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种比较狭隘阴柔性格的知识分子作些比较呢？您的性格特点？您觉得哪几种文化的资源造成了您这样的性格？
李﹕最大一个原因，就是他们没有方法。传统知识分子要靠别人吃饭，要靠当权者给你饭吃，统治者给你的胃有局限，他一捏住你，你就没有饭吃。你这样怎么能唱反调，怎么能斗争？我的本领，就是我一直能作一个很凶悍的、很有技巧的，单干户、个体户，跟他们干。你懂我的意思吧？
汤﹕是，是。
李﹕一般人没有这个本领。一般人都是投靠当权者，或者为了利害，或者为了金钱，或者忍不住寂寞，他们就这样做。可是我个人不同，我是保持这一点，我不靠你吃饭，我有一点小钱，这一点小钱，不能作投资，也不能兴风作浪，可是能使我保持独来独往，不需要看任何脸色。我就是这样，一路走来始终如一。
汤﹕是，很感人。您曾发动义举，把您收藏多年的非常珍贵的字画拍卖以后，如果我没有记错，大概有一百万美元。
李﹕就是一百万美元。
汤﹕捐助给那些曾经受苦受难的慰安妇。
李﹕是的，没有错。
汤﹕您能不能跟听众朋友分享您这方面的感受？我觉得一个越是有分享性的人生，他就是强大的人生和美丽的人生。
李﹕一般人觉得，我们要爱人，不要恨人，这是错的。我觉得，爱和恨都是很重要的力量。恨，不是坏的力量。好比说，我义助慰安妇，就是因为我恨日本人。日本人这样蹂吝中国妇女，然后李登辉这些狗东西，这些浑蛋，还要在台湾修改教科书。而这种事提都不要提，怎么可以呢？我们被人家蹂躏，怎么能提都不能提呢？所以我认为，这件事要面对，结果日本人就搞鬼，日本人要进联合国安理会，安理会说你们在二次世界大战时做了很多坏事，屁股没有擦干净，现在把它弄清楚。日本人在慰安妇方面，他交不了差就骗这些慰安妇，说我们每个人给你们台币五十万，你们跟我们和解，和解的理由是说，当年我们把你们拉去作军中的性奴隶不是日本政府，而是和你们的商业行为。弄得这些慰安妇很不愿意，明明是被屈辱，可是那五十万现金对她们又有很大的吸引力，因为现金对她们太重要了，她们都是衰病贫穷，老了以后孤苦无依。有的一辈子没来过台北，乡下人。这个五十万现金对她们太重要了，吸引她。所以我后来就提出办法来，你要让她不要这个钱对她也不对，她要这个钱呢，又失掉了尊严。我说，好了。我们来搞五十万给妳，同样的钱，妳要我的，不要拿日本人的。所以我拿出具体方法来解决这个问题，这个钱哪来呢？我去募捐，用俗话说也不尽人情，你要做好事为甚么要我们捐钱？这样，我拿出艺术品来卖给你们，这些东西是无价之宝。
汤﹕是。
李﹕像胡适写给我的字，这个字值多少钱？没有定价钱嘛，我用一百万卖出去了，最后解决了这个问题。这个例子就是告诉各位，你要表达你的爱和恨，要用方法不是嘴巴说的。讲空话就不能做，我个人能够在台湾存在，大家以为我是会写文章的人，那就错了。本人固然能写文章，更能跟别人周旋、纠缠，哈，这样我能存在，很务实。
汤﹕您刚才讲到台湾的民族性，也讲到大陆民众的民族性。那么从一个知识分子洞察时事这种眼光，您是不是看到这个民族带有太沉重的历史的阴影，您会不会有恨其不争的感觉？
李﹕当然有。可是也不完全是民族性的问题，是基本的人性的问题。所以台湾的问题、中国人的问题不能够完全用民族性来解释，基本上人性就是这样子吧，比如说﹕喜新厌旧，好逸恶劳，希望发财，喜欢有成就等等这些都是很正常的人性表现。只是政治上的纠缠，这种表现发展的不正常而已。
汤﹕是。在您的著作中好多次在后记中写到，李敖写于中国台湾。您最近发表在《亚洲周刊》的一篇文章中写了，死也要死在中国我的家园，这些很感性的语言，令海内外华文读者感动得要流眼泪。您能不能跟听众朋友分享一下，您个人对于国与家的思想、国与家的区分和国与家的关联？
李﹕国与家基本上他是冲突的。因为个人的利益跟国家的利益有时候很难完全一致，我认为这是很正常的现象。我在文章里也谈到，我提到了一个故事，那是我在坐牢的时候看到的一个故事。是讲大陆的一对青年情侣他们觉得在祖国太苦了，就跑到香港去，游泳偷渡到香港，游到一半男朋友淹死了，结果这个女孩子一手抓住男朋友的尸体最后游到香港，意思就是说死也要死在我们要去的地方。对于一对小情侣而言，他们觉得祖国对他们太苦了，譬如说他们要生小孩子，不要只生一个，一胎化嘛，他们希望多子多孙。这个观念能说错吗？不能说错。可是人人都是多子多孙的话，那不得了啦。现在我们祖国已经一天就生出五万个人，加上私生子已经不只五万了，这样生的话，那就不得了。一切进步都被吃垮了，所以国家的利益跟个人的利益，跟家庭的利益有时候是冲突的。我们要了解，这个政治家的看法跟平夫贫妇、愚夫愚妇的看法是不一样的。有时候他们也知道，可是不知道的时候，政治上只有强制执行，有甚么办法呢？大陆的一胎化就是这样来的嘛。
汤﹕刚才讲到您的作品《北京法源寺》，您能否跟听众朋友分享一下您在《北京法源寺》体现甚么样的精神和情操？我觉得这部小说有一种非常悲壮的情怀。
李﹕我主要提出来，现代人类有没有那种人了？一百年前的那种人，他们为了信仰，为了理想可以作牺牲。现代人已经不以那种方法作牺牲了，可是我们不要忘记人类之所以能够代表一些光芒，一些所谓的可歌可泣，就是因为有那种人。好比说文天祥这个例子，文天祥的死，那理由现在看起来是不成立的。可是有这种人，我们觉得这种精神是可贵的。同样，黄花岗七十二烈士也是这样，现在看起来会觉得他们好笨呵，年纪轻轻的就这样死掉了，是不是很可惜？可是当时有这种人，我的《北京法源寺》重新申诉了人类应该有相当程度的理想主义。这一次我在诺贝尔文学奖获得提名，也是因为他们所重视的也是这种理想主义的精神。我认为，虽然现代的社会如此发展，大家在感情上变得很粗浅，可是我觉得还是应该向往最光明的一些人，和他们代表整个人类的光明面。居里夫人就是一个例子，她搞出来的镭以后，她放弃专利权，她的专利可以发很多财，可是她不要。要专利是很正常的，她经过了那多年的辛苦，从一个下女出身，最后变成一个大科学家，搞出镭来有点福利搞点享受大家会觉得是人之常情。可是她放弃了这个福利，放弃了这个专利，不是更伟大吗？人类有这种人，比你想象中更伟大的人。我觉得这些人及他们的故事，应该把他们表扬出来，这就是我在《北京法源寺》这本小说里想表达的。
汤﹕李先生，有这样一个问题，我想请您作一个比较，从您现在生活的台湾的政治社会和二十年前、十几年前台湾的政治社会比较，当时警总跟踪您甚至以各种各样的行为来监督您，您觉得目前您的言论发表的自由和思想表达的自由，以及政治参与的自由，这个自由度怎么样？
李﹕我认为台湾的民主是假的。虽然从比例上来看，你有很多自由。可是，就是从这种比例上看，我觉得我的自由比以前少了。为甚么？我举个例子，台湾电视台四个无线电视台，三个是台视、中视、华视国民党控制的，你李敖进不来。另外一个开放给民进党的民视电视台，现在被那些台独份子像蔡忠（？）他们把持，我也进不去。我只能在那些其它开放的七十几个台里面找一个落脚点，所以我找来找去只能有两个台请我来作节目。他们还要出来打压，说起来，我李敖是台湾言论自由的标杆呵，不是吗？我写了一百多本书，九十六本被查禁。我这种标杆，别说是在台湾、在整个、在全世界都是一样的，想想看，有哪一个人的书有九十六本被查禁的。所以我在台湾不能有充分的言论自由，他打压你很简单，你讲话可以我们不抓你，可是你没有机会讲，没有工具讲，没有台给你讲，你等于跟没有自由一样嘛。这就是我所说的，台湾的言论自由是假的，像李敖都不能得到充分的言论自由，证明台湾的言论自由是假的。
汤﹕有没有这样一种可能，有一天您和江泽民先生坐下来对谈，谈您的理想，谈您对时事的看法，以及您的人生观，世界观，我相信江泽民如果真正为中华民族强盛而考虑的话，应该在中央电视台给您一个舞台，让您发言，让您纵论天下，指点江山。哈，哈………
李﹕哈，哈……
汤﹕您有没有期待这一天？
李﹕哈，哈。我可能要的更多吧。我不仅是要在中央电视作秀。我给你讲一个有趣的事情，我在《李敖回忆录》里谈到一个老同学，我在北京的时候跟他一起念书，他是个神童。在小学我们两个人拜过把兄弟，我一辈子没有跟人拜过把子，只有跟他拜过把兄弟。在四九年，我初一的时候我来到台湾，他在北京参加了共产党，他现在等于是中国大陆CIA的头子，你懂我的意
思吧？
汤﹕呵…。
李﹕呵，呵…所以我如果在中国大陆的话，我也可能会变成一个中国大陆的CIA的一个头子。但我现在却在写文章。哈，哈。
汤﹕我们期待您的这种既批判传统又继承传统、既吸收西方又批判西方的精神，因为西方也不是十全十美的，它也是在改革中发展。您的这种精神，能不能成为整个中华民族的精神？这里没有奉承的意思，因为越看您的作品，越是感动，您确实是中西文化结合的这么一个瑰宝。只要是有识之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