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问：象余华、苏童，湖北的女作家池莉等等，他们的作品您觉得如何？
答：噢，我没有深看。这一点我必须承认我没有深看。我老是犯那个毛病，就是我觉得闻这个蛋臭的时候，不需要吃它（笑）。
问：他们的作品更多的体现了个人的思考或经验。
答：在社会演变到某种稳定的时候，或者文化水平或者经济上的水平起来以后，一定会有一种文学出现，就是我讲的伪饰的文学就会出现。它也关心内心的细腻，也关心感情的生活，希望革命之声绝耳，不要再革命了，什么救国救民，狗屁了，他们不要谈这东西。可是我觉得这个东西完全躲开的话呢，这个文学就是高行健的文学（笑）。
问：就没有力量了。
答：这就是萨波夫说的，小孩子快饿死了，文学有什么意思呢？如果说你们这样最注意人类精神层面的这批人，工作者，你们都逃避了，这还得了吗？你们就代表人类的良知的一部分，如果你们都逃避了，那还得了吗？
问：您的新作《上山·上山·爱》与《北京法源寺》有什么不同吗？
答：是，是，完全不同。《北京法源寺》是写历史背景，那里面都写英雄人物，只有一个女人，还是坏女人，就是西太后。这本书是以台湾的白色恐怖为背景，女孩子是可爱的，虽然它是以台湾为背景，我认为它的面很宽，因为它涉及很多哲学层面。好比说，这个女孩大腿给你看到，它给你看到的，还是你看到了它？这在哲学里面是重要的唯心论的题目。象王阳明说，一朵花在这里，我没有看到花，花就不存在。我的小说里面有很多这一类的讨论。我觉得其实（是）两个完全不同的小说。它的优点，我可以告诉你，就是好显出我自己的写作幅度多么宽。我可以写完全不同的两类小说，一般人做不到。你看，台湾的，去大陆了，叫做於梨华，她小说里只有一个主题，翻来覆去的主题就是养汉，女人偷人养汉（笑），太狭窄了。你象琼瑶写小说，就是这个小镇的恋情。
问：写作技法上有什么新的尝试吗？
答：技法上，我认为我在处理中文的技巧上面，我觉得我太自负了。原因很简单，这分两个层面，一个文言文的阶段，一个白话文的阶段。好比说我们过去写小说，用文言文写，现在看来蛮好玩的，象《红楼梦》，不可能再用这种文体来写东西了，（它）属于另外一个世界的东西。用白话文写了之后，从来没有人写成熟过，用白话来表达，没有人成熟过。
还有一点就是，有很多涉及画面的部分，古代没有照相，没有摄影，没有电视，没有电影，所以很多部分要用文字来描写。好比说《红楼梦》描写王熙凤出场时，用了一页来描写。现在，如果小说你还用文字跟画面来抢，是错误的，这个时候你要很快地过桥，让它过去。画面不能表达的东西，用文字表达。好比我举个例子，象“己所不欲，毋施于人”这８个字，你用画面表达不出来，太抽象了。这才是文字的特色。我的小说部分就分得很清，知道什么时候发挥文字的张力跟它的优点，什么地方要闪躲，不能再碰它，因为那个是错误的。三轮车无法比赛得过汽车的。为什么艾略特讲２０世纪小说没落了呢？因为它们忽略了有些工具超过了小说，电影这种画面东西超过了小说。
为诺贝尔奖拼死拼活太笨 准备多写小说
——诺贝尔奖·写作计划
问：您的作品曾获诺贝尔文学奖提名，大陆有人评论说您非常在意这个奖。
答：他们说不在意是假的。我们很坦白讲，就好比我在台湾，说你反对国民党害不害怕？说我不害怕是假的，我真的害怕。可是害怕我还要做，这就是我。
问：真实的。
答：是真实的。假如我说把诺贝尔奖当作破鞋来看，是错的，我珍惜这个。因为它累积了一百年，名器形成了，所以它不是一点（诺贝尔奖评审委员会）十几个学究的东西，应该是世界性的东西。因为（是）世界性的东西，它不给中国，我们就不服气。１００年不给中国，我们就不服气。就好象运动会一样，奥运，我占了世界将近五分之一人口，拿了那么多金牌，你美国举办两次了，你还跟我抢，你什么意思呵？对不对？我们会觉得不服气。
还有一点，我记得清朝的龚定庵讲了两句话，“科以人重科以貴，人以科传人可知”。好比说，普林斯顿大学的名誉博士给了毛泽东，我举个例子，“科”这个头衔就是普林斯顿大学博士，（普林斯顿大学名誉博士）这个名器也跟着重了，因为他人重。“人以科传”，（人）靠名器来流传的时候，“人可知”，这个人是什么样的人，我们就知道了。好比说，谈到高行健，第一个反应就是：诺贝尔文学奖得主。有人还问：谁是高行健？我告诉你，我李敖得了（提名）以后发现这个问题，因为语言的原因，我们不是世界性的。美国人听了以后会问：李敖是谁？可海明威就不会，因为海明威在得诺贝尔奖之前，他已经是有名的作家了。所以如果你这个作家靠的诺贝尔奖得主的头衔为你单一头衔，“人可知”，你这个人不高嘛，格调不高嘛。
这就是我的答复。就是说，说我不重视它是错的，因为它名器形成了；说我为它而写作，错的。我这本书就骂它，骂诺贝尔奖：你们怎么给达赖喇嘛，你们给错人了。我的意思，我们觉得很不公道，就好象我们为什么不办一个“中国”运动会呢？为什么要参加奥运呢？奥运就是我要跟你抢这个名器。所以，我觉得大陆朋友的这个看法，他们没有深一层看这个问题。就是说，我为了得诺贝尔奖而拚死拚活，我告诉你，我没有那么笨！
你看这本书，就是去（前）年得诺贝尔奖的，写这个《铁皮鼓》的（德国作家君特·格拉斯），他送给我的。他前后申请了２６年。也是有名的作家，就因为他有原罪，他给纳粹做过军夫。当然这是原因之一了。这个东西给不给人，主观的判断太强了。这一次高行健的原因，我们大家知道什么原因，很明显的。所以他们对我的批评，我觉得他们不只不了解我，而不了解诺贝尔奖的具体。
问：他们带着偏见来看。
答：为什么会形成这种看法呢？就表示他们在那个地区里面所形成的这种认识不够的评论。
问：您说您不喜欢订计划。您下一步的创作有什么方向吗？
答：我从现在起，同时要写好几本小说。
问：以小说为主？
答：因为小说的语言是世界性的。我承认我在台湾这么多年来写这么多书，有一部分，虽然我举例，可这个例子都是台湾的例子。我觉得不好，它不是世界性的。小说这个东西可以越过地区（的界限），所以我比较采取小说的方法。还有，我现在年纪大了，不太喜欢写那种历史性的、考据性的东西，因为它很烦人，靠资料。所以你看，英国那个哲学家罗素就是这样，它一开始写数学原理的，写完以后他又开始写杂文，一路写到底。他写那个《西方哲学史》，也比较行云流水的写法，不是那种学究式的写法。原因就是他觉得应该放开，很自然地来写东西。不需要那么样子地雕琢式地写东西。
问：您下一步主要准备多写几部小说？
答：嗯，希望如此。
朋友敌人·知识分子
问：我拜读过您的大作《北京法源寺》。您好象很怀念那个大人物辈出的大时代。在台湾这个缺少大人物的时代里，会不会有一种孤独感？
答：嗯，本身是会的。的确，的确。中国老子的话，圣人不死，大道不止。圣人出现是坏的现象，因为比较乱世了才出现圣人。真正英雄人物出来的时候是坏的现象，表示说这是个乱世。所以真正的治世没有这些英雄豪杰。大家过小日子嘛。美国人，他就过小日子，每个人就比财富，不谈这些（英雄豪杰）。所以美国文学里面没有任何这种豪杰之士，都没有的。当然，我个人过去受的影响，我心里面还觉得，有一些豪杰之士是我们所向往的。人不一定做得到……
问：但可以想往。
答：取法其上，仅得其中，有的时候是必要的。我举个故事给你看。唐太宗打天下的时候有个大将叫做徐世（责旁加力），当时群雄并起，天下逐鹿。徐世（责旁加力）有一个哥们，属于生死之交，叫单雄信，他属于跟别的集团。结果统一了以后，单雄信被抓起来要杀头。徐世（责旁加力）跟唐太宗求情，说我帮你打天下，你会给我大官做。我大官还给你，我不做了，换我朋友一条命。唐太宗说不行，桥归桥路归路，要杀他。徐世（责旁加力）就跑到单雄信面前，单雄信已给捆起来，准备行刑了。拿刀子，徐世（责旁加力）把自己大腿肉割下一块来，喂他单雄信吃，讲了一句话：“此肉同归于土”。你要死了，你要变成土了，我割一块肉，跟你一起入土，因为你是我的好朋友，我救不了你，可是我的一部分跟你去死。
你看我的小说里面讲的这段，就是这样子。当情人死了以后，就是哲学家坦塔雅那那句话，他说，A PART OF ME HAS PASSED AWAY，我情人死了，我的一部分跟他死了，我心都碎掉了。哪一部分不晓得，可能不是一块肉，就是抽象的一部分跟她死掉了。就是那个元遗山的诗，说你到坟上去的时候，到荒坟去，荒坟你都要看，那里面有一个荒坟是你的坟。也许是你前身的，也许是你分身的，也许是你本尊的。所以活着的你不一定真的你，你也可能已经死掉了。在我小说里面，就讲一段，就是在这个死掉的情人眼里面看，不是我的一部分跟他死了，我的全部跟他死了。
我们比较刚才我讲的故事，那个是活生生的一块肉给他吃下去，跟他一起去死。后来的人会写诗，A PART OF ME HAS PASSED AWAY