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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有定论：为私利而勾结意趣相投者，称为“朋党”。
从来人们就讨厌朋党。道理何在？一是结党就必然营私；二是党派之间的是非争斗，自然也就影响到国家的安稳和君主的地位。本朝实行的三省分权和宰相政事堂合议制度，无不是从政治技术的角度出发，力图解决这个问题。可“制度”既是人定的，也就是人所能改变修正的。一旦“制度”在人们心中至高无上的地位有所动摇，什么可怕的事情都可能发生。古人有云：“亡史甚于亡国”。“史”是什么？“史”就代表一种理念，一种是非标准，甚至一整套既定的制度。国亡仍可复，史亡则不可寻。
也许，本朝自九世纪以来的种种现实，就既是亡国，又是亡“史”的过程。所谓“朋党之祸”就是证明。
宪宗皇帝就对朝问“朋党太甚”的现象十分忧虑，曾两次提出这个问题，第一次是在元和中期朝廷上下为是战是和争论不休的时候，由李绛回答了天子。第二次是元和后期李逢吉与裴度、李绛彼此冲突的当口，是裴度提出了自己的见解。穆宗也遇到过这个难题。其时是韦处厚明确指出，李逢吉之流实为“朋党”。而文宗更为此苦恼万分，这一次是李德裕先后对朋党的现实进行了分析。在这些论述中，他们异口同声地指出了一点，即：君子为同德，小人是朋党。也就是说，只要是君子，就断不会结党营私，“朋党”一词，是小人的专用品。
问题的实质是：到底怎么样才算是朋党？
李绛说朋党其实无迹可寻，乃是小人谮言君子的借口。若要强为之论，则君子固与君子合，小人固与小人合，这也就是所谓“朋党”。裴度认为，正邪自有区分，全靠人君鉴别。韦处厚则直指李逢吉树党结派。而李德裕更为文宗指出，朝廷当中三分之一的人是朋党。
被攻击者当然不愿退让，从李逢吉到李宗闵不仅都断然予以否认，而且反过来指责对方挟怨报复，造谣中伤。这个问题在当时就争论了几十年，始终不能得出一个清楚的结论，而在往往复复的争辩中，派系已经不知不觉地形成了。回到现实中来，我们还要弄清这样一个问题：为什么会造成如此的结果？
平心而论，李德裕、牛僧孺二人的道德品行都算不上有问题。但李宗闵则偏执主观，好挟私嫌，而且两派之中的其他人，也免不了良莠不齐、泥沙俱下、鱼目混珠。宗闵、僧孺这一边自不必多说，而经常与德裕站在一起的，有不少人也是私心过重，比如元稹、贾餗，甚至李绅，都在某些事情上有失公正。假如把问题看得简单一些，我们就可以得出这样一个结论：朝廷如此严重的派系斗争，完全是由个人恩怨而来的派性心理的结果。
但是，事情毕竟没有那么简单。
无论是说宗闵、僧孺私结朋党、派性太深也好，抑或是断定李德裕也难逃个人恩怨嫌疑也罢，假如仅仅是这两派党同伐异、彼此排挤，造成的波澜绝不会如此深远广阔。其实，任何时候、任何场合，囿于私见而打击异己，在政治上都是屡见不鲜的，但从来也没有哪次像他们这样牵涉到这么多人，延续了那么长的时间，起起复复那么多次。一句话，如果没有了第三者、第四者，任何一种对立就必然是无本之木，无源之水，只会相互转化、相互妥协，而断不会永远处在矛与盾的永恒是非中。
在宗闵、僧孺与德裕之外，尚有天子。
天子内心对这种事很头疼，但有时在客观上也能得到好处。早先，做得最好的就是宪宗。至高无上的天子有权选择什么是应该做的事，一旦决定以后，他就必须把重心全归结到这上面来。不管朝中有几派存在，谁符合他的想法，他就扶植哪一派。
举个例子来说，比如元和后期，对淮蔡能否取得胜利，是帝国对藩镇强硬政策成败的关键，而这时裴度、李逢吉两人的争讦也达到了高潮。宪宗赞成平定藩镇、扫平淮蔡，不能不倚仗裴度，于是在把裴度派往前线的同时，顺从裴度的请求罢免了反战的李逢吉、令狐楚。但到了淮蔡平定，河北三镇也相继归顺后，宪宗起用皇甫鎛却遭到了裴度的坚决反对，这时宪宗的心思已经从平藩转到了收集钱财方面了，显然，裴度的固执坚持已成了最大的阻碍，所以天子便斥责裴度“党见太深”而召回了令狐楚，还磨去了《平淮西碑》以安慰由于因裴度受重用而心生不满的一些人。宪宗此际所做的这一切，其实就是一种绝妙的牵制，尽管不是有意识的，但只要身处天子之位，也就决定了这是一种必然。
年轻的敬宗皇帝有一次做得更妙。
那是宝历元年（公元825年）李逢吉为相时，敬宗不满于他的无所作为。遂有心思召裴度为相。但皇上并没有马上就颠倒乾坤，而是悄悄地派人告诉远在山南东道的裴度：
“皇上已定下了召你回朝的时间，你可凭此行事。”
这个暗示再明确不过了，裴度自然心领神会，立即主动上表请求入朝。结果使李逢吉大为恐慌，情急之下，竟使出了下九流的手段，也就是编出了那段“绯衣小儿坦其腹”的东西来诽谤裴度，自己导致了失败。在这里，敬宗是胜利者，他的这种近乎于左右逢源的作法，真是神来之笔！
文宗在这上面花费的心思更多。
文宗当政期间最大的问题是宦官，而且他孜孜以求的是彻底解决这个问题。他先是放弃相互之间有成见的朝廷派系而依靠宋申锡，宋申锡失败后，他又把希望寄予李宗闵和牛僧孺，但结果仍让他极为失望。所以便转而启用李德裕，并且赞成他大刀阔斧地清除李宗闵与牛僧孺的党徒。文宗在反复多次后虽然放弃了依靠朝臣的努力，但在客观上还是严重加深了朝问的派系分野，使他们的私隙得以再一次扩大。
所以，没有了天子，也许就没有了李宗闵、牛僧孺、李德裕的故事。
可是，事情还是不能就此打住。
天子之外，还有宦官。
在这几十年里，宦官的力量早已不能忽视，从文宗开始，他们的权威和势力甚至超过了天子。如果说天子对派系斗争只是下意识地起了一种牵制作用的话，那么，宦官则完全是在有意识地操纵两派的进退，以达到符合自身利益的目的。
这不仅是可能的，而且就是活生生的现实。似乎已经不必解释，人们只要回忆一下文宗皇帝那一个无奈时期的种种现象，便立即会恍然大悟，只是心里不敢说出来而已。即使李宗闵、牛僧孺，抑或是李德裕本人，他们心里又何尝没有一本账！
现在的问题完全是出于好奇：两派与宦官这个第四者之间，到底是什么关系？
李宗闵和某些宦官中关系密切。
这些宦官就是文宗时的左右枢密使杨承和、王践言，左军中尉韦元素，以及王践言的前任崔潭峻。这四个人是王守澄的死对头。
宗闵是通过杨承和才和他们搭上关系的。当初他为了走杨承和这条路子，还颇花费了一些脑筋。皇天不负苦心人，宗闵托了驸马沈■、女官宋若宪，终于联系上了杨承和，为他入相铺平了道路。另一位崔潭峻是当时的枢密使，也是很有影响的人物，此公尽管与元稹关系最好，但对宗闵也不薄。
当然，宗闵与郑注、王守澄的交情也不浅，不过没有与杨承和那样亲密，所以当郑注不需要他的时候，便借口他与李德裕闹党争而将他一脚踢开。
牛僧孺虽与宦官在若即若离之间，但他早年是在李逢吉和王守澄的支持下做到宰相的，又在某种程度上依恃李宗闵，也就注定了他无法对宦官表露出不满。在这一点上，他与李宗闵没有质的不同。然而总的来说，僧孺与宦官的关系不算太好。
文宗大和五年（公元831年）起出任枢密使的王践言十分讨厌僧孺。原因无他，这位王践言做过西川监军，与德裕是同事，而且是“维州事件”的当事人，赞同德裕的主张。他于该年的十一月份回宫任职时，便直接在皇上面前表示过对宰相牛僧孺的不满。
僧孺自己也意识到这些问题，所以他曾经两次告退，自动要求解职出京，以逃避可能的祸患。他在大和六年（公元832年）罢相出朝，任淮南节度使后一直不愿入朝，在淮南呆了六年，又在东都洛阳过了好几年，直到李宗闵入相后把他召回朝中为止。
李德裕与宦官是什么关系，说起来很复杂。作为坚持传统礼法的世家子弟，他当然对宦官有一种天生的反感，但是，他与其父李吉甫一样，和宦官却很少发生过正面的冲突。他几次出外任节度使，在所有的外放大员中，就属他与由宦官担任的监军关系处理的最好。早年他在西川时，监军是王践言，前两年在淮南时，监军是杨钦义，这两人后来都还宫入知枢密。德裕回朝后，与之也没有发生矛盾，所以政事处理上便很少得到来自枢密院的阻碍。
原因是德裕这个人绝无势利之心，做事讲究个“礼”、“信”二字，假如别人不失正派，即使是宦者之流，德裕从来也都是以诚相待的。
那一年在淮南时，监军杨钦义接到诏令回宫，看样子必是入知枢密。可德裕听说后，除了按礼节略示祝贺外，没有表示出什么特别之处。
到了临别之日，杨钦义突然接到德裕的请柬，邀致府第一饮。
钦义如期前往，来到府中，见德裕在中堂设宴，席无余宾，就他与自己两人，席旁有好几个床榻，上面堆满了珠宝古玩图书画册等物，都是很珍贵的东西。
德裕视若罔闻，只是频频催酒，与钦义依依话别，直到席终，德裕方才指着那些床榻道：
“与将军同僚一场，情甚相得。无以赠别，权以这些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