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早在即位不久的大中元年正月，京畿大旱。皇上为此减膳食、出宫女，祷告上天，仍不见好转，于是想到赦免囚犯。便命宰相卢商与御史中丞封敖疏理京城系囚。但其时任大理卿的马植却上疏称：有些重犯，罪有应得，似不可一概宽囿。
天子得奏，也觉得有理，又命两省五品以上官员合议。讨论的结果，赞同马植意见的占了大多数，皇上就采用了这一措施，诏命一切皆按法规办理。这是宣宗倾向于法治的开端。
不能不说马植的话给了皇上重大的影响，他在奏章中所说的“诛罪戮奸，式合天意；雪冤决滞，方副圣心”、“若平日大赦尚且不免之人，今因疏理而原之，使贪吏无所惩畏，死者衔冤无告，恐非所以消旱灾致和气之道”之类的话，和皇上内心的想法本就有很多的契合之处，而马植的这一理论，更符合他所构建的政治策略，因而立即就予以接受。马植为此在后来也成为宰相，为宣宗所重用。
宣宗当然还有所发展。他自己就公开说过：“犯朕之法，虽我子弟亦不宥！”既把“法”有所限定，此“法”非他“法”，而是“朕之法”，又着重强调了“法”的铁板原则，操作起来，便就得心应手。
有一段时间主掌京兆府的是一位叫崔罕的人，此人治绩不怎么样，但做起事来却很浮躁。一次在路上遇到一位官员没有避让他的马头，崔罕心里大为生气，再一问，此人不过是一位小小的内园巡官，竟马上重责其人五十四杖，至于将人打死。皇上得讯震怒不已，立即宣谕，把崔罕贬去远州。
宰相们倒觉得处罚太过，齐诣皇上援救。宣宗心里有着细细的一本账，他对宰相们道：
“崔罕为京兆，抑强抚弱，是其职责。道不避马，杖之也不算为过，但问明为内园巡官再下手，就是明显的欺弱怕硬，一过也；人臣之刑，止行二十杖，此乃朕之法，他打到五十四杖，这是谁家之法？真是骇人听闻！”
宰相们听着这番话，方才晓得皇上执法无幽不察，又如何不心生畏惧！
当然，宣宗选择的原则是为自己服务的，刻于用法是为了政治的需要。皇上聪明就聪明在他从不幻想着以德行使天下治理，那是典型的远水救不了近火。皇上宁愿选择威严之后的宽仁，也不愿去做仁德之后狰狞尽露的蠢事。天下人确实也都有着一种莫名其妙的通病：十日被威，一日受德，无不感激流涕；而十日被德，一日受威，却不免交怨沸腾。天子懂得了这个道理，天下事就成功一大半了。
不过这第一步还只是小样。若要就此以为这位新一代天子也不过是如此而已，这种见识那就是比文、武二帝这两位乳臭小儿都不如了。宣宗十六宅中二十年的岁月，又岂是白白虚度的？
尽管皇上多才多艺不让先人，无论是射箭击或是制曲吹管，都能曲尽其妙，但皇上却不甚为意。甚至对于女色，天子也是淡然得很。皇上退朝之后，只做两件事，一是读书。为此天子下令，专门辟置了一间偏殿作为读书之处。有时皇上一进去就是一夜，到第二天早晨，内侍们看见的常常是烛灰遍地、书卷狼籍的情景。二是读书之余，便是召见翰林学士，与他们长谈不倦。
令宫侍感到迷惑的是，皇上召见学士时，全都摒退左右，不让任何人入侍。皇上还亲自整理读过的奏章，经常亲手焚毁其中的一些，然后再吩咐人拿去处理，这也是前朝所不曾有过的事。寝殿的楹柱上，御笔大书“乡贡进士”四字，此外还有许多人名，有时枢密使们偶尔看上一眼，发现其中有些是知名的朝官，有些则不名所以。
皇上的记忆力惊人。不谈别的，整个大明宫中，厕役、洒扫之仆少说也有百十来人，可皇上只要见过面，都能记住他们的名字。皇上若有指派之事，从来都不是吩咐一声了事，常常就是直接说：“叫某某人来”，无一差误。宦官宫婢都暗自心道：简直就是神了！
宫侍们最感到心惊肉跳的时刻，是天子升殿听朝之前的那一会。
皇上这时会突然沉下脸孔，变得面无表情，默默地朝着某个方向肃容片刻，然后更衣、盥手，调匀气息，再慢慢地走向大殿。此时此刻，天子没有发出任何的声响，但这静得让人无法呼吸的气氛，却犹如泰山压顶一般。
在走向金銮宝座的那一刻，皇上能感受到他的背后凝聚着不少疑惧的目光，但这不是他主要追求的。皇上心里清楚，他真正所需要的，是在马上要面对的朝廷百官的眼神里，也要看到这种如履薄冰、如临深渊般的恐惧。
宣宗有办法做到。
临朝之际，皇上的脸上已是一片熙容，接对群臣，往往犹如宾客。朝臣们当然很平静，因此，开始之时，都能奏事甚明，有些劝谏，也敢于上言。皇上在这个时候，总是非常专注地倾听着，有时还在默默地念叨，好像生怕自己会忘记似的。
有一次延英殿合议，事情处理得差不多的时候，皇上忽然笑道：“现在可以说些闲话了！”说着，自己先带头大谈宫中游宴的趣事，引得大家也情不自禁地说些坊里闲话。过了一会，宰相及翰林学士、枢密使们刚刚感到情绪轻松下来时，皇上又突然正色而道：
“卿辈好自为之。朕常恐卿等负朕，以使日后不复得见，再无今日之乐。”
这话说得让诸人猝不及防，人人都是陡然一颤。
皇上的态度变化率皆如此，让人无法揣度。没有暴怒，没有焦躁，甚至没有一丝一毫的严酷处罚，但朝中的中枢要员，却无时无刻不感到战战兢兢。特别是当朝宰相，这种感受尤其强烈。他们有时甚至自己都觉得莫名其妙：天子虽有些刻于用法，但也不失宽仁爱人之风，勤于政事、从善如流，怎么说也能算上英明俭德之君，己辈的忧惧又所从何来呢？
在大中时代初期前后为相的有白敏中、崔元式、崔琮，在大中二年（公元848年）二崔先后罢去，接着便是周墀和马植。其中敏中担任的时间较长，居相接近六年之久，而周、马二人，在位分别只是一年与两年。
敏中的秘诀就是无所建置，一切都惟天子是从，至多也是略作修饰而已。他在相时最大的举动就是清除了李德裕之辈，帮助皇上不遗余力地否定会昌政治，其他的实在无可足道。不过这种人，宣宗却很赞赏。
这倒不是皇上昏庸，宣宗要的就是这种事不关己的宰相。以宣宗的明察秋毫和事事躬亲，有敏中作摆设，那是再好不过了。所以敏中才有可能做了那么多年的宰辅，而其后来的罢相出镇，也就是因为他在开始的时候，对德裕之党处理过重，擅权独行，引起朝野不服的缘故。
周墀就是那位文宗曾经相与痛哭“受制家臣”的人，文宗时颇受重用，先后任翰林学士、中书舍人，武宗时出外任职，宣宗即位后，大中二年入朝为兵部侍郎兼判度支，五月份拜相。
本来周墀应该是能像白敏中一样多做几年宰相的，这是因为在入相之时，有一位极富韬略的人给了他一个忠告。
此人名韦澳，是元和时宰相韦贯之的儿子，是周墀的老部下。当周墀向他请教为相之道时，韦澳说了这样一句话：“但愿相公不要有权！”
这话当时让周墀着实吃了一惊，不过在韦澳的解释下立即就明白了，并还深为叹服。
韦澳的解释表面上是大道理，但实质就是要周墀尸位素餐，无功无过而已。这可算是摸到了宣宗的心里去了，韦澳有这样的见识，真是一个有心计之人，无怪乎在后来成为皇上的心腹。可惜的是周墀尽管接受了这一劝告，也循规蹈矩地坚持了一年，可在最后还是忍不住犯了冲动的毛病，既得罪了一些宦官，又忤逆了皇上，无奈被罢。
此后最主要的宰相就是令狐绹和魏谟。这两人在相时间都很长，正如前期的白敏中，他们与后期的宣宗之政也是密不可分的。
令狐绹是大中时代居位最久的宰相，自大中四年（公元851年）到大中十三年（公元859年），辅政几达十年。在圣明睿德的天子眼下，令狐绹能如此长久地安居其位，其中当然自有奥妙。
四
令狐绹能从湖州刺史的任上入朝，并在不久之后就入值禁署成为翰林学士，完全是沾了他的亡父令狐楚的光。宣宗追怀往事，特别重用元和公卿子弟，尤对令狐楚之子令狐绹眷顾深厚，这也是可以理解的。不过，令狐绹得以稳坐相位，却不仅仅是这个缘故。
他与皇上在很多事情上颇谈得来，这也是他十几年来潜心坟史、苦读经典的报偿。学问的力量是无穷的，它能让一个人彻底地改变自己，在心里产生一种真正的自信。学问来自于读书，善读书者，更能在字里行间找到处世的妙方，这一点，令狐绹与宣宗不谋而合。皇上得到的是如何御下，而令狐绹则学会了怎样曲线生存、怎样任凭风浪起，稳坐钓鱼台。
其实这里也没有什么天机，说白了就是一句话，即：永远不要对人说“不”，尤其是在天子面前。
令狐绹这个人本身性格就极为庸懦，他甚至没有刻意为之，就做得游刃有余。
皇上在大中三四年间，经常在夜里召见翰林学士秉烛长谈，其中就以令狐绹次数最多。皇上对他是十分满意的，原因就在于不费心思，便就能使他为自己任意驱役。
大中四年（公元850年）的整个一年中，除了党项、吐蕃依旧在边境为患外，帝国上下出奇的平静。十月二十六日这天的夜半时分，皇上又突然在大明宫的含春亭召见当值的翰林学士令狐绹。君臣在清风微露的秋夜里畅谈不已，直到烛炬燃尽，方才罢休。宣宗亲自送令狐绹下亭，并命内侍以“金莲炬”送之归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