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们的看法。在我所打出的电话中，有一个是打给得克萨斯州当选州长乔治·W·布什的，他表示支持我们的努力。布什和许多边疆州政治家一样，本能地意识到危险所在，并成为我们目标和努力的强有力的公开支持者。
我还不能够肯定我完全理解我们的计划在国会所遇到的消极反应的程度。在一个层面上，国会的态度只是反映民意。讨厌外国人可能是某些人反对救援的原因，但许多人就是看不出有什么必要冒险用我们的钱去做这种努力。或许在这件事情上我们本来能够做得更好一些。但是当时的这种局势可能太新奇、太复杂，无法被迅速接受。1995年，许多人还不了解一个穷国的宏观经济的失误会影响到世界上最大的经济体这一观念。几年后，在亚洲危机发生后，这一观念仍然没有被很多美国人接受。对大多数美国人来说，全球经济还是一个在他们的日常生活中没有什么含义的抽象事物。
我们在国会遭遇反对可能也是因为与其他问题纠缠到了一起。许多民主党议员曾冒犯他们在工会组织中的支持者，投票支持《北美自由贸易协定》。现在反对《北美自由贸易协定》的人正在嘲笑这些议员——“看吧，我们已经告诉过你们情况会是这样。”在共和党方面，在活力十足的新议员中，有些人渴望打击克林顿总统，他们对美国的国际参与行动也持怀疑态度。为什么要帮助一个向我们输出毒品和非法移民的国家，而且救援行动还同时会使华尔街受益？我努力想解释（但没有成功），我们不是为了墨西哥的或华尔街的福祉，而是美国的福祉。墨西哥的经济崩溃会使他们所关注的问题（译者注：毒品、非法移民等）进一步恶化。但我的观点几乎没有人接受。
众参两院的一些议员例如参议员克里斯·多德（来自康涅狄格州的民主党人）、保罗·萨班斯（来自马里兰州的民主党人）和罗伯特·贝内特（来自犹他州的共和党人）认识到了这些问题，并在许多关键场合帮助我们做工作。但大多数愿意支持救援方案的议员要求附加条件，而这些条件既在政治上不现实，也与在墨西哥重建稳定无关；或者条件干脆就是不能与墨西哥一起推行这项计划。例如，一些民主党人坚持要写入新的劳工标准以保护墨西哥工人。有和解精神和国际意识的众议院金融委员会主席共和党人吉姆·利奇（来自衣阿华州的共和党人）支持我们的建议，为了使计划能够通过，表示愿意接受民主党人提出的一些要求。但这激怒了利奇的民主党同事，他们不明白，既然共和党控制着国会，为什么民主党要在这一问题上操纵事态。有些议员说，他们将不支持任何附加有劳工标准的方案。这种混战使人们提前感受到了将来围绕全球化包括贸易自由化问题的斗争气息。支持自由贸易的选民开始时并不多，但如果我们想要得到这些选民的支持，每个人都要求保护他的特别利益。
随着反对呼声的上升，最初曾答应支持我们的国会领导人似乎变得越来越谨慎了。他们不去做持怀疑态度的国会同僚的说服工作，而且他们似乎减少了这样做的努力。甚至一些坚定支持我们的人也开始担心别人看出他们对我们的计划热心。一位非常有名的支持者不断给我们写来信，表示对我们的建议越来越“关注”。我后来意识到这是一种书面姿态，表示他要修正他所做出的如果我们失败他会鼎力相助的保证。而就共和党人对格林斯潘作用的看法而言，他们的反对本来会更强烈。
对墨西哥危机有充分认识的议员是众议院的新议长纽特·金里奇。金里奇对普遍反对救援计划的情况非常关注，他要求艾伦代表他给拉什·林堡打电话，艾伦也照办了。当拉里和我第一次前往国会山去拜访他时，金里奇看起来确实对情况很了解。在我们会谈结束时，他称墨西哥危机是“21世纪的首次危机”。
第一部第3节
现过。当时墨西哥政府和1995年所采取的应对措施一样，基本上耗尽了其外汇储备。1982年，墨西哥的债务拖欠所引发的经济衰退波及拉美很多地区以及拉美之外。在此之前一些年向发展中国家大量放债的银行大量抽走资金，造成一个又一个国家接连出现债务拖欠。我们不希望墨西哥这次出现的问题再次引发一场全球债务危机。但在过去的十多年中，世界在很多方面都发生了变化，在某些方面使危机更危险也更难以遏制。国际金融体系在规模、复杂性和资金周转速度等方面都有很大发展，以至于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现在前所未有地相互联系在一起。简单地说，发展中国家的金融危机蔓延的可能性比以前要大得多，而且他们的经济状况又以更复杂的方式影响到我们国家的经济状况。
这些年最明显的变化是美国与发展中国家的国际贸易迅速增长。很多人没有认识到，发展中国家购买了美国40％的出口商品。结果，现在美国数以百万计的就业机会依赖于发展中国家消费者购买我们产品的能力。资金流动量急剧增加。不再只是有银行，而且还有投资银行、人寿保险、养老基金、共同基金以及通过这些金融机构在发展中国家拥有大量财产的个体投资者。从1982年到1994年的12年间，流向发展中国家新兴市场的私人资本增加了6倍，从240亿美元上升到1480亿美元。1982年金融危机之初，我正在高盛公司，当时这场危机并没有引起我的注意。而1995年的墨西哥危机则是整个金融机制中的一个极其突出的事件。
由于新兴市场的债务从银行转向人们普遍持有的证券，与1982年时相比，1995年时全球金融已经变得复杂得多。80年代的金融危机是通过紧密合作解决的，美国与其他国家政府让商业银行重新谈判，就墨西哥和其他债务国的坏账问题达成解决办法。但那是一种大规模的“解救”过程，因为银行一直支持遇到麻烦的债务国。针对1995年墨西哥的情况，有些人建议我们再次采取“协调银行的作用”的办法，但这时的银行已不仅仅只是债权人了。取代银行贷款的是，人们设计出许多种类的债务手段和金融衍生工具。墨西哥债务被扩散，因为持有者所拥有的债券，私下里是由全世界的各种机构和个人投资商所拥有的；这些债券并不是以拥有者的名义登记的，因此很难确认其所有者。另外，债券投资商在墨西哥公司中拥有股份，这种情况在80年代初很少见。
由于金融系统中包括大的投资银行在内的许多参与者拥有很多新兴市场的证券，墨西哥的金融危机得以更广泛地扩散而更加难以预料，造成了一种潜在的强有力的波及效应。在一个新兴市场面临大量交易损失的人可能很快认为，其他新兴市场似乎风险更大，并将他们的所有债券变换为现金，即使那些国家之间没有明显的关系，例如墨西哥和波兰之间。公司可能也不得不征集资本以弥补最初的损失，造成其他证券的抛售。大规模的衰退压力会给其他发展中国家市场，甚至在工业化国家市场造成压力。
最后的变化是市场反应的突然加速。在80年代的大部分时期，新兴市场国家的债务是非流动性的，仅仅是通过私下谈判达成的交易以巨大的差价转手。1995年，大量的流动资本通过光缆以光速流动。交易者在其办公桌上有大量的终端，随时掌握着价格变动信息。交易指令可以随时发出。其结果就是一个地方的市场发展情况会迅即影响到其他地方，而危机会更迅速地扩大。
这些因素结合在一起，使得墨西哥危机不同于人们以前所经历的任何危机，这使金里奇的说法令人难忘。几乎就在危机刚一爆发，我就得到消息，报告说丧失信心的情况正在影响着距离墨西哥城遥远的华沙和曼谷。墨西哥的流动资本危机与东欧的金融市场之间没有合理的经济联系。但市场心理是，某一天过于踌躇满志的投资者第二天会突然改变态度，而成为一群受惊奔跑的动物。在一个能够做出迅即反应的世界上，不加思考就做出反应的情况不一定就是非理性的。在不是所有人都能够逃出去的情况下，竞相奔往救生出口时，速度对逃生来说是至关重要的。
在描述正在发生的情况时，我发现自己陷入了一种“第二十二条军规”的困境。一方面，为了动员不愿意采取行动的国会议员以及公众支持我们的救援方案，我需要强调墨西哥危机的危险。另一方面，坦率地谈论有可能发生的危险又会引发我们所最想避免的反应。明显提出我们担心危机可能会向全球蔓延并造成一种自我实现的预言。当时有些人指出我在与国会打交道时缺少我的前任劳埃德·本特森所具有的经验。我的真正问题是放弃了我们最强有力的手段：恐惧。在盲目自满和恐慌之间航行的惟一办法是非常非常小心地选择我的用词，缓和人们的紧张以及有意地保持模糊。
1月25日，当艾伦·格林斯潘、国务卿沃伦·克里斯托弗和我在众议院金融委员会作证时，整个过程充满了敌意。我被迫回答一些指控，说我们的建议是假装是要帮助邻国，其实是为了把华尔街和大投资银行“赎”出来。伯尼·桑德斯议员说我应该“回到你在华尔街的朋友们那里去，告诉他们自己的事要自己担，不要要求美国纳税人帮忙”。我努力解释说，我不会为了援救投资者花纳税人一分钱。我再三强调说，我们援助墨西哥的计划是出于我们自己的国家利益考虑。尽管这些数字很难准确计算出来，但根据我们的大致判断，如果墨西哥危机久拖不决，可能给美国造成的损失是，70万个就业机会受到影响，非法移民将增加30％，等等。
在随后一周，罗斯·佩罗特在参议院作证并大谈其所谓墨西哥危机宣布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