗教，以石头和源泉为中心，那是伊斯兰教的玄石和渗渗泉，以及《旧约》中的伯特利的先河②。贝杜因人对于宗教，确是漠不关心的。依《古兰经》的判断，“游牧的阿拉伯人，是更加不信的，是更加伪信的，是更不会认识真主所降示天使的法度的。”（9∶97）就在今天，他们对于先知，也不过口头上表示敬意而已①。
氏族组织是贝杜因人社会的基础。每个帐棚代表一个家庭；许多帐棚集结的地方，构成一个区域（hayy）；同区域的人员组成一个氏族（qawm）；几个有亲戚关系的氏族，结成一个部族（qabilah）。同一氏族的成员，互相承认是同一血统的，他们只服从一个领袖的权威（他们的领袖，以族长为合格），他们使用同一的口号。他们是谁的子孙，就在谁的名字前面加“贝努”（Banū）②的称号（贝努意思是子孙，例如贝努艾赛德，就是艾赛德的子孙）。有些氏族的名称是阴性的，这是古代母系制的遗迹。血缘关系，不管是虚构的，还是真实的，总是维系部族组织的重要因素。
帐棚和简陋的家具，是私人的财产；源泉、牧场和可耕地，却是本氏族公共的财产。
某氏族的成员，若杀害了本氏族的人，任何人都不保护他。他在逃亡的期间，变成不受法律保护的人（tarid）。他若杀害了外族的人，两氏族之间就要发生近亲复仇，本氏族的成员不管是谁，都可能必须为这件罪行付出生命的代价。
依照沙漠里原始的法律，血债是要用血来偿的；除了报仇，无论什么惩罚也不生效。最亲的人，被认为应负重要责任。一件仇杀案，可能继续四十年之久，贝努伯克尔与贝努台格利卜之间的白苏斯战争，就是最好的例证。史学家着重地指出：在伊斯兰教之前，阿拉伯各部族间的战争（ayyām al…‘Arab），都是以报仇为宗旨的，但那些战争，有许多一定是由于经济的原因而产生的。有时，苦主愿意接受罚金（diyah）。
一个贝杜因人可能遭遇的祸患，再没有什么比丧失部族关系更严重的了。在阿拉比亚地方，“外人”和“敌人”，是两个同义的名词，一个没有部族的人，就象封建时代在英国没有土地的人一样，实际上是无依无靠的。他的地位，相当于一个丧失公权者，是不受保护的人。
氏族关系，本来是一个出身的问题，但可以以个人的身份取得氏族关系；取得的方法，非常简单，只须与某氏族的人共餐，或者吸吮他的几滴血，就成为那个氏族的成员了。希罗多德叙述过古代立义子的仪式①。获得解放的奴隶，常认为与原主人的家族保持几分联系，对于自己是有利的，这样一来，他就变成同族兄弟（mawla）了。一个外人，可以寻求这样的一种亲戚关系，被称为受保护人（dakhil）。依同样的方法，整个的比较弱的氏族，可以自愿地取得某个强大氏族或部族的保护，而终于被它吸收。泰伊、盖特方、台格利卜等部族，就是北方阿拉比亚各部族的联盟，在历史上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