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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会受到指责，而如果我们发挥领导作用，则遭到憎恨。我们在财政部所吸取的教训是，只要是现实的，要更努力地与其他国家达成共识，这往往意味着我们要做出让步。但我们也经常认识到，在其他国家不愿意采取进一步行动时，我们需要推动他们行动。
1995年，我把墨西哥危机称为一个“非常低度的或然性事件”。但我的看法后来变了。一般来说，一个发展中国家出现的问题造成蔓延性危机的可能性并不大。但现代资本市场以它们之间密切的相互关联、规模和速度，再加上人类争相逃避是非之地的内在驱动，使难以预测和预防的周期性动荡的出现不可避免。确实，仅仅一两年后，我发现自己身处另一场全球性金融危机之中——一场在规模、复杂性和潜在影响方面比墨西哥危机威胁性大得多的危机。在不确定的世界市场教育第二章市场教育我28岁时，由于一次偶然的机会，高盛公司雇佣了我。我在该公司占有好几层楼的套利部工作。就我的品行或我的经历而言，我可能不擅长这种工作。当时，套利商人典型的个性特征是强悍、咄咄逼人的。我那时和现在一样，是一个举止低调、不事张扬的人。就我的条件来说，我觉得在我开始找工作、进高盛公司前，我甚至连“风险套利”这个词都没有听说过。但我的工作表明，我非常适合做套利工作。
就其典型的形式而言，套利不过就是通过在一个市场上购买某种东西然后转手在另一个市场以不同的价格卖出。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前，在套利活动中利用通讯优势还是可能的，典型的套利就是努力在不同的金融市场捕捉价格差异。举一个简单的例子，英镑可能在伦敦的交易价是2．42美元而在纽约是2．43。如果一个套利商人在伦敦买英镑再同时在纽约出售，那么每投入242美元他将可能会获利1美元。这种套汇的惟一风险是没有足够快地完成交易。 在20世纪上半叶，许多公司通过不同市场上同一种货币和证券的微小价格差赚取稳定收入。
随着全球通讯条件的改善，这种获利方式逐渐退出了传统的套利业。一旦一个人在确切的时间里得知英镑在不同市场上的交易价，在大多数情况下，差价都非常小以至于不值得去赚。但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古斯塔夫·利维推动形成了一种被称为“风险套利”的新业务，我后来为他工作了二十多年。在传统的套利活动中，你同时买卖同一种东西。在最简单的风险套利形式中，你买一支股票，我们暂且称之为A，一旦一件已经宣布的事件比如说公司合并完成之后，这支股票将会被转换为另一种股票，我们叫它B。在买进A股票的同时，卖掉B股票，以对冲这笔交易并锁定你的利润。因为A股票转为B股票是不确定的，合并交易可能破裂而不是完成，所以，这就存在着风险因素。
50年代以来，风险套利在华尔街意味着购买发生了某种事情的证券，例如公司合并、股权收购、拆分、资产剥离或破产。举一个假设的例子，比格公司或许宣布，以顶点公司股票两股兑换比格公司一股股票，对顶点公司进行友好收购。比如说比格公司每股价格32美元，而顶点公司在宣布同意被兼并前的股票每股价格13美元，而在这项协议宣布后，因为考虑到一旦兼并完成后每股可以值16美元（比格公司股票价格的一半，如果比格公司股票的价格仍是32美元的话），被兼并公司的股票价格上升到每股14．50美元。在风险套利交易中，你就会购买顶点公司的股票，而把在兼并结束后你会获得的比格公司的股票卖空。在这种情况下，卖空意味着出售某种你还尚未拥有的东西以对冲市场风险——换句话说，保护你自己以免到时候可能出现（A）你所购买股票被转为你出售的股票，（B）比格公司股票将贬值（为了卖出你所没有的股票，你必须出钱筹借这种股票）。然后当兼并完成后，你就轻而易举地用你得到的比格公司股票兑换你的顶点股票，并用他们顶上卖空的账户，归还你借来的股票，结束你的交易）。你所获得的利润就是交易价和你最初锁住的价格之间的差价。在你的卖空交易之后发生的比格公司的股票变动无关紧要——如果比格公司股票跌了5点，对你也没有影响，因为你已经卖空了比格公司的股票——而锁定了它与你购买的顶点公司股票之间的差价。
然而，你只有在公司兼并完成后才能获得收益。如果兼并协议破裂，你就处于一种高价买进了顶点公司股票而卖空了比格公司股票的处境——几乎肯定会在其中之一或两种股票上都损失。在这种交易中，潜在的收益远远大于传统的套利交易——在我所假设的例子中每投入14。50美元获利1。5美元。但其中的风险也大得多，因为股权收购可能由于某种原因没有完成。实际上，这种交易变得惊人得更复杂也更吸引人。
第一部第10节
古斯是一位伟大的金融业创新者，有着一种高贵、积极向上和热情的性格，他在二次大战后，为应对战争时期造成的生产繁荣的不正常情况，发展出了这种交易方式。在大萧条时期，不少铁路公司提出破产，使得他们的股票和债券价格急剧下跌。然而，在战争年代，铁路在满负荷运转，结果财源广进。通过破产法院，他们应当放开其真实价格进行重组。像古斯一样的套利者就买进这种在技术上破产的公司股票，等待他们的重组。
到50年代末，这种机会越来越少了。但60年代中期，大约就在古斯及其门生L．杰伊·滕纳鲍姆雇佣我在高盛公司套利部任初级业务员时，由于接收和兼并浪潮，风险套利业务重新兴旺起来。到60年代末，高盛公司在这样的时代背景下，利用自己的资本参与这些交易，获得了高额利润，每年达数百万美元。由于工作有风险、很复杂并且有高额回报，这类业务也要求有一种固定的职业秘密技巧。像高盛这样的公司不希望他们的竞争对手们了解自己是如何开展套利业务的。1966年，也就是我被雇佣的那年，《商业周刊》引用L．杰伊 的话说：“打听我们的套利运作就像是走进一对夫妻的房间打听他们的性生活。”现在尽管套利业务在华尔街仍然还是一项大业务，但它已经远不像以前那样神秘了。
我想通过描述我在1967年实际开始从事套利业务时所做的一次套利交易，说明当时我们在做什么。我在高盛公司工作的最初7年所做的数百次交易中，这次交易在许多方面是非常典型的，我对这件事记得很清楚。这是一次两家公司公开进行的合并。贝迪公司是一家中等规模的医疗设备制造企业，而乌尼维斯是一家小一些的公司，生产眼镜片。根据公开发表的友好接收条款，贝迪将以3500万美元的价格买下乌尼维斯所有股份。乌尼维斯的股票持有者每股乌尼维斯股票可兑换0。6075股贝迪的股票。
在不确定的世界市场教育1967年9月4日，当这一合并协议宣布时，贝迪的股票的市场价格大约每股55美元，而乌尼维斯的股票大约24．5美元。如果合并完成，A股票，或者说乌尼维斯股票将变成B 股票或者说贝迪股票，而根据首次宣布这次合并协议时贝迪的出价（0．6075×55美元），乌尼维斯的股票每股将值33．5美元。为了决定我们是否参与这项交易，我们必须评估两家公司合并成功的可能性，如果合并成功了，我们会获得什么；如果失败了，我们又会损失什么——你也许会说，这是我处理生活中大多数决定的思维框架。
这种公开宣布的合并有可能会因为某些原因而最后未能完成。在一方履行其“正当的注意”，具体核查对方的各种记录后，原来的合并协议可能取消；或者两家公司中有一家的股东反对交易条款，认为不够优惠；司法部或联邦贸易委员会可能会裁定这两家公司的联合妨碍正当竞争；管理问题也可能出现，一家公司可能有宣布进行合并而没有完成的前科，在达成最初的原则协议后可能改变主意或不太愿意在具体问题上做出让步。我们要衡量各种因素，决定是否对其开展套利业务。
做生意的首要原则是进行迅速而集中的调查。我要对我所能够获得的公开信息进行分析。我得和代理律师和反托拉斯律师谈。然后，我还得与两家公司的官员们谈，很像是证券分析师做的工作。我几乎从未掌握我想掌握的全部信息。我也很少有足够的时间去把每件事情想透。
但即使是有我所希望拥有的信息和时间，风险套利决策也可能远不科学。我在我的拍纸簿上写下的许多笔记不充分或者难以进行数据衡量。它们是判断。而一旦我完成了我所有的分析，得出了相对明确的观点，正确的答案也不会就直接表现出来。最终的决定是另一种判断，涉及我对局势的感觉。我们可能会放弃一项各种数据看起来都很有发展前途的交易，仅仅因为我们感觉两家公司不般配，或者因为我们对其中涉及的一些人不信任。
但是，承认这种来自于经验的感觉在做出决定中的根本作用，和没有一种分析框架、根据一种非系统的方式或根据本能做决定是不同的。其他公司的一些套利者根据一种更为意气用事和主观的判断运作，他们的决定是根据一些不完整的信息、交易活动和小道消息做出的。在高盛公司，我们的决定更多的是根据分析做出的。我们一直试图考虑到在交易中有可能会出问题的每一件事，然后试图评估这些风险在我们的分析中所占的分量。尽管有忽视自己严格的框架的过于感情用事的趋势，但我们还是尽力保持清醒和冷静。与分析无关的感情就像本能一样，可能会产生误导作用。如果你变得很容易被吓怕，或很贪婪，作为一个套利商，你就无法有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