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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章 九州温州（上）皇城根下的“草根层”（3）
一个“京村”
说起北京的“浙江村”，名闻中国，名闻海外。
北京人人皆知，全国各地大名鼎鼎。
一般的百姓知道，中央高层也知道。
说它好话的众多，赞语不绝。
讲它坏话的也有，贬斥甚多。
它曾被“扫荡”。它又被“催生”。
它是京城一绝，也是京城一谜，还是京城一景。
浙江村之谜——曾令众多学者苦苦思索。
浙江村的报告——曾让不少记者呕心沥血。
其实，“浙江村”不是一个村，远不是一个村的范围所能包括。
“浙江村”也不是一个市场，远不是一个市场的含义所能概括。
北京“浙江村”的地理位置极佳，地处北京城中轴线的南端，紧靠前门商业区，主体是在丰台区南苑乡（或者说大红门办事处），北连南三环的木樨园，南至南四环的大红门桥，西至马家堡东路，东抵成寿寺。从天安门到那里，一直朝南即可，只有6公里的路程。
“浙江村”最早是由北京媒体叫出来的，意即那一带活跃着大批来京做生意的浙江人。说其为“村”，是指这些人都聚居在那里，比那一带的北京人还多。北京在“浙江村”之外，还有“新疆村”、“河南村”和“四川村”，意思也是一个样。名为“浙江村”，实应为“温州村”，因为“浙江村”的“村民”基本上都是温州人。不过“新疆村”是以清真饮食业为主，“河南村”是以废旧物品回收、拾荒及运输为主，“河北村”则以经销粮食土特产为主，只有“浙江村”是以生产、加工和经营为主。他们当年闯入北京时，因为大家都知道的原因，都说自己是浙江人，而不说自己是温州人，致使货真价实的“温州村”变成了“浙江村”。
北京“浙江村”的确切含义，应以一个民间自行开发的经济社区为宜，既是一片加工区，又是一片市场区，还是一片生活区，说“村”肯定不准确，只说市场也是以偏概全。说是“经济社区”，意义自明，不需再多作解释。讲“民间自行开发”，包含有两层意思，一是指民间自行开放，当地的北京老百姓自行向温州人开放；二是指民间自行投资，进京的温州人自行在那里投资创业。它的启动绝不是政府行为，而只是民间行为，到后来才由纯粹民间之为发展到也有政府之为。丰台区政府在一份上报北京市的文件中也写道：本地人1。4万，外来人口近10万，几乎均为浙江温州人。京城不知大红门南苑乡者有之，不知“浙江村”者几无。
“浙江村”的过去极为五彩斑斓，今天的“浙江村”一片兴旺一片繁荣。
温商越聚越多，温味越来越浓。
市场越办越多，规模越来越高。
企业越办越多，档次越来越高。
“浙江村”里的市场，绝大多数是温州人兴办的，或者温州人是经营的，也有少数是当地人兴办经营的。入场的经营户，则基本上是温州人。
市场个数，一种说法是20多个，一种说法是30多个。还有人作了一个初步统计，年交易额在1亿元以上的有19个。如京温服装市场、大红门服装城、新世纪服装城、龙湫商贸城、城南诚商贸大厦等等，都是闻名北京、中国北方以至全中国的‘大商城’。
最大的市场，服装以“京温”居首，摊位1762 个，2000年经营额超20 亿元，2001年又上升至30亿元。布料原以“京都”为最，2001年又出了个“众人众”，摊位超过“京都”，如今年经营额可以达到几十亿。
整个“浙江村”的经营额，谁也没有一个准确的数字。据新华网浙江频道的一篇报道说，“浙江村”已经注册的各类企业有3600多家，从业人员近10万人，年销售额达数百亿元。这个“数百亿元”，到底是二三百亿元，还是五六百亿元，或者七八百亿元，新华网的报道没讲。但既然“数百亿元”，那么二三百亿元应是起码有的，讲这个数字也是不会有问题的。其实，这也已经是一个天文般的数字，不仅比西部的一批地级市大得多，甚至比东部的一些县级市也大得多。
明天，中国要大变，北京要大变，“浙江村”也肯定要大变。市场会更美，产品会更美，“浙江村”里的温州人也会更美。
温州人在京的事业做不尽。温州人在京的故事说不完。
第五章 九州温州（上）上海滩的当代传奇（1）
上海是个“海”——中国最大的商海。浩浩荡荡，无边无际。
也许是百年的一条水路，温州与上海结下了特别的情缘。改革开放，上海在媒体上首先公开宣传“温州模式”，令温州人感到特别亲切，也特别亲近。邓小平的南巡谈话，浦东大开发的号角，更是激荡着温州人创业的心。
逐鹿中国，必先抢滩上海。这座矗立在长江入海口的东方大都市，随着浦东新区的开发和开放，已无可争议地成为中国经济发展的火车头，在综合竞争力方面已接近亚洲最发达的城市，再过几年完全可能和东京、香港并列为亚洲三强城市。ABEC会议在上海的召开，2010年世博会的落户，更加扩大了上海在全世界的影响，增强了上海作为国际大都市的地位。全球500强企业，如今大多数已在上海设立了分支机构。跨国公司亚太总部设在上海的比例，将远居中国各城市之首。二十万温州人，也乘势而上，大踏步进军大上海，大手臂拥抱大上海。
一百六十万温州外出经商大军，八分之一把脚步留在了上海。
知名的温州十大民营集团，个个都在上海征地办厂。
善办实业的在温州人，在沪创办的成型企业超过5000家。
中国第一大都市的GDP，温州人创造的不下5个千分点。
上海人敞开胸怀，聚川为海。
温州人溯潮而上，激荡申江。
解读难懂的天书
温州人最早闯上海的，白手起家的，杨介生算上一个。
杨介生现为上海锦丽斯集团总裁。1980年夏天，杨介生带着300元钱，来到上海滩。
他当时的身份是苍南一个乡镇标牌厂的业务员。在此以前，他只是在电影、照片上领略过这座城市的风采。
杨介生曾这样回忆他“登陆”上海滩的第一夜——
在上海的第一个晚上，我是在闸北区一个地下室旅馆里度过的，这一个夏夜也许是我一生中睡得最不好的一宵。因为，从来没有一个城市像上海一样给我这么强烈的刺激：这不仅是因为林立的高楼和繁华的街市给我以巨大的想象力，这座城市特有的文化魅力和上海人特有的素质，更给我一种震憾。这一夜，我就暗暗下了决心：上海是一个广阔天地，在这里是可以大有作为的。
有人曾这样描写他在上海令人难忘的第一个夏天——
“在地下室旅馆昏暗的灯光下，他将300元钱制订了一个计划：每天房租1。40元，生活费1。50元，车费0。20元，大约能在上海生存两个半月。
“既然人生漂泊已经开始，那么寻求彼岸就已经注定。第二天早晨，杨介生开始了上海寻梦。钻出地下室旅馆，对着远处的摩天大楼，杨介生默默地念着他的人生格言：‘如果你认为能做，你就做得到，如果你认为你不能，你就做不到了。’
“每天早晨，他在听了电台的上海新闻后，就挤到街头的阅报栏，细细地读一遍当天的《解放日报》、《文汇报》。——‘要得到上海人的认同，你必须接近上海文化。’杨介生是这样认为的。
“接着，挤上沙丁鱼般的公交车厢，从最北的闸北到城南的龙华，从沪东工业区到沪西文化区，根据上海企业名录，一家家地跑。——‘我不能像一般温州购销员一样，进门发一圈香烟，然后乞求般地讨好上海人。我每到一个单位，先不说标牌印刷业务，只聊上海当天新闻，再说家乡温州趣事。这样，我不仅能接到加工订单，更重要的是交上上海朋友。’
“晚上，回到地下室，他又像当代课教师时一样，执笔伏案，把当天的经历和感想记下来，并拟出第二天的行程，然后找一个地方去看上海电视新闻。——‘对外地人来说，大上海，就像一本天书，很难读懂。而很少有人知道，亲近上海文化是解读这部天书的捷径。’杨介生说。
“‘苍天不负有心人’，一个半月以后，杨介生不仅为标牌印刷厂觅到了足够开工一年的订单，还交上了几十位上海朋友，他很快地结束了陌生处境中的漂泊生涯。因为已经有上海人邀他去家里做客。当时，对于素来把上海以外的人都称为‘乡下人’的上海人来说，杨介生是荣幸的。每次，他都会用上海话彬彬有礼地回答：‘谢谢侬’。”
24年前，1979年，他是一名代课教师，带着一群乡村孩子；24年后，他是上海交大等名牌大学的客座教授，门下有形形色色的企业精英、高校学子。
23年前，1980年，他刚20岁，仅带着300元钱只身去上海；24年后，他拥有10家公司的全部或大部分股份，经营资产逾两亿元。
杨介生曾获“上海十大杰出青年”提名奖，被评为温州改革开放20年的“十大风云人物”。
2003年9月，他又当选为上海浙江商会副会长。
杨介生是上海温州人创业的一个缩影。
无论是温州永嘉桥头镇纽扣商、苍南金乡镇标牌商和乐清柳市镇低压电器商，他们最大的凭藉是对市场的敏感和执着。
他们勇闯上海滩的一大标志，就是敢于和善于在上海这个闻名的商业大都市，移植温州模式，创办一个又一个市场。
最早在上海办市场的，或者说兴办市场雏形的，是20世纪80年代后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