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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年的冬天在一片忧郁的气氛中很快地过去了，转眼又将是新的一年。人们都在等待着什么，总觉得从新天子即位以来的那种轰轰烈烈的气象不能就此烟消云散。幸运的是，皇上也有同样的想法，到今天为止，他丝毫也没有认为他这位真命天子就无所作为了。有迹象表明，皇上也正在考虑着什么。
元和六年（公元811年），新春正月二十五日。朝中发布了一道诏令：征召远在淮南的李吉甫入京。
吉甫颇有点像当年的崔祐甫，在一个微妙而动荡的时机再任宰辅。在入京的路上，他反反复复地进行着思考，觉得自己务求实效，力主强硬的政策并不错，尽管不久前的这场战事遭致失败，但这只是战术而并非整体战略的错误。对付藩镇的原则不可变，吉甫在淮南数年始终坚信这一点。吉甫更清楚地知道，一切不能流于空谈，重要的是实干和技术上的精益求精，他在淮南兴修水利，筑“富人”、“固本”二塘，溉田数千顷，就是以实际的运作来为他的战略作准备。吉甫那种切合时政的务实精神，单从他为所修水利工程起的名字上即可略见一斑，“富人”、“固本”，这不仅是治理天下的不二法则，也是当前的急务，但所有这些急务的目的只有一个：打倒藩镇，恢复中央的集权。
然而他的几位好友不这样看。
同是宰相的李藩是其中之一。这位刚直的大臣总觉得战争不是解决问题的最佳手段，至少目前绝不应再兴兵戎。在这一点上，李藩显得过于懦弱而眼光短浅，吉甫对他很有意见。
二月，李藩坚持委任吴少阳为节度使，终于引起吉甫的强烈反对。
本来淮西的吴少诚死后，朝廷委任其子吴少阳为留后就是迫不得已之事，因为其时正对王承宗用兵，无法两线作战，只能出此下策。而进一步妥协以至于委命节度，就显得过分姑息了。对河北属于无奈，若对淮西亦如此，朝廷颜面置于何地？吉甫不徇私情，向皇上直率地表示自己不能接受这一做法。
宪宗经他提醒，也觉得此举实属不当。
二月七日，李藩被改任太子詹事，罢卸相权。这次去职的表面理由是李藩为相成绩不著，所谓“夙夜之勤虽著，弼谐之效未孚”等等，但深一层的原因是皇上的斗志不死，他要以这种做法来表示自己对藩镇用兵的计划并未消歇。
吉甫殚精竭虑，为帝国的宏图大略一步步地做着准备。吉甫胆识超人、不惧鬼神是出了名的，淮南以至京师一带流传着他的许多故事。此次入相，朝野内外对他抱着很高的期望，正是基于他的这种敢作敢为的声威而来。不过，人们还是没想到吉甫的气魄如此之大，他的第一个措施就让长安平地起了一个惊雷。
吉甫在入相不久即奏准天子，开始省官减俸。官多则务繁，员多则费广，在帝国政治中，官署、官吏的多寡往往是清明与否的标尺之一。本朝自玄宗皇帝以后，置吏不精，冗食日滋，“天下劳苦之人三而坐待衣食者七”，这是相当惊人的。无怪乎吉甫要大声疾呼了。
此次行动历时有数月之久，参加的人员有给事中段平仲、中书舍人韦贯之、兵部侍郎许孟容以及李绛。共减省内外官员八百零八人，诸司以及流外吏员一千七百六十九人，占帝国官吏总数的四分之一。
这是吉甫头一年的最大善政，当然，如此大的政治措施必然也会引起利益被损害者的不满，这不足奇怪。所以，长安城中说吉甫闲话的人不少，有的说他勾结宦官，希图控制皇上的意志；有的说他与其他宰相不合，从而排斥异己；也有的人说他好结朋党，以谋私利等等。吉甫对此一不在意，他似乎无暇去顾及这些捕风捉影之事，罢朝归邸，吉甫总是在书房里研究历年收集的天下山川地形资料，翻阅古书，默默地在胸中算计着丘壤山川的攻守利害，筹划着扼制天下的方略。
人们的闲话只有一点说的不无道理，那就是除了李藩之外，裴垍、李绛的观点与他也有分歧。裴垍不幸病重不治，于这年的七月逝世，李绛在十一月出任宰相，开始与吉甫共理朝政。
李绛最讨厌吐谷承璀的专横霸道，他和吉甫不同，在任何事情上都是言无不尽，他坚持要皇上摒斥承璀。宪宗对此自然有自己的如意算盘，多一种互相制约的力量对维护天子的地位当然是没有坏处的。对李绛的直谏，皇上总是用一句话推托道：
“贤卿说得太过分了！”
可是吐谷承璀不省事，受贿为人求职，偏偏又被发觉。皇上觉得这下子可以让朝官相信，天子还是能够端平一碗水，并不因为是近侍之臣就予以姑息。于是对李绛说：
“朕把他贬出京外如何？”
李绛大出意料：“外人真想不到陛下能一下子就这样做。”
皇上很是得意，感到自己真是一位挥洒自如的统治者，略施小术，就能纵横捭阖。他心里好笑，嘴上却语重心长地说：
“此人不过是朕的一个家奴而已，早先念其鞍前马后跟随多年，才不得不假以恩宠。若有违犯，朕除掉他还不是就如同吹去一根毛一样！”
李绎不作声。
就这样，吐谷承璀被任命为淮南监军。承璀一走，宰相提供给皇上的意见自然就少了一些反对，这是一个绝好的形势。但是，二李在某些方面却有着严重的分歧。分歧的重点还是在于是否可以对河北用兵。
元和七年（公元812年）八月，魏博镇发生内乱，节度使田季安因患风病精神失常，杀戮无度，被其妻元氏废去，立其年方十一岁的儿子田怀谏为副使。同当年的成德、淮西一样，藩镇内部发生内讧，总是给朝廷提供了一种机会。
皇上召集御前会议，商量对策，二李终于发生了严重的争论。
吉甫主张兴兵征讨。吉甫并非是过于冲动才倡议用兵，其实他在整个战略上也自有见地。他也知道就目前的强弱来看，淮西是最弱的，而河北却仍然可能是一个大陷阱，但吉甫认为朝廷的力量已经有了长足的发展，粮草供应也有保障，应该抓住每一个战机，而不仅仅是坐以待兔。
李绛反对用兵。他主张施以压力，按兵养威，促使其内部进一步分化，可“不战而屈人之兵。”
吉甫不同意，他说：“目前魏博祸起萧墙，已臻其极，此时不击，他日岂易轻取！”
李绛不以为然：“正是因其内祸顿生，诸将离间，才可不烦天兵。”他转而对皇上说：“臣观察跋扈藩镇已非一日，其辈致命之处在于节度使分兵以隶诸将，希望不使任何人权任太重。但由此带来的是诸将势均力敌，不相制约，加上刑罚严峻，人人畏疑，无不谋变，只是不敢先动而已。倘主帅严明，尚能控制局面，而田怀谏不过是个乳臭小儿，能成何事！臣敢断言贼中祸乱未已，故不必用兵，魏博自有人求归朝廷以图自保。”
天子左右不是，只得改日再议。
第三天，延英殿里李吉甫与李绛又一次展开争论。
吉甫提出了一大堆理由，认为用兵利大于弊。他向皇上保证，粮草军饷绝对没有问题。
李绛坚持认为兵不可轻动：“前年讨成德，发各地兵二十万，又发神策军远征，天下骚动，耗资无数，而卒无成功，为天下笑。今日疮痍未复，人皆惮战，若再驱兵征战，恐怕非但无功，反生他变。况且对魏博不必用兵，事势明白，请陛下勿疑！”
吉甫还要再争，宪宗摆手止住他：“你二人各有道理。不过就眼下而论，似以暂不用兵为上，但不可不作准备。”皇上顿了顿：“这样吧，敕令各邻近诸道选练兵马，严阵以待。”
事实的发展最后证明吉甫是错误的一方。不出李绛所料，魏博的内乱果然进一步恶化，部将田兴废掉了田怀谏，在朝廷的威慑中，魏博众人都觉得投诚是最好的出路，于是举六州之地上表求归。朝廷立即又派干练的大臣翰林学士裴度取代宦官前往宣慰。不仅任命归顺的田兴为节度使，在李绛的坚持下，宪宗又拨出一百五十万缗作为赏赐，结果田兴感激涕零，士众无不欢欣鼓舞。朝廷的恩威在这时重新恢复了一些光彩。
魏博镇在不沾皇化五十年后重新回到帝国的大家庭中，这一事件的意义犹如当年克复蜀、夏、吴一样，不仅给予其他不法藩镇以强烈的冲击，更使得天子和中央政府坚定了彻底解决藩镇割据的信念。它预示着帝国在年轻天子的率领下，在众多贤相的规划辅弼中，有可能取得近几十年来所重未有过的生机。
皇上再一次地感到一种无上的荣耀和对建功立业的渴求。
在李吉甫、李绛杰出的形象面前，另一位宰相权德舆就显得有点无所成就，更让皇上不满意的是当二李为国是发生争论的时候，身为宰臣，居然不置可否，严重丧失了应有的责任心。元和八年（公元813年）正月，宪宗不客气地停止了权德舆的宰相职权。三月十一日，征召挂宰相衔赴镇剑南西川的武元衡回朝入知政事。这样，三位忠正耿直、富有勇气和才略的大臣同时为相，真是一个难得的局面。
可惜好景不长。相权过于强大，宫中的势力自然就有所消减，皇上既然还试图树立起宦官这一对立的平衡因素，矛盾也就不可避免。
近臣们老是在皇上面前嘀咕，说宰相们私树朋党。宪宗召来三人质问。
吉甫谢称“不敢”，李绛答道：
“自古人君深恶臣下树结朋党，故小人谗害君子，必借以为口实。君子自与君子相合，岂可一定要与小人相合，才算非朋党否？！请陛下明察。”
宪宗不语，但他内心却不无算计。皇上又变得自作聪明起来，他觉得似乎还是应该保持一种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