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问：他也是外来的。
答：就是呵。你不会讲（台湾少数民族话）呵。（你）４００年都不会讲，为什么我４０年会讲？可一般外人不会这样强势反应，也许（会说）我笨呢，我没学会呵，象罪人，认罪一样。我都不是的。可是这种反应立刻就要有，你不能犹豫。犹豫就没有力量了。
问：已经成为一种自觉的反应。
答：我一点亏都不吃的（笑）。
问：有没有刻意地与社会拉开一个距离？
答：那个有，那个有。我给别人的形象就是厉害得不得了，凶得不得了，我也好象有点吓唬别人的味道。事实上不是这样子，事实上不是。我之所以这样是有道理，因为你无法以一个好好先生面貌出现，因为那样的话你会被烦死。大家什么事情都求你帮忙，向你借钱（笑）。或借书不还，真是麻烦死了（笑）。
问：（笑）借书不还是比较麻烦。
答：所以我基本上跟别人是区隔的。你看，（指书房窗子）那个窗户，两层窗户关起来，窗帘一拉。我跟别人有区隔的。我最长的一段时间，是把我自己关在家里五个半月。五个半月都不出门，不下楼的。五个半月之久。一般人没有这种定力。短时间，几个小时或一两天还好，可太长久了，他就觉得很闷了，或者得忧郁症了。我在家，一个人自得其乐，高兴得要死。要有这个本领，有个人这个……爱因斯坦所说的叫做“孤独的愉悦”。我是孤独的，可是我非常的快乐。为什么快乐呢？因为我在知识方面可以得到一种定力。你看我这本小说（《上山·上山·爱》也讲了这个。人间最快乐的事情是男女之间的事情，这是最快乐的。可是这种事情不可长，不可久，不能２４小时这样玩。下一个层次就是知识上的快乐。可是这种快乐不是一堆人在这搞斗争的，而是一个人做研究工作的。我的写作就是。
问：你好象比较喜欢通过服饰来传达一些理念。年青时喜欢穿长袍，现在又常穿红夹克。这有什么特别的吗？
答：很多都是偶然。好比说我穿长袍，因为我没有西装，我爸爸留下长袍，就穿了，最后就变成了标志。红夹克也是。年纪老了可能喜欢颜色比较鲜艳一点的。5年以前，我做电视的时候要买一件夹克。我穿的（是）最保守的样式，可是现在年青人的夹克都是花哨一点，不是领子花哨，就是袖子花哨，那天我看见那件夹克最保守，结果就买了，就变成了红夹克。我在穿上面是很旧式的。你看我家里，一般人家里看不到，都是什么酒柜，什么壁炉，金玉满堂那种装饰；我这家里，旧特色的一个家。
问：很古色古香的味道。
答：因为我喜欢的装修也是如此。新英国式的，法国式的我就不喜欢，它太花哨了，宫廷式的，太花哨。
问：国民党让您坐过两次牢，禁过９６本书。对一般人来讲这是沉重打击，对您来讲，这段经历起了什么作用？
答：基本上，它是一种磨砺。我认为，训练男子汉的磨砺方式有两种，一种就是作战，一个就是坐牢。作战就是当兵打仗的时候训练你的性格，坐牢是把你人生降到最低层面的时候来磨砺你。可是一般人经过坐牢，都坐垮掉了。一般人都垮掉了。你看一下，什么柏杨呵什么，坐牢以前还敢骂警察，出来以后连警察都不敢骂了（笑），北京话叫SONG了。大部分都这样子。坐牢坐得人都SONG掉了，或者满头白发，反正所有花样都出来了。
问：你为什么没有……？
答：我觉得（跟我）不断地修炼自己有关系。我觉得人是可以修炼的，就象美国林肯总统所说的，一到40岁以后长什么样子自己负责，跟爸妈没关系。中国讲的“成于中，形于外”，“相由心生”，你的修养修为会影响你的相貌，待人接物，举手投足。他的气质很好，因为他有他的那种环境或修养很好，有那种气质。有的人一看就不对劲。我认为后天可以训练出很多东西。（好多东西）我们以为是先天的，不是的。好比说，我们打你一拳，那个喊疼的这个反应，“天呀”，“妈呀”，“疼死我了”，都不一样的。山东有个地方，你打他就喊FEN，FEN就是疼。我还有时用个比喻，好比说有性变态，拿一个风衣，在小巷子里对女孩子这样子，暴露狂。北京女孩子看到，她会讲“呀”；台湾女孩子就“哇”，或者台湾说“哇噻”。她这种惊叹的语言都不一样。所以我觉得后天可以训练出……，把人训练成钢铁。
问：那您是怎么训练的？
答：训练的方法很多种。一般人错误的方法是写日记，是错的。好比说，失恋了，就写日记，劝自己；苹果不见了，我写日记拚命（劝自己）不要想苹果。不对的。把日记丢掉，出来找香蕉，找鸭梨。找到鸭梨，苹果自然就没有了，就忘掉了。过去我们的修养方法、训练方法都是自省的、内省式的，象宋朝儒子（说的）“慎独”，这是错误的修养方法。真正的修养方法，就是战场上练兵的这种，而不是在军校里面练兵。军校练兵，到了战场上，枪一响后边就屁滚尿流，那不行。所以我认为，就是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要实践。
漫談文學與技法
问：您的作品中充满了大量思考性的东西。现在文学流派很多，您觉得文学本质上应该是什么？
答：有一个英国文学的流派，尤其２０世纪后半叶这种流派，觉得文学不是一些故事，不只是情节，也不是长篇大论，文学是要表达美，为文学而文学，（表达）心境的，甚至意识流，内心的状态。这种说法变成文学的主流，我不以为然。你看ＨＥＮＲＹ ＪＡＭＥＳ写的那个《奉使记》，我觉得好无趣，它只是内心的那些东西，翻来覆去，我们北方讲叫“倒磨”一样，驴拉磨一样，转来转去，我觉得很无趣。
当然，那是一种（流派），根本就没有情节，老围着一个感觉，我觉得那是一种表现方法，可是我觉得那种小说很无趣，并且他太狭窄了。象美国那个得诺贝尔（文学）奖的福克纳，人家问他说你的书读不懂，读了三遍还看不懂，他说那你读第四遍。象高行健他们说，我们没有主义。可是他们有主义的，他们的主义就是我的小世界，请你不要侵犯我的小世界，ＬＥＴ ＭＥ ＡＬＯＮＥ，就这个小世界。所以我骂那个川端康成，日本当时他同一代的文学家都开始出来关心普罗大众了，关心军阀的霸道了，结果别人被牺牲掉了，他孬种，他就关心女人大腿，很细腻地描写女人大腿，结果他存活下来了，还得了诺贝尔文学奖。我觉得高行健走的也是这条路子。当然，我承认，人有他的小世界。这也是文学的一支。可是我觉得作为一个高级的文学家，他应该关心到这个……
问：应该关注整个人类。
答：对，不能够完全在自己的小世界里面。他们过分狭窄。可是那种关怀不当也会变成教条，变成教条文学，
也是不好的。
问：不能沦为为政治服务。
答：那就不好了。所以我认为有一个空间去发展这种类似１９世纪小说的这种结构。你看我的小说就这样子。人家说，你的小说里面怎么有一两页的讲话？我说你去看陀斯妥耶夫斯基的《卡拉马佐夫兄弟》，连讲了８页，一共，我给数了，７９００个字。那你说，你李敖的小说里面常常有一个人在讲话，一个人在演说似的。我说，你看萧伯纳剧本，就一个人演说。又有人问，你李敖小说里面很多对话与说理，没有情节。你看一下海明威写的那个《ＫＩＬＬＥＲ》，《杀人者》，全是对话与说理，没有任何情节，没有任何客观的描写，全都靠对话组成。所以对我如果有所批评的人，我必须说，他对文学史不了解。他不熟悉，所以才会少见多怪。
问：您怎么看目前大陆和台湾的文学状况？
答：我觉得台湾不要谈了，台湾不足看。我一再讲过，这个文学、文艺工作者最大的一个特色，就是你（的作品）必须跟你人一致。中国人说文如其人，这个很重要的一个标准。我们讲中国画画也这样子，你画家的画，如果你没有那种人文的训练，你画不好的，你是一个画匠，你不是一个画家。台湾的这些文学，我跟你讲，过去一直被国民党控制，“中国文艺协会”，然后军方的，军中的文艺，军中的写作团体，政府的控制团体，报纸，《中央日报》，《联合文学》，都是这团体。所以你一个人必须加入一个帮口。你要写诗，你要投奔什么台湾余光中的门下，否则你就没什么希望。
问：永远不得其道。
答：不得其道。他们就是这样子的，就是做人成功，做文失败。文章写得很烂，可是人很好，我给你写书评捧你，你过来捧我。这怎么会有好的文学出来呢？余光中一天一首诗，“天安门，我们来了”。哪里天安门（笑）？蒋介石死了，写诗歌颂；蒋经国死了写诗歌颂。你变成北京“四大不要脸”之一了。台湾（文学）不足看，不够看。
问：那大陆……
答：大陆的部分，我觉得除了考古、历史，好比标点《二十四史》这一类，嗯，还好；社会科学呢，就不敢讲了。小说部分呢，过去国民党时代留下一批小说，象茅盾这批人，这批人其实很烂的一批小说。那里面比较好的只有老舍，比较好一点。（其他）其实很烂的一批人，文字都很糟的。你看茅盾的文字跟琼瑶文字差不多的，那种很烂的文字。然后又出来一批“大阳红”这种文字，后期歌颂的这一批东西。然后就是“伤痕”文学，“文革”以后这批东西。我承认不好，我认为不好。
问：现在有一批青年作家好象还是不错的……
答：你讲上海的这一批？
问：象余华、苏童，湖北的女作家池莉等等，他们的作品您觉得如何？
答：噢，我没有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