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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我们算是一见钟情吧。她的父亲，也就是我的岳父，开始当八路军的村长，掩护革命同志，曾两次被日本鬼子逮捕，两次被组织营出来，解放战争年代开始后，被组织派往保定市做地下工作，给解放区暗里运送枪支弹药和保护革命学生投奔解放区，由于是单线联系，他的上级即单线联系人提前转移到别处，不知道去了何地，所以后来组织关系接不上，在后来政治运动中被诬为“自动脱党”，甚至“文革”中被打成“五类分子”，含冤一生。
由于有着相同的家庭背景和相似的人生经历，志趣相投的我们很快就走到了一起，携手走上新的人生征程。
我们的结婚没有举行任何仪式，没有酒席，没有喜糖，没有花轿，没有热闹的吹鼓手，房间里的摆设也寒碜之极，可以说是家徒四壁。但是我们心里那种幸福的感觉却是什么也比不了的。
记得当年的新婚之夜，我们俩就在老家的农村土坑上面对面坐了一宿，谁也没碰谁一下，双方都害羞得不行。
电影《李双双》里有一句著名台词——“先结婚，后恋爱。”我们这一代人的爱情，大都脱离不了这样的模式。现在的年轻人可能不太理解，但我们确确实实就是这么过来的，相濡以沫，互相鼓励。在那动荡、艰难的日子里，亲爱的老伴成为我的战友和精神支柱，这是后话。
她在济南张店机务段（现为淄博机务段）工作，我们俩的工资一样，都是43块5毛，我们结婚以后，就靠着这一个月87块钱养活着两家11口人。所以我们婚后的日子仍然很艰苦，常常买1毛钱10斤到30斤不等的处理菜（就是烂菜帮子）回家，洗一洗就混上棒子面一块儿煮了吃。回湖北后，我发现工地的工人都比我们吃得好，作为一个丈夫，我顿时很惭愧，觉得太对不起、太委屈她了！
我请的婚假是1个月，假期结束后，我回到了单位。
第三部从同济校园到长江之滨（6）
天天挨斗
一走进建设局大院，我被铺天盖地的大字报吓了一大跳，这是怎么回事哇？仔细一看，就更吃惊了：所有的大字报全是攻击我的，说我和“走资派”穿一条裤子，又说我是“白专”，还有一张大字报生动形象地描绘出我刚进荆州建设局大门时的画面来：某“走资派”领导（当然在这张大字报出生之前已经被“专政”了）听说来了一个上海名牌大学的毕业生，立即组织全体机关干部站到单位大门口分列两队，热烈鼓掌欢迎“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到来。其实我报到后很长时间都没见到过这位领导，因为这位领导一直住在牛棚受审。
……
看了这些大字报之后我不禁哑然失笑：马克·吐温《竞选州长》式的荒诞竟然也可以发生在我们国家啊！
由于我是个知识分子，又有“保皇派”之嫌，革委会领导决定先让我下基层锻炼几年，好好改造一下思想。因为我的“阶级、思想本质还是好的”，所以我被分配到一个离长江两三百公里的江北“三线”建筑工地当和灰工。
托大学时常打篮球的福，工地领导发现我手脚还算麻利，就安排我顶替一个从脚手架上掉下去摔伤的架子工。
这个工地是一家军工厂的工地，据说这家军工厂将来是要造130炮弹的，这种炮弹专门对付装甲车和坦克。当时北方边境局势很紧张，和苏修的冲突一触即发。一想到万恶的苏修，工人们就干劲十足。
我当建筑工人的时候，每天劳动量都很大，印象中我的工作服好像就没怎么干过，每天下班后背上都会冒出一层白白的盐霜出来，我和工友互相打趣说，我们不用再去专门买盐巴了。
生活虽然很苦，但是我有一个自以为是长处的特点：我比较留心身边的一草一木，比较善于苦中作乐。
江北工地在湖北钟祥县境内的一个大山里，整座山上就住着3户人家（这3户人家也算是一个小村子吧，并且村名很有趣，叫“三家村”）。山里野兽很多，白日里经常能看到獐子野羊什么的，一到晚上，在工地窝棚里睡觉的时候，还时常听见狼的嗥叫声。工作之余，常和工友们一起爬山、钻山洞、采竹笋、赶野羊，偶尔还能逮一两只野物打打牙祭——那些野味的鲜美我一辈子也忘不掉。这样的活动既给那段艰苦的岁月增添了乐趣，又锻炼了身体。
我下放工地劳动不久，荆州地区奉旨成立“五七”干校，学员多是走资派和资产阶级知识分子，我同我们的“走资派”局长王青春等所谓“文革”中有问题的人被送干校改造，我和王局长被编入干校第10连，是基建连队。当初我们被拉货的大卡车拉着，送干校的那天是漆黑的夜晚，天下着雨，我们头上顶着盖货的雨篷，汽车在伸手不见五指的雨夜中行驶了4个多小时到了荆州城。然后我们被转移到荆州地区干校所在地，即当时的江北劳改农场。干校的校舍非常简单，都是用苇席油毡搭成的简易窝棚。白天各连队干活，劳动锻炼，即劳动改造。白天干活都是军事化的，每天早晨6点钟起床，吹起床号后各连队必须在10分钟之内完成穿衣、洗漱拿自己的劳动工具，排好队，跑步出发奔向劳动地点，我们老局长50多岁了，跑不动，鞋地跑掉了。他一边提鞋一边说：“这是什么干校，简直是监狱！”这句话竟有人密告领导，为此，开会连续批斗他好几天。晚上一般都是开会批斗“走资派”或是“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等。有时苇棚内通夜亮着灯，那是在批“走资派”。有的打疲劳战术，几夜不让“走资派”睡觉，连续几夜批斗人家，刚刚到干校，因为我年轻，才20多岁，批斗人家领导安排我第一个发言，发什么言，说什么话，也都是连队领导教给我，不是我的真实心意，所以发言时我没法严肃起来，老笑，逗得全场也跟着我笑。本来是批斗会，结果被我搅了局。领导非常恼火，把我狠狠的批评了一顿，以后也不让我发言了。
去食堂打早饭的时候，要对着食堂大师傅先高喊“万寿无疆”后背上一段《毛主席语录》，不然别想吃早饭。为了肚子，我违心地顺从了这样的规矩，但是忠字舞我是宁死不跳，每次都设法躲过去了。我们私下讽刺打趣那种“文革”的奇闻怪事，贵州有一个笑话，也传到了我们这里，就是贵州的造反派在“毛主席万寿无疆、林副主席永远健康”口号之后，还加上一句“李再含同志（当时的贵州革委会主任）比较健康、比较健康”，让人啼笑皆非。
我想不通，国家花钱培养我们这些大学生，不是让我们学好本事之后为国家效力吗？否则，花那些钱干什么？那个年代，这种人才资源的巨大浪费，让我们国家本来就脆弱的高科技产业更是雪上加霜，并错过了追赶世界新科技革命的大好机会。
我在干校仅仅当了两个月的学员，天天晚上开会学习毛选，或是批斗“走资派”等。白天一天在干校里干活，没有自己的自由时间，也不允许看别的书，感到很压抑。1970年10月的一天夜晚，全校紧急集合，各连队在操场入场完毕后，大会开始，由干校军代表作报告，军代表宣布，奉上级指示，为了进一步改造我们的干部，尤其是“资产阶级三门干部”（家门、学校门、机关门），要下放到环境更艰苦的农村去锻炼，下放对象重点是“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因此，我又被下放到长江边上的公安县闸北区雷州公社新民大队第6生产队当农民。下放那天的情景虽然过去33年了，但还是历历在目。那情景与电视剧《布尔什维克兄弟》中下放干部的场景极为相似。我们的行李被装上大卡车，卡车周边上贴满了绿色和黄色纸张写的标语，内容记得最清楚的是“滚一身泥巴，炼一颗红心”、“活着干，死了算”等等。我们这些“资产阶级知识分子”们步行几乎一整天才走到目的地，很多人脚上起了泡，比电视剧里描述的苦多了，电视剧里被改造的干部是坐着大卡车去农村的。我到插队落户的第6生产队报到后，被送往前不着村后不着店的坟地旁建的一间土坏屋，小屋十分简陋，没有窗户，屋里漆黑。小屋紧挨着坟地，夜里在坟地旁解手，情景很是吓人。没有菜吃，自己种了一畦辣椒，算是解决了吃菜问题，不让我们买农民的粮食，我们要到公社粮站买，都是陈米、糙米，没一点油性，很难吃，当时下放以后粮油、生活用水等都非常困难，都要自力更生。除此，我们主要是来农村劳动的，劳动强度极大，我作为最壮的劳力奉命扛抽水的柴油机，几百斤抬在身上，在稻田中的田梗路上艰难地行走。冬天去河边抬石头，也是一次几百斤，修水利挖河泥。插秧时和妇女一样去插秧，割小麦。每天4点就起床，自己做饭，天不亮就得出工，一直插秧到中午。中午从地里回来，赶紧做饭，吃完饭生产队钟声又响了，开始天天读一个小时（读毛主席语录），读完后立刻下地干活，晚上有时10点钟才收工，所以不到一年，身体就累垮了。人家说我快不行了。不行了也得坚持，那时有一句口号让我们常挂嘴边，叫做“一不怕苦，二不怕死”。身体拖垮了，精神也很痛苦，因为刚下放两周我就突然遭到下放连队的批斗，一位副连长开口便说：“今天开会批斗郭光允同志。”为什么要批我呢？原来我的罪名是反对毛主席的“五七道路”，对“文革”有意见，这是一场对我突然袭击，虽没有思想准备，但就是不承认，据理力争，使人家非常恼火，不可思议的是一些老干部下放时对我特别亲热，批我时竟翻脸不认人，冲我大喊大叫“光凭你这个态度也得批判你”，我当时心里难受极了，怎么这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