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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关于奇异的想象力。“想象力谁都有。难的是接近那个场所，找到门、打开、进去而又返回——我并没什么才华，只不过具有这项特别的专门技术。如果读者在看我的书的过程中产生共鸣，那就是说拥有了和我同样的世界。”
（3）关于孤独与沟通。“人生基本是孤独的，但同时又能通过孤独这一频道同他人沟通。我写小说的用意就在这里。”“人们总要进入自己一个人的世界，在进得最深的地方就会产生连带感。或者说人们总要深深挖洞，只要一直挖下去就会在某处同别人连在一起。而用围墙把自己围起来是不行的。”
（4）关于获诺贝尔文学奖的可能性。“最重要的是读者。获奖不获奖对于我实在太次要了。何况一旦获奖就会打乱自己的生活节奏和‘匿名性’，非常麻烦。再说诺贝尔文学奖那东西政治味道极浓，不怎么合我的心意。”
（5）关于小说中流露出的对中国（中国人）的好感和中国之行。“我是在神户长大的。神户华侨非常多，班上就有很多华侨子女，就是说从小我身上就有中国因素进来。短篇《去中国的小船》就是根据那时候的亲身体验写出来的。关于去中国，由于中国有那么多读者，去还是想去一次的。问题是去了就要接受采访和宴请什么的，而我不擅长在很多人面前讲话和出席正式活动，以致逃避至今。倒是很抱歉的。”
我起身告辞，他送我出门。走几步我回头看了他一眼。村上这个人没有堂堂的仪表，没有挺拔的身材，没有洒脱的举止，没有风趣的谈吐，衣着也十分随便（他从不穿西装），即使走在中国的乡间小镇上也不会引起任何人的注意。但就是这样一个人被无数日本女性甚至中国女性视为第一男人。就是这样一个人在这个文学趋向衰微的时代守护着文学故土并创造了一代文学神话，在声像信息铺天盖地的多媒体社会执著地张扬着文学魅力，在人们为物质生活的光环所陶醉所迷惑的时候独自发掘心灵世界的宝藏，在大家步履匆匆急于向前赶路的时候不声不响地拾起路旁遗弃的记忆，不时把我们的情思拉回某个夕阳满树的黄昏，某场灯光斜映的细雨，某片晨雾迷濛的草地和树林……这样的人多了怕也麻烦，而若没有，无疑是一个群体的悲哀。
下面再啰嗦几句翻译。据村上事务所介绍，迄今翻译村上作品或已签约的已达三十一个国家和地区。就我个人来说，自一九八九年翻译《挪威的森林》开始，时间或快或慢过去了十多年，书厚的薄的加起来至今已是第二十一本。仅上海译文社两年来就已印了一百四十余万册，读者群已是极为可观的数字。有不算少的读者朋友来信问我怎么学的中文、怎么学的日文，甚至问我译的怎么不像日文，是不是我给拔高了美化了整容了。不用说，文学翻译不同于数学，1＋2可以等于任意数。说得极端点，一百个人翻译村上就有一百个村上。在这个意义上，大家所看的村上是我理解的村上，好也罢坏也罢，都已宿命地打上了“林家铺子”的印记。所谓百分之百的“原装”村上，从实践角度言之只能是神话。
那么，“原装”村上大体是什么样子呢？北京师大中文系王向远教授在《二十世纪中国的日本文学翻译史》中认为：“村上的小说轻松中有一点窘迫，悠闲中有一点紧张，潇洒中有一点苦涩，热情中有一点冷漠。兴奋、达观、感伤、无奈、空虚、倦怠……交织在一起，如云烟淡露，可望而不可触。翻译家必须具备相当好的文学感受力，才能抓住它，把它传达出来。”若再补充一点，那就是还有一点幽默——带有孩子气加文人气加西洋味的幽默，它含而不露又几乎无所不在。我作为译者是否把这些传达出来了，读者自会评判。文学翻译的根本目的乃是破译他人的灵魂与情思，是传送他人的心律和呼吸，是移建原文的氛围和韵致。始而会意，继而会心；始而见字译之，继而无字译之。“悠然心会，妙处难与君说”。
至于我的中文水平，我一直不好意思亮出底牌：其实我刚读完初一，莫名其妙的“文革”就开始了，再没上成课，一群毛孩子望风捕影地编造班主任老师和漂亮的女班长的浪漫故事并写成大字报贴得满教室都是。后来就在乡下干农活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上大学又是“工农兵学员”，且被安排学日文。所受的中文教育加起来无非中小学七年语文课而已。然而整个少年时代我又的确都在做诗人梦。我对语言的节奏、韵律、对仗和装饰性比较敏感，嗜书如命，即便乡下几年“蹉跎岁月”也没放弃。没书可看了就背《汉语成语小辞典》，抄《四角号码词典》，后来终于弄来一本线装《千家诗》。文学性语言似乎总能唤醒我内心沉睡的什么，使我在收工路上面对树影依稀的村落、远山璀璨的夕晖和田野蜿蜓的土路等乡间寻常景物时涌起莫可言喻的激动和不合时宜的遐想，最终也是在文学的召唤下挽起带补丁的裤管，迈动细瘦的双腿走出暗夜走出棘丛走出泥沼，带着乡间少年特有的自信和执著扑向真正广阔的天地。可以说，在彻底颠三倒四贫穷劳苦的青少年时代，文学或者说书是我唯一的乐趣唯一的慰藉唯一的朋友，是我的恩师以至生命的支柱。由于这个缘故，我始终对文字、文学怀有谦恭、虔诚和敬畏之情。即使催稿再急，我也要一字一句写在稿纸上，一字一句校对，一字一句抄写。不敢率尔成章，不敢初稿交印。
当然不是说我做了一件多么了不得的大事。当今之世，勇者中原逐鹿，智者商海弄潮，而弱者愚者如我，只好以此雕虫小技沾沾自喜。然而唯其雕虫，也就容不得有太多的疏忽和败笔。如果您也想搞翻译，作为多年的教书匠兼翻译匠，我只有一个建议：学好中文善对中文。对于中国人，中文永远比外文难学。幸亏我不是从小就学日文。
最后，我要感谢日本国际交流基金为我提供这样一个难得的访日机会，使我能够专心从事日本文学的研究和翻译活动。还要感谢东京大学小森阳一教授的关照，为我在东京郊外安排一套特别适合我的住房。初来时正值晚秋，黄昏时分漫步附近河堤，但见日落乌啼，黄叶纷飞，芒草披靡，四野烟笼，颇有日暮乡关之感；而此时已是早春，案前举目，窗外梅花点点，黄鹂声声，远处银妆富士，拔地而起，冰清玉洁，令人物我两空。翻译方面要特别感谢东京女子美术大学岛村辉教授，大凡词典中查不到的词语，问之即答，令人叹服。同时感谢北京的颜峻君为我解决了音乐方面的习惯译法。当然也要感谢上海译文出版社沈维藩先生为此书的早日出版付出的无可替代的辛勤劳动。
欢迎读者朋友一如既往指出译文或行文的不当之处。来信仍请寄：266071青岛市香港东路23号中国海洋大学外国语学院（2003年10月回国）。
二零零三年三月三日
于东京
叫乌鸦的少年
“那么，钱的问题总算解决了？”叫乌鸦的少年说道。语调仍像平日那样多少有些迟缓，仿佛刚刚从酣睡中醒来，嘴唇肌肉笨笨的，还无法活动自如。但那终究属于表象，实际上他已彻头彻尾醒来，一如往常。
我点头。
“多少？”
我再次在脑袋里核对数字：“现金四十万左右；另外还有点能用卡提出来的银行存款。当然不能说是足够，但眼下总可以应付过去。”
“噢，不坏。”叫乌鸦的少年说，“眼下，是吧？”
我点头。
“不过倒不像是去年圣诞节圣诞老人给的钱，嗯？”他问。
“不是。”我说。
叫乌鸦的少年不无揄揶意味地微微扭起嘴角环视四周：“出处可是这一带某个人的抽屉——没猜错吧？”
我没有回答。不用说，他一开始就晓得那是怎样一笔钱，无须刨根问底。那么说；他不过是拿我开心罢了。
“好了好了，”叫乌鸦的少年说，“你需要那笔钱，非常需要，并且弄到了手。明借、暗借、偷……怎么都无所谓；反正是你父亲的钱。有了那笔钱，眼下总过得去。问题是，四十万元也好多少也好；花光了你打算怎么办？口袋里的钱，总不能像树林里的蘑菇那样自然繁殖。你要有吃的东西，要有睡的地方。钱一忽儿就没了。”
“到时候再想不迟。”我说。
“到时候再想不迟。”少年像放在手心里测试重量似的把我的话复述一遍。
我点头。
“比如说找工作？”
“有可能。”我说。
叫乌鸦的少年摇摇头：“跟你说，你要多了解一些社会这玩意儿才行。你以为一个十五岁的孩子在人地两生的地方能找到什么样的工作呢？说到底，你可是连义务教育都没完哟！有谁肯雇你这样的人？”
我有点脸红。我是个会马上脸红的人。
“算了算了。”叫乌鸦的少年继续道；“毕竟还什么都没开始，不好尽说泄气话。总之你已下定决心，往下无非是实施的问题。不管怎么说是你自己的人生，基本上只能按你自己的想法去做。”
是的，不管怎么说这是我的人生。
“不过，从此往后，你不坚强起来可是混不下去的哟！”
“我在努力。”
“不错，”叫乌鸦的少年说，“几年来你已经坚强了许多，倒不是不承认这一点。”
我点头。
叫乌鸦的少年又说：“但无论怎么说你才十五岁，你的人生——极慎重地说来——才刚刚开始。过去你见所未见的东西这世界上多的是，包括你根本想象不到的。”
我们像往常那样并坐在父亲书房的旧皮沙发上，叫乌鸦的少年中意这个地方，这里零零碎碎的东西让他喜欢得不得了。此刻他手里正拿着蜜蜂形状的镇纸在摆弄，当然，父亲在家时他从不靠近。
我说：“可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