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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峰值〃理论近似的是〃光圈〃理论。这个理论的意思是，就像同一个菩萨，放在不同的寺庙当中，其头上的光圈大小是不一样的。寺庙越大，越有名，这个菩萨头上的光圈就越大，在世人的心目中，这个菩萨就越灵（实际情况并非如此），香火也就越兴旺；反之亦然。
可是，在改革开放的时代，情况则有所变化。南方是中国改革开放的先行点，是中国改革开放的前沿阵地，是中国全面改革开放的试验区。在这片最活跃最火热的土地上，开辟了新的起点，开拓了新的平台，开创了新的位置。
抓住时代的脉搏，把握时代的精神，就应当到最具时代性的地方去。
在任何一个时代中，社会发展的关键在于干部。
在共产党执政的中国，社会发展的关键在于党的干部，尤其是党的领导干部。
而党校，正是教育培训党的各级领导干部的基地。
到南方党校去，为党的干部教育培训事业贡献我的力量。这就是我的选择。
我们党的干部，应当是德才兼备的干部。因此，对他们进行政治伦理的教育培训就势在必行。
我打算重点研究政治伦理学。
临行前，我把我的这个想法求教于我的老师。
我的一个老师却当头给我泼了一盆冷水。他说，你是一个很有发展潜力的人，我们很希望你留在北京继续深造。但是，你的选择却犯了三个错误：第一，你不该出北京；第二，你不该到党校；第三，你更不该去研究政治伦理学。政治无道德，何来的伦理？！自古以来搞政治的从来都把伦理道德玩弄于股掌之中，翻手为云，覆手为雨。他们骨子里就把伦理道德当衣服，为的是不让自己的权术阴谋那么赤裸裸的暴露在光天化日之下让人生厌而已。
这位老师的好心劝告，我虽然没有全部接受，还是毅然决然地到了南方党校，但是，却对我去研究政治伦理学造成了巨大的影响。在很长的一段时间里，我完全放弃了对政治伦理学的研究，转向对婚姻家庭伦理和经济伦理的研究。
然而，随着改革开放的发展，面对政治领域中的种种消极腐败现象，我不能不去关注政治伦理了。随着我的研究不断深入，我在一些比较有影响的报刊杂志上发表了一些有关政治伦理和政治道德方面的论文，并在这个基础了，写作出版了《政治伦理学新论》，在整个学术界产生了一定的影响。
在这种背景下，我收到了赴韩国参加〃政治伦理国际研讨会〃的邀请函。
我乘飞机，从广州飞到北京，与北京的会议代表会合后，又一同飞到韩国首都汉城。
汉城位于朝鲜半岛中部，临汉江，地处一低山环绕的盆地内。人口1000多万，是世界上特大城市之一。面积包括市中心向外半径约15千米的区域，分旧城区与新城区两部分。旧城区像似中国古代城市建设规范〃左庙、右社、前朝、后市〃营造，街市呈方格状。旧市街为汉城中心。悠久的历史为汉城留下了丰富的古迹，历代皇朝在此修建了许多宫殿，故汉城被称之为〃皇宫之城〃。著名的皇宫有景福宫、德寿宫和昌德宫。南大门（崇礼门）与东大门是现仅存的旧城市，南大门被称作是汉城的象征。
我们的会议在汉城国家研究院举行，国家研究院座落在汉城城区边缘，这里山清水秀，景色怡人。院中的建筑都有点宫殿建筑的风格，古色古香。
会议的主题虽然是〃政治伦理〃问题，但其研讨的重点却是〃防止腐败〃问题。韩国〃防止腐败委员会〃副主任偕同两位具有博士学位的下属出席了这次研讨会。他们介绍了韩国的反防腐败的战略与措施，提出要在2010年，力争将韩国目前的〃廉洁度〃排名，从现在的40多位进入到前10位。虽然从20世纪70年代以来，在现代化建设进程中，韩国的腐败也相当严重，但是，反腐败的决心和力度也很大，不仅把几任总统及其亲属推上了审判台，也把一大批腐败高官与违法犯罪的大企业主送进了监狱。
与会者重点围绕着〃防止腐败〃问题，探讨了腐败产生的根源，造成的危害，以及应对的战略和措施。在关于腐败的产生的根源方面，中国代表与韩国代表分歧较大。中国代表主要着重于体制方面的根源分析，而韩国代表则主要着重于官员德性方面的根源分析。在腐败造成的危害上，大家意见比较一致。在战略和措施上，共同的认识是，应当在体制、教育、法制、高薪等诸方面形成一个反、防腐败的有机体系。但不同的认识是，中国代表比较强调体制和法制问题，韩国代表则比较强调教育和高薪问题。
在研讨会过程中，我想起了前一段在国内，中央有关部门来南方党校召开的一次小型座谈会。参加这次座谈会的共有四个学者，其他三人都是研究党建方面的学者，唯有我一个是搞哲学伦理学的学者。这次座谈的主要内容是，如何估量我们党的现状，以及产生问题的原因。其他三位党建专家都是从党建专业的角度去谈论这一问题的，我却从哲学伦理学的视角来谈论这个问题。
在谈到问题及其原因时，我谈了一个看法。我认为，从解放前到如今，党的干部大致经历了三代人。解放前参加革命的基本属于第一代人的范畴，而第一代人主要是理想主义者，他们为理想而奋斗终生。解放后五六十年代参加工作的基本上属于第二代人的范围，第二代人大多是理想主义和现实主义的结合体，而理想主义的成份更多一些。改革开放前几年与后来参加工作的，可算是第三代人，第三代人相当大的一部分是现实主义者。这三代人的最大区别，如果用一句话来概括比较的话，就是第一代人〃活着是为了革命，〃革命第一，工作第一，他人第一；自己是工具，革命是目的。第二代人〃活着既为了革命也是为了自己，〃虽然还是把革命、工作和他人放在第一位，但希望能够兼顾到自己；把自己既当作工具又当作目的。第三代人〃革命是为了活着，〃把自己放在第一位，把革命、工作和他人放在第二位，革命、工作、他人只是工具，自己才是目的。
我认为，这种概括虽然不够全面，但却反映了基本的情况。之所以造成第三代人这种状况的，根本上在于市场经济的决定性影响。市场经济的独立性、竞争性、逐利性，私有性使人们把工作作为一种谋生的手段。同样，人们去做国家公务员还是党委的干部，首先都是为了谋生。我们所作的党的宗旨的教育，都只是希望他们去超越这种狭隘的眼界。但这种超越对少数人可能，对大多数人却难成现实。因此，对大多数人来说，就存在着这样一种可能性，就会利用自己手中掌握的权力和资源，来为自己〃更好地活着〃服务。这样一来，防止腐败的措施就应当是体制、教育、法制和高薪，这四位一体化的系统工程。而我们现有的体制漏洞太大，教育被忽视，法制不健全，高薪无法实行，从而引发出大量的消极腐败现象。
根据以上的认识，在韩国的〃政治伦理〃国际研讨会上，我指出，在中国，防止腐败的难点是监督机制的不健全与不到位。虽然我们有不少的监督机构，但是其权力受到极大的制约，所以常常处在无能与低效的困境之中。权力只能用权力去制约，因此，我们的监督机构只能对一些〃虾兵蟹将〃和〃孤儿寡母〃型的权力者进行监督，而一旦触及到〃龙虎〃型的和〃家族〃型的权力者，除了中央直接干预外，就只能望洋兴叹。而防止腐败的重点则应当是第一把手。由于第一把手拥有最高和最大的权力，具有〃一言九鼎〃的性质，难以受到现有监督机构和监督机制的有效和有力的监督与制约，因而，第一把手是否腐败，在现有的条件下，关键在于自己的主观意志。而在市场经济条件下，第一把手几乎每时每刻都会受到〃糖衣炮弹〃的猛烈袭击，能不能长期经受得住这种〃糖衣炮弹〃的猛烈袭击，就成为了或然性。这或许就是当前中国腐败现象滋生蔓延的重要原因。
在韩国短短的一周期间，我对韩国人形成了四个初步的印象：第一，韩国人对中国人热情友好。我们一行，到了韩国，就受到韩国人的热情接待。第一餐（接风餐）是以韩国国会议长的名义接待的，最后一餐（送行餐）则是以韩国副总理的名义接待的。韩国的伦理学会会长及其会员，不停地向我们敬酒，虽然韩国白酒不太好喝，但是他们劝酒的热情却非常高，令人大有〃酒逢知己千杯少〃的感觉。
第二，韩国人的爱国主义精神十分强烈。韩国人对自己的国家和民族充满自豪感，非常爱惜自己国家和民族的声誉，如果赞扬他们的国家和民族，他们就会如同小孩见到糖果一样兴高采烈；如果对他们的国家和民族有所批评，就会如同见到豺狼虎豹一样剑拔弩张。特别是韩国人对他们的足球队的勇猛精进感到非常的自豪，把许多立下汗马功劳的足球队员的塑像陈列在国家体育馆外，将他们作为英雄一样崇拜。韩国人为了保护自己的民族工业的发展，提倡使用本国的产品，特别是汽车。如果有人用的是别国的汽车，就会受到人们的卑视，所以满街跑的几乎都是韩国自己制造的汽车。
第三，韩国人非常节俭。韩国已经是人均GDP8000美元的国家，与中国相比，已经比较富裕，但是他们在吃的方面特别节俭。不仅他们招待我们的白酒只相当于人民币6元钱（我在上街的时候，在商店里看到的价钱）一瓶，而且我们在会议期间吃的每一餐（接待餐除外），都是自助餐。而自助的菜式只有四五样，绝大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