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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当看到，在借用西方理论解释中国传统的方法上，成功的论著并不多见，更多的是生拉硬扯、方枘圆凿、隔靴搔痒、削足适履式的“比较”和“对话”，使人感觉到中国思想不过是对西方理论的印证，中国文化是认同于西方文化的“他者”。如何吸收外来理论研究中国学术？外来理论的嫁接和转化需要哪些条件和方法？周著启发我们，只有面对中国本土或隐或现存在的类似学问，引进西方理论后有新的发现，中西融合才能成功。周著对传统话语清晰论述的背后有恰当的西方理论的观照，可以看到分析哲学的影子，其思维方式和论述方式对当前中国学术中语言和术语的粗糙使用亦具参照作用。进而言之，研究中国古代的学术，需要从中国自身的真实问题出发，带着强烈的问题意识进入传统学术的第一现场，对古人言论具“了解之同情”、对西方理论有批判性思考，对文本材料作穿透性处理，避免由情性、惯性和奴性所形成的偏死、谬误和自卑，从而凸显出中国学术的主体性、特殊性和个体性，为读者描绘出全新的古代中国的思想图景和学术地图。周著当然不是尽善尽美的，它未能总结《四库全书总目》的阐释学思想，对思想史领域中的“理想类型”和“历史类型”的融合建构也尚待时间检验，对于也许更能比照说明的西方理论也未及借鉴，特别是加达默尔以后的思想家，例如利科、哈贝马斯、阿佩尔、罗蒂诸家的阐释学思想。但是周著明显有广泛的文献搜集、清晰的现象描述、深入的材料解读、自足的理论建构，阐述了中国古代不同时期、不同学派、不同个人关于理解和解释的重要看法，并揭示了这些看法产生的哲学背景或文化背景，追寻学术传统中蕴涵的中国独有的思维方式和言说方式，呈现了中国阐释学独自面对的问题。
从中国学术返本开新的角度看，周著所属的丛书取名“学术创新”是富有象征意义的。
中国阐释学的建构虽然受到了西方学术强势的影响，但未尝不是中国学者试图回应西方学术的必然结果，是我们而非他人要在自己的语境中寻找精神资源、接续文化命脉、催生创新动力。但这并不意味着要拒斥新理论、放弃新术语。事实上，近代以来的很多新理论、新术语已经成了中国话语的新的内在肌理，它们和固有话语一起共同构成了中国的“现代叙事场”。在我们今天的思维方式、话语方式里已经难以明确区分哪些理论和术语是本土的，哪些是外来的，也不必如此区分，否则将会掉进极端的民族主义和文化孤立主义的泥沼。决定性的不是走出这个现代叙事场，而是以正确的方式进入。两宋大儒取纳印度话语开出辉煌宋学即是最成功的“典刑”。
伴随全球化进程的是民族意识的高涨，于是晚近的英语里出现了一个新词glocal，意指兼容全球视野和本土精神，可译为“全球性兼本土化”。这个词让我们想起陈寅恪曾经指出的路径：古来之学术，“其真能于思想上自成系统，有所创获者，必须一方面吸收输入外来之学说，一方面不忘本来民族之地位。此二种相反而适相成之态度，乃道教之真精神，新儒家之旧途径，而二千年吾民族与他民族思想接触史所昭示者也”陈寅恪《冯友兰中国哲学史下册审查报告》，收入陈先生著《金明馆丛稿二编》，上海古籍出版社；1980。。研究中国学术的根本目的在于理解和改善我们自身，而不是为了考量中国经验是否符合西方规则，是否具备西方经验里的“正当性”。不论是英语的glocal还是陈先生的“外来一本民族”说，都表明全球化时代研究中国传统学术、建构中国新学术必须经由以下途径：发掘、整理传统资源，在与固有思想、外来学说的对话中展开阐释和评价，最终确立新的学术坐标，开辟新的思想；由于理解、解释和存在的历史性、空间性，此过程可概括为：带着中国的现代性进人中国传统和域外场域，最终返回中国的现代性。而中国古代阐释学研究完全有可能成为这一过程中的先行者。探索自然，认识社会，表达意志，了解自我，追求真理，拷问存在，归根到底都与理解和解释密切相关，因此阐释学具有贯通所有学术的普遍意义。我们当然不能指望仅仅研究古代阐释学就足以创造性地转化传统。但研究中国阐释学，应该可以为中国新学术的创立提供借鉴，诸如方法论上的客观有效，认识论上的独到深刻，存在论上的澄明开放，从而为中国学术指出一个新的方向，同时它本身就是中国新学术一个重要的组成部分德国阐释学家阿佩尔认为，在欧洲文化的强势压迫下，非欧洲文化被迫与自身的传统疏远，其彻底程度远甚于欧洲文化，“它们绝不能期望仅仅通过解释学的反思来补偿已经出现的与过太的断裂”，但他并不否认这种解释学反思的重要性，只是指出非欧洲文化在反思自身的和外来的传统解释学时需要去获得一个与之并存的“准客观的、历史—哲学的参照系”，需要首先寻求“一种”哲学的和科学的向度”；“来促成对它们自己的和外来的意义传统的解释学理解”。见阿佩尔《哲学的改造》80～81页；孙周兴、陆兴华译，上海译文出版社；1997。。在此意义上，周著的写作结束了，中国阐释学的研究却刚刚开始。
（原载《文学评论》第6期）
第四部分 序跋之页第39节 山水诗研究的新收获
山水诗研究的新收获——评《灵境诗心——中国古代山水诗史》
王宏林谢卫平
山水诗的创作源远流长，是中国文学重要的组成部分，但魏晋至清代的文学理论著作，多侧重从文体的角度考辨诗歌发展的源流和各种诗体的审美特征，对题材较少关注，很少专门论及山水诗。梁萧统《文选》在“诗”这种文体下按题材列举23个条目，与山水诗有关的是游仙、招隐、反招隐、游览、行旅等，并未明确提出“山水”这一概念。明张之象《唐诗类苑》也是按照题材编集，江河湖海、名山怪石、树木花草都独立成条，却没有明确把山水诗当成一类加以汇集。与这些诗文选本的情况类似，少数诗论家，如清代王士、沈德潜等人，虽然注意到山水诗独特的艺术风貌，在一些诗话或序跋中提及山水诗，但描述都很简略，仅涉及谢灵运和几位盛唐诗人，很少对山水这种题材的诗歌进行系统研究。
现代意义上的文学史学科建立以来，出现了一大批颇有影响的文学通史、断代史著作，也有不少从文体的角度所写的诗史、赋史、小说史等，和古代情况类似，学者们也很少从题材的角度来写一部文学通史。上世纪60年代，受政治思潮的影响，学术界展开了“山水诗有无阶级性”的争论，山水诗渐渐受到重视，但研究焦点往往集中在有限的几位山水诗大家。80年代之后，一些学者开始关注这个空白的研究领域，如丁成泉和李文初等各著有《中国山水诗史》，葛晓音的《山水田园诗派研究》、王国樱的《中国山水诗研究》，都是研究山水诗的专著。和这些著作相比，最近出版的陶文鹏、韦凤娟先生主编，并有韩经太、张晶、王英志、尹恭弘、廖可斌等著名学者参加编撰的《灵境诗心——中国古代山水诗史》（南京，凤凰出版社2004年4月版）一书，作为国家社科基金项目，后出转精，全书942千字，以其源流考辨清晰、材料丰富翔实、立论令人信服的特点，代表了山水诗研究的最新水平。
综合考察各个时期不同诗人的创作特色和艺术成就，清晰勾勒中国古代山水诗发展的整体风貌，对某些时期的创作成就作出了比前代著作更准确深细的评价，这是本书的第一个显著特色。
文学史的写作，最忌主观臆断和空发议论。本书在写作时以纵、叙、史为主，以横、议、论为辅。在横向上，它展示出古代山水诗在各个发展阶段的基本面貌、美学特征，勾勒出不同作家的创作特色，并突出了主要作家的独特的艺术成就。在纵向上，它比较清晰地描述出古代山水诗孕育、形成、兴起以及停滞、变化、发展的流程，并从中寻觅出内在的前后相承的艺术精神、文化精神，从而展现出山水诗发展的清晰脉络。如第一编论山水诗的形成，细致考察《诗经》楚辞和汉赋中所蕴含的自然美意识，列举出其中的自然景物描写的语句，并对这些语句进行认真辨析，认为“山水诗的源头即孕育在这两座（《诗经》和楚辞）并峙的峰峦间”，而汉赋“则为模山范水的写作技巧作了充分的艺术准备”，把《诗经》、楚辞和汉赋都确定为山水诗的源头，尽管观点与前代著作并无二致，但论述显然更加细密。在此基础上，编撰者进一步指出，《诗经》中“人们对待山水的态度也有一个从《周颂·般》的敬畏崇拜到《郑风·溱洧》的亲切嬉戏的变化”，楚辞“表现了楚地巫术文化背景的深刻影响，其基调是‘超现实’的浪漫的；另一方面，又接受了中原理性精神的影响，某些时候被赋予了现实的政治的及道德的意味”，汉赋“山川景物描写尽管描摹细致，具体而微，但是都缺乏情景交融的艺术魅力，缺乏作者个人的独特体验”。这些论述表明，编撰者注意到其中的变化因素，在动态的分析中比较准确地揭示出每个阶段的特点。
在考察各个时期山水诗的创作和成就时，以前的文学史由于受当时社会思潮的影响，过于拘泥于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经济政治决定文化艺术的单一的反映论的方法，对文学自身的许多要素关注不够。本书则更多是从时代文化背景出发，结合当时的社会经济、政治思想、学术和审美风尚，通过与前后期和同时代山水诗创作的比较，来分析各个时期和各流派诗人的艺术特色和成就，因此得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