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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自《财经》）
第四部后记
感谢东方出版社对本书出版给予的帮助。借此书出版之机，感谢党中央、中纪委给我正了名，肯定了我几年与腐败分子所做斗争的功绩；感谢各媒体的正义宣传；感谢阴法唐老将军、刘善祥老书记、北京铁路局万玲书记等一批老首长对我冤案的关注和在我艰难的平反路上给予的帮助；感谢全国总工会、铁路系统的同志的帮助；感谢我的家人及所有亲朋好友对我的理解；感谢海外华人对我表示的同情与支持。此书仅就我个人的真实经历反映了社会发展的一些问题，希望能对读者起到一定的警示作用。
这本书好像是在讲我个人的事，但是我不想卖弄我的经历。你们看到的经过，有的是我愿意做的，有的是被逼到这一步的。但正因为我的被逼，才说明了社会与人性的复杂。
众所周知，反腐败工作任重而道远，对保护检举人还需从机制上制度上予以完善，保护也是低层次的，怎样评价反腐举报者的特殊贡献？怎样才能从根本上扭转“反腐不香，腐败不臭”的现象？就本人而言，我16年挨整，就是因为向党组织向国家机关反映了一伙蛀虫们的违法犯罪的问题。但前期的行动势单力薄，遭到了残酷打击。首先是身体遭摧残，多病缠身，反腐付出了巨大的代价。多年挨整给我遗留很多问题。我要求一个制度层面上的公证的对待，难道应看作“向政府要条件”的“觉悟低”的表现吗？请读者自行评判。
程维高一伙当初调动了庞大的专政力量大肆镇压检举人，整了众多的干部。专案组的人曾对我大叫大嚷：“我们调动了200多公安人员对付你们！”当时挨整的人确实很多，气氛也十分恐怖，这种恐怖政治给不少人和家庭带来了灾难。尽管程维高已被开除党籍，但“不该发生的故事”还是打击了人们的信念。我并没有向国家索要个人赔偿，但是为了让人们看到对于反腐败工作党和国家是重视和支持的，是为了让人们看到反腐败的希望，我郑重向河北省党组织提出五点要求（此情节已在书中交待）。我欣慰地看到：我的行动正逐步得到具有现代公民意识的广大朋友的支持。一位法学教授所讲的：“没有人是有义务的去反腐，去无偿贡献自己的青春甚至生命的。我觉得对举报人待遇不给落实，这同样是一种严重的问题，因为它直接影响到了反腐败的查处工作。”河北省的情况很复杂，“9·26”专案的负面影响还未消除。正如书中所写，对求索“正义”而言，8月9日的平反只是一个开始。我不甘心以“告状”来为我的一生划上句号，我是一个党培养多年的知识分子，我仍想以工作来弥补一些遗憾，这本书也算我的工作之一吧。我希望读者不把本书当做一部“申冤文学”来看，更不希望被当做一部“诉苦文学”。希望读者们能从更深更高的层次来思考以我个人水平和经验无法完成的问题。如果达到这个目的，我会很高兴。
谈到写作，谈到文学创作，自然是我很喜欢的一件事。我喜爱文学，从小就认为那些写书的人都是了不起的人，我这一辈子“著述”也算颇丰，可惜都是一些工程预算和建筑管理实用指导方面的工具书，一般读者是没有兴趣的。而且20世纪80年代末还因为领一笔稿费差点被李山林打成“贪污分子”，一笑。有闲暇的时间我也喜欢舞文弄墨——只是多年来把舞文弄墨耗费在写申诉信打官司上了。因此，严格意义上讲，这本书是我发表的处女作，有不当之处，请读者鉴谅。因为这本书是讲我的真实经历，初稿里我也花了不少篇幅来逐个感谢那些帮助过我、同情过我的熟人们，可是有关文字也被编辑们删去了很多，而且编辑还批评我不懂创作规律。如果认识我的人在这本书里没有看到你的名字，请原谅，我本来是想逐个感谢的，但编辑的话我也觉得对。这世界上有坏人，但好人实在太多，我要逐个感谢，也是不现实的事，见谅！
作者
2003．12．2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