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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蒙要了小姑娘手里所有的花，给了她20块钱。
“够吗？”
“够，太多了，我给您找钱。”
“不用了，你吃饭了吗？跟我们一块儿吃吧。”周蒙把小姑娘拉到自己身边。天哪，她可真小，细胳膊细腿，比周蒙教的初一学生还小，就到北京来卖花儿了。
房东还挺热情，张罗着给小姑娘拿碗筷，小姑娘也不客气，坐下来就吃。周蒙看小姑娘吃得差不多了才问：“你几岁了？家在哪儿？”
小姑娘说是湖南人，十六岁。
十六岁？周蒙真的可怜她了，十六岁才这么点儿个儿，那也长不了多少了，十六岁，完全没有发育过的十六岁比较起来，有的玫瑰根本没开过。
就是这样，也难免要给人欺负吧？如果运气好遇到一个什么人肯娶她，难免还要生孩子，生一个，或许还不够。可是，这么小的身体。
周蒙空腹喝了一瓶啤酒，头有点儿晕了，那几个山东工人吃完就走了，桌上也没菜了。周蒙搂着小姑娘说：“跟我回家吧，我送你几件衣服。”
房东看着周蒙的脸色没敢讲话，事后想想，他并不是什么歹人。
小姑娘住亚运村那边，天晚了没公交车了，还是房东把她送回去的。
第二天一早，周蒙收拾好东西，那堆迅速萎谢的红玫瑰扔在麻将桌上，她看也没看一眼，到外面拦了辆车就搬走了。
半小时后，周蒙在研究生院门口碰到了张晓辉。
不出来还真不知道，这是一个乱世。
要到这时候周蒙才想起第一次见面时李然的一句话：“打个比方，我跟你坐在这里，从量子力学的角度看由于变数太多，概率接近于零，是完全偶然的。”他是说人生无常。
乱世里自然会有几段传奇，更多的，却是无奈。
周蒙曾经听一个外地女孩这么絮叨：“每年一到10月，我就开始省钱，计划今年冬天一定要买一件特别暖和的衣服和一双特别结实的鞋子，然后冬天到了，我的钱还是不够，凑合着买了，一边买一边后悔，一定穿不到明年，到时候不是还得买？”
后来，这个外地女孩嫁人了，生了孩子，也在北京分期付款买房子了，她的冬衣冬鞋还一年一年地重复着那个老故事。
直到最后离开四方广告公司，周蒙也不明白四方广告公司为什么要招她这个文案。周蒙在公司三个月，写过的唯一文案是关于一本京城旅游指南的广告征集，这也是公司当时唯一的业务。跟周蒙同时进公司的还有四个业务员，业务员的工作就是满北京地给这本旅游指南拉广告。也别小看了这么一本32开的旅游指南，要搁几年前，指着它能挣几十万也不一定，现在，不行了，同类媒体太多了，客户都烦了。周蒙听那些业务员打电话，经常是话还没说完呢，客户一听是拉广告的就挂断了。
可老板早放下话来了，没有上不来广告的媒体，也没有不想做广告的客户，言外之意：只有拉不来广告的业务员。
四方广告公司，周蒙他们这批人进来之前，公司加上许总统共才两个人，就这样，许总还挺有派头的，他开一辆车顶开窗的“凌志”。
许总挣钱是在80年代末90年代初，中国广告初步繁荣各自为王那会儿。在广告界略待长一点，像许总这类末路英雄，周蒙很见识过几个。他们的共同特点是没受过高等教育，起步早发过财，1995年以后不约而同地开始走下坡路。这许总算是安分的，后来的两个老总还想从广告往实业发展，一个要挽救中国玻璃器皿制造业，另一个要建立亚洲最大的鲜花批发市场，一水儿的电脑管理。对这两位老总的雄心和魄力，周蒙折服之余，赶紧辞职转工。不是周蒙挑剔，实在没精力配合他们，一会儿一个主意。
手里也有一两百万了，退一步，做点儿力所能及的事儿多好。
最没意思的事儿就是明明没事儿干还得在那儿煞有介事地坐着。
在四方广告公司，周蒙不是做了三个月而是“坐”了三个月。到最后一个月周蒙实在坐不住了，她也学着那些业务员打打电话，挑离公司近的几家宾馆饭店跑跑。哪怕找个借口出去逛逛“百盛”“贵友”，总比在老板眼皮子底下干坐着强。
到底是给资本家干活，不生产点儿剩余价值给老板剥削就于心有愧。
许总挺高兴她这个小文案自觉自愿地跑业务。他当然高兴了，周蒙进公司就讲好的，周蒙的业务提成要比业务员低5个百分点，因为她拿的文案工资比业务员高，高多少？不过半张“老人头”。周蒙为人不是一向大方吗？这个亏，她认了。
就像新手的赌运一定会好，周蒙初战告捷，没两天就拉了个封底广告。这一个封底广告周蒙的提成是一千四，比起业务员，她亏了七百而许总多赚了七百，乐得许总连着一个星期地夸她。许总其实蛮有人情味儿的，他的派头是跨国公司总经理的派头，他的经营理念不脱一个作坊老板的小恩小惠。许总，也不过三十七八吧，在周蒙眼里他已经是个过时的人物了。许总的女儿听说才满周岁，是第二次婚姻吧？妻子恐怕还很年轻。
初战告捷，周蒙乘胜追击，连着跑了王府井一带新开的商厦和美食城。
也像一般的新手，幸运女神通常只会垂青你一次，周蒙连遭败绩。
转天，周蒙照常七点四十五分起来上班。
上下班时间的地铁真挤，可也幸亏有地铁，要让周蒙每天坐近三个小时的公共汽车上下班，那还是先死了好。就是这样，每天这个地铁的直线转环线，环线转直线也够烦人的，每次被人群裹着在直线和环线之间奔来奔去，周蒙像一切小资产阶级妇女那样，开始怀疑生活的意义。
下了地铁就是公司了吗？哪儿有那样的福气，还要乘二十分钟公共汽车呢，距离相当于在江城从周蒙家到四中。这段路，每月月头周蒙都坐小巴，到了月尾就不得不乘公共汽车，因为手头紧了。到了公司所在的宾馆门口，周蒙总要先买一枝三毛钱的“和路雪”山楂冰棒，吃下去胸口会舒服一点儿。10月的天气已经有点儿凉了，周蒙还是天天买，这三毛钱的山楂冰棒像是她的一根精神支柱，面对一切的不如意和喧嚣嘈杂，她至少可以举起一枝冰棒慢慢吃完。
到了第二年夏天，“和路雪”好像不再生产山楂冰棒了，周蒙找来找去都找不到，她只找到“新大陆”的山楂冰棒，总觉得没有“和路雪”的好吃。
还有什么是不能失去的？大到生命小到一枝冰棒。
周蒙知道今天是她最后一天到“四方”来上班，今天发工资，提成她前两天已经拿到了。公司在二楼，周蒙上楼前在宾馆服务台打了个长途，她是打给小宗的，小宗不在，他的同事说他去巴基斯坦了。
周蒙到北京后，这是第一次给小宗打电话，她要跟小宗说她想回去。
可是他不在。
周蒙辞职被张晓辉教训了一顿。
“我的小姐，你倒是找着下家再辞上家啊，一样是坐着，在公司坐着不好呀？”张晓辉看不来周蒙那副懒懒散散的败家子样儿。
“我现在不是坐着我是躺着。”
“哼，我看你还能躺几天。”张晓辉对着小圆镜在刚洗过的脸上涂抹了一番，“起来吧，吃饭去。”“不饿。”
“今晚劲松请客。”张晓辉眼风一张，精明厉害地说，“你又不上班，还不把这顿饭钱省下来？”“我真的不饿。”
“姐姐，你不饿我还饿呢，老郭这顿饭是冲着你的。”
张晓辉这声“姐姐”可没叫错，虽然看不出，周蒙确实比她大几个月。
经历都是写在脸上的。
张晓辉中专毕业就到北京来了，中专，她学的就是机械修理。
五年，张晓辉自己都不记得换过多少工作搬过多少次家交过几个男朋友，她唯一记得清楚的是她银行里不断变化的存款数字。
张晓辉每个月都会去一趟中国银行，她把她的银行存折给周蒙看过一眼，周蒙数了好一会儿才数清1后头有几个数字，那是一个六位数的存折。
周蒙就此对张晓辉肃然起敬。
别看张晓辉貌不惊人，好衣服没几件，人家正经在外资广告公司待过几年。那家外资广告公司在大陆经营不善，业务萎缩、精英流失，张晓辉留下来就成元老了，从打字员做起，最后离开的时候职位是媒介部经理，媒介部只剩下她一人了。
“我们在公司都是喝哥伦比亚咖啡，看时尚杂志。”张晓辉跷起二郎腿说。哥伦比亚咖啡是他们公司的全球性客户，至于时尚杂志他们公司常年有客户在上头登广告。她放下二郎腿，说：“我要是不走，今年公司会送我去澳大利亚培训一个月。”离开广告公司，张晓辉去的是汽车配件公司。张晓辉是个农民的女儿，从血液里她就不相信干广告能赚钱，那不是个稳当生意。
张晓辉的计划是回四川开个汽车配件门市部外带一个汽车修理铺，在四川省的绵阳市，她的一个远房亲戚刚进了区政府。
开门大吉，就在明年春天。
所以现在对张晓辉来说，一分钱都是好的，她最近找了一份兼职，周末给人看店。周蒙不太心疼自个儿的钱，但她怪心疼晓辉的钱，晓辉的钱是用来创事业的。得让晓辉省下这顿饭钱。
周蒙从床上起来了。
另一个
“多多”？听起来多么像一条狗的名字。好像有一部香港电影，那里面有一条狗，名字就叫多多。郭劲松请客那晚，周蒙第一次听到“多多”这个名字，晓辉也认识多多。他们都说一个叫多多的人一定会来，本来就是买了生肉蔬菜活鱼等多多来做的。可是，等大家凑合着烧熟了吃完了，那个叫多多的人也未曾出现，呼他他也不回。
晓辉说：“多多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