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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么这样一来，一心想在仕途上发展的人，就难免会千方百计地寻找与领导打交道的机会。而结果就可能造成这些人心思不在工作上，更不用说会放在为群众谋福利上，而只会放在〃跑官〃上。第二，要〃知〃〃贤与不贤〃，就需要两个起码的前提：一个是认识水平问题，即是否〃明〃的问题；如果领导本身是〃明〃者，就有可能选用好人才；如果领导本身不是〃明〃者，而是〃昏〃者，就不仅不可能选用好人才，反而有可能选用上庸才和坏人。另一个是选拔任用人才的立场问题，即是否〃贤〃的问题；如果领导本身是〃贤〃者，站在为公为民的立场上，就有可能选用好人才；如果领导本身不是〃贤〃者，而是〃不贤〃者甚至〃恶〃者，站在为私为已的立场上，就不仅不可能选用好人才，反而有可能选用上庸才和坏人。更可怕的是，这些选用与被选用的人就有可能结党营私，造成巨大的危害。第三，每一个领导都有自己的爱好、兴趣等，而〃物与类聚，人与群分〃，领导往往会喜欢与自己有着同样爱好、兴趣等的人，而这种〃喜欢〃会直接影响到对人的〃知〃与选用。这样一来，一心想在仕途上发展的人，就会不择手段地投其所好，以达到自己的目的。其结果是，会搞关系的人，善于投机取巧的人，会察颜观色的人，会吹牛拍马的人，善于钻营的人，都更有机会被领导选用。更不用说，一些腐败官员利用手上的权力进行卖官买官了。而公选作为一种〃制度〃选用人才的改革方式，用客观代替了主观，有力地克服了上述存在的一些问题。这种改革的方向是正确的，必须肯定、支持和推进。当然，任何改革方式都不可能十全十美，因此，制度选人也应当不拘一格，应当尝试多种方式选用人才；同时，公选在笔试和面试的具体方式和内容上，也要不断地探索和完善，特别要加强实践〃检验〃，加强客观性，减少主观性，减少〃身份〃特别是年龄等的限制，让更多更好的人都有一个公平竞争的机会。人才是国之宝，人才关系到国家的兴衰成败的大局，只有让千百万个出类拔萃的人才，真正找到他们能够充分发挥其才能的位置，我们的事业才能蒸蒸日上。
刚刚被新闻媒体采访完毕，我发现一个好像柳萍的女考生出来。走近一看，果然是她。柳萍这时也见到我了，她连忙上前来和我握手。她告诉我，她也从香港回来参加这次公选，竞选的职位是教育厅的副厅长。我问她，这两年到香港工作如何？她说，很好，很受锻炼。我们又就党校的一些人和事交谈了一番，然后道别各自回家。
一周后，笔试成绩出来了，我虽然分数不低，但在我所竞选的职位系列中，排名第十一。而入围者为前十位，我当然是〃名落孙山〃了。然而我却很高兴，因为能够让那些比我更优秀的人才，或者说更愿意从政的人才入选，是一件大好事。我有一种解脱之感，让人去做自己不愿意做的事并非幸事。世界上的位置多的是，但真正找到自己的位置才是最重要的也是最幸福的事。
又过了一个月左右，报纸上公开了最后被选用上的考生名单。在这份名单上，我看到柳萍被选用为教育厅副厅长。
信仰就象一朵昂首挺胸、洁白无瑕的百合。
克．罗塞蒂语。
《希望》
舌战〃群儒〃
我又一次前往东方明珠香港，这次到香港是来开〃生态伦理〃国际研讨会。
参加〃生态伦理〃国际研讨会的代表主要来自西欧各国和亚洲的一些国家和地区的代表。
研讨会一开始，争论就特别激烈。对于〃关爱自然、保护生态、实现人与自然的和谐发展和可持续发展的理念〃，与会者都表示支持和赞同。但是就生态伦理的基础理念〃价值〃问题却争议颇多。
西方学者认为，价值是先在的、自在的、内在的。用我们的话来说，也就是〃价值是第一性〃的。我表示了异议，我认为，这种认识是把事物的〃属性〃本身，误作为〃价值〃。事物的〃属性〃无疑是先在的、自在的、内在的，但就事物的〃属性〃本身而言，它不能生成〃价值〃；它只不过是为价值的生成提供了一个客观的基础。任何事物的〃属性〃，只能在与主体的需要关联中才能生成〃价值〃。也就是说，〃价值〃本身，既不是一个〃物质〃性的范畴，也不是一个〃精神〃性的范畴，而只能是一个〃关系〃性的范畴。
例如石头对人来说，不具有〃充饥〃的〃价值〃，而粮食却具有〃充饥〃的〃价值〃。这不是因为石头与粮食具有先在的、自在的、内在的是否能〃充饥〃的〃价值〃；而是由石头与粮食先在的、自在的、内在的〃属性〃，与人先在的、自在的、内在的属性及其需要，在发生一定的〃关系〃后才生成。
同时，也正因为价值〃客体〃（如石头或粮食等）先在的、自在的、内在的属性具有客观性，又因为价值主体（人）的需要具有主观性（因为人的需要是随着一定的时空而发生变化的，比如人在十分饥饿的情况下，粮食其〃充饥〃的〃价值〃大些；而在已经饭饱酒足之后，精神〃充饥〃的〃价值〃就小些，甚至会变得毫无价值，或负价值），因此，价值是一个主客观统一的〃关系〃性概念。
因此，我们考虑生态伦理问题时，自然是基础，但人的需要（长远的、全局的可持续发展）却是关键。没有离开〃人〃的伦理问题，即使在生态领域也是如此。离开了〃人〃去谈论生态伦理问题，既非现实，也不能实现。
在我与西方学者的争论过程中，由于我的英语口语水平不高，让我的一位在中国北京大学执教的老同学于烈担任翻译。然而他多次在辩论中打断我的话对我说，老伍，你不懂，别再争论了。
我根本不去理会这位自认为自己很〃懂〃的老同学，也对他这种极不礼貌的〃学术霸权〃行为不屑一顾。
会议代表大致分成两种意见，争论非常激烈。
在休会期间，我又碰到这位老同学。作为老同学，为他着想，我终于忍不住批评他说，我即使不懂，也有发言与学习的权利，可你有什么权利来阻止我的讨论？这一点咱们故且不论，可你在会上的发言，态度比牛还要牛，不知你有没有想过，你凭什么牛？你在会议上所说的哪一句话是你自己的话？你只不过是把老外的东西重复一遍而已，因而，你最多不过是一个不错的〃翻译〃，一个麦克风而已。当然，我不反对你去当一个〃翻译〃，一个麦克风，但我反对的是你那种以西方学术标准为标准的崇洋媚外与〃学术霸权〃的恶劣行为。
他听了我的批评，很不服气。正想与我争辩，但中休时间结束，会议又继续进行。他只好瞪了我一眼，怏怏不乐地走进了会场。
晚上，到香港参加会议的我的一些老同学和朋友，不约而同地来到我的房间。
开始，我们都互相关心地询问各自的发展近况，谈论最近学术理论界的一些动态，交流一些学术理论观点。后来，在北京师大任教的女同学肖帆非常关切地对我说，老伍，你在我们同学中也算是一个有才华的人，你留在党校太可惜了，还是早点到高校去吧。你瞧一瞧，在座的除了你之外，全部都已经是高校的博士生导师了。可你现在还只是一个硕士生导师，这太委屈你了。
在清华大学当博导的同行朋友冯师君这时也语重心长地接着对我说，老伍，肖帆的话可真代表了我们的心声。党校有什么好留恋的，不仅对你没好处，反而有害处。近朱者赤，近墨者黑。现在当官的，没有几个不腐败的，你整天与他们打交道，也难免不受他们的坏影响呀。
还没等我反应过来，一位在政法大学当教授的孔恒水也劝告我说，老伍，我们几位在北京的熟悉你的同仁们每每谈到你时，都为你感到惋惜。正如大家所说的，党校决非是一个搞学术理论研究的好地方。我们几个人中，虽然你是第一个评上教授的，但是现在我们个个都在学术理论界有头有脸；可你呢，只要一介绍你是党校的教授，就一点儿也不值钱了。说句不中听的话，你在党校付出了你的青春和血汗，可又有多少价值呢？腐败的官员越来越多，贪污受贿的数额越来越大，你们作为党校的教师，难道不负有一定的责任？
说到这个份上，我不能不说话了。
我说，各位的好意和好心我都心领了，非常感谢大家对我的关心。但是，你们的一些看法我不敢苟同。这里有几个问题。首先，是在党校工作价值大还是在高校工作价值大的问题。我认为，各有各的价值，这两种不同的价值既同样重要，也不能进行比较。至于我是当博导还是当硕导，是做高校教授还是做党校教授更有价值，虽然从世俗的看法来说，是有很大区别，但我觉得重要的不在虚名，而在于实实在在对社会的奉献。
其次，是对党校的科研成果与高校的科研成果的评价问题。我认为，从高校科研的整体水平上来说，党校不如高校。这一点儿也不奇怪。高校有着悠久的历史和文化积累，有着一支庞大的教研队伍，这对党校来说，是望尘莫及的。党校的正规化教育始于1983年，一方面，文化底蕴比较薄弱；但另一方面，20年来党校也发生了巨大的变化，一批批从高等院校毕业的硕士和博士充实到党校教育中，使党校的科研也不断走上新的台阶。当然，我们必须看到，高校侧重于基础理论研究，而党校则侧重于应用理论和对策研究。如果高校只用一种标准学术性标准（事实上也往往如此），来评价党校的科研成果，只能做出学术性不强，科研水平较低这种偏颇的结论。但如果用效用性标准来评价的话，就会得出不同的结论。
再有，是对党校及其学员的评价问题。党校在提高广大干部素质方面，做出了巨大的努力，也取得了不可低估的成绩。几乎可以这样说，今天的干部的成长，没有党校的教育培训是难以想象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