按键盘上方向键 ← 或 → 可快速上下翻页，按键盘上的 Enter 键可回到本书目录页，按键盘上方向键 ↑ 可回到本页顶部！
————未阅读完？加入书签已便下次继续阅读！
说起那阵的大炼钢铁，也算是我一生中充满苦涩滋味的精神跋涉吧。
我父亲也在附近工地上炼钢铁。
说来也是辛酸，我因被校长在政治上打入“另册”，竟差点被剥夺去曲阳炼钢铁的权利。经我再三哀求校长，校长才勉强同意我去炼钢。
在去工地的路上，一路上又冻又饿，经历许多狼狈，数日后走到了太行山的东麓。运矿石、支炉子，折腾了半个多月，烧了许多好柴禾，被烟熏出许多眼泪，连矿石都烧不化，好一点的炉子仅烧出一点焦疙瘩。又一纸命令下来，全民大炼钢运动停止。我又混在撤退的人流中，凄凄惶惶回到大百尺。
这一年学业荒废，又加上人为的饥荒，叙说起来真是不堪回首！
惟一幸运的是，一个“巧遇”让我顺利考上了保定二中。那阵的考场在缪家营中学，家境较好的学生去学校食堂买饭、买带油花的白菜豆腐汤。而我就像路遥小说《在困难的日子里》的那个主人公一样，背着同学们在一个僻静处偷偷地啃野菜掺高粱面饼子，我一抬头——壁报上密密麻麻地写着批判达赖叛国集团的内容，我一边咽菜饼子一边默记这些内容。
政治考卷发下来，试题正好是我在壁报上看到的内容。
我以优异的成线考上了保定二中。
第一次从家里赶往保定读高中的那天，刚下完一场大雨，路过一条涨了水的小河，差点给淹死。当时水流很湍急，又没有桥，人们只好趟过去。我个子很小，身体又很单薄，看着滚滚的水流不禁有点发愁。旁边一个红脸膛的农民大哥见状对我说：“光着脚下去，紧紧用脚趾头抠住河底，一步一步往前蹭，千万别抬脚，不然水一下就会把你冲走了！”
他的话像一颗定心丸，我咬着牙往前走。水越来越急，突然，我的右腿被冲起来了，我吓得大声叫起来。我努力挣扎着重新站稳，最后总算一步一步挪到了安全地带。如果刚才没有定住的话，我肯定要被卷进漩涡淹死了。从家里出来的时候，父亲送了我一程，不过把我送到河边就回家去了。奶奶知道以后，很生气地把父亲骂了一顿，接着就是担心我的安危。那个时候也没有什么联系方式，甚至村里还不通邮呢。设想那个时候我要是被淹死的话，也就是无声无息地死了。现在想想，还觉得侥幸呢！
保定二中的条件不错，据说有些房子以前还做过慈禧太后西逃时的行宫呢。不过彼时的我无心过问这些东西，因为整个高中时代，还是饥肠辘辘的日子居多的。
困难时期，学校为了解决学生吃不饱饭的问题，发动住校的学生利用课余时间去菜市场捡菜叶、菜帮子交给食堂给我们熬菜粥喝。尽管如此，还是吃不饱。那个时候，各学校都取消了体育课——谁还有力气跑啊跳的。连老师们一个个都浮肿得不成样子。那个年代连孩子生得都少。我爷爷就是在那个时候饿死的——记得他个子很高，身材巨大，因而饭量也特别大，这一点在饥馑时期不但不是优点，反而是会要人命的缺点。他心肠特别好，但是最后却没有好下场，活活地被饿死了！那个时候我的腿一直是肿的，一按一个坑，好半天都鼓不起来。我身体的这种状况直到我大学三年级的时候才有所好转。虽然那时还是吃不饱，但是总算不用每天在饥饿中苦苦挣扎了。
我的成绩在高中时名列前茅。到了高一快读完的时候，学校决定设立一个快班，让我们提前一年参加高考，高二就去考大学。离高考还有两个月的时候课全部上完了，于是我背着书包回家准备潜心复习了。有个村干部看到我回到家了，可乐坏了：“哎呀，这下好了，郭家的大小子回来了！是学校把你下放了吧？我早就知道，你家这样的背景，要下放第一个肯定下放你！”
“我没有下放。”我冷冷地答道。
“哎？为什么不下放你？那还能下放谁？”对方闻讯后诧异得不得了。
“实话告诉你，我是提前一年考大学。我还有两个月就要考大学了……”我懒得跟他多废话。
“啊？这是怎么搞的？不对啊……你们学校领导怎么搞的？”他显得很生气，反过来跟我发起火来。
其实，就是他和那帮村干部当时不准我妹妹上学，从而改变了这个比我脑子还好使的女孩一生的命运！现在我不想怎么指责那个人，因为那个人本身倒不是什么坏人，他是那个时代的产物。但是，这种扼杀人才的愚昧举动实在是让人痛心啊。
第三部从同济校园到长江之滨（2）
在我的印象中，到“四清”工作在农村广泛开展起来以后，村干部那种肆意压制、打骂村民的恶劣现象就好转了许多了。
回到学校后，我听到了一个坏消息：村里的干部写信给学校里说，郭光允的爷爷是“右派”（其实是我爷爷的三弟当小学教员划为“右派”），因此我不能考向往已久的清华大学的所有专业！不仅如此，凡有“敏感”之嫌的专业、可能跟“要害”部门有关的系科专业，我都不能填报。我很伤心，很愤怒，但是无可奈何，面对这样的事情，我连反抗都无法反抗。
很感谢当时保定二中的尹书记，要不是他审查一下我的志愿书并且用红铅笔划掉很多我不能填的志愿，我可能连大学也上不了。尹书记就审查了我一个人的志愿书，因为当时先体检和政审，如果政审不合格成绩考得再好也不允许上大学，为了不在政审表中填上我这个被诬为右派子弟的学生“此生不能录取”的结论，班主任才和党委书记商量让我只填一般专业，因为我们班主任靳及人老师对我印象特别好。我考虑了很久，在尹书记的建议下，填报了对政治条件要求不是那么苛刻的同济大学，专业也是似乎并不敏感的建筑工程专业。
高考完后我就回家了。回家一躺下就开始发烧，我舍不得花家里的钱去买1分钱1片的退烧药吃，于是就想了一个招儿：那就是直接光着膀子躺在地上，跟冰凉的地“交换热量”以达到退烧的目的。不料我自己发明的“土方子”并不见效，烧一直退不下去。就这样烧了半个月后，拿通知书的日子到了。
一天早上，天还没亮的时候，我硬撑着爬起来，喝了一碗棒子面粥就开始赶路去学校。我浑身滚烫，脑子被烧得稀里糊涂的像一锅棒子面粥，连走路都踉踉跄跄的。这样走了30里之后，我捱到一个叫做“古灵山”的地方，从那里到通往保定城的大路有一段长20里的堤坡。
我走啊，走啊，身体越来越难受，头晕眼花，走几步就要坐下来歇口气。我从小到大走了很多路，但是从来没像今天这样艰难，没像今天这样力不从心，我甚至想到了放弃，想到了死亡。
这段短短20里的路，我从日头才有一杆子高的时候走到了太阳偏西！脑子里一片空白，两条腿越来越不听使唤。忽然感到心脏一阵猛烈的收缩、绞痛，我大叫一声，接着蹲了下去，一手撑住地，一手捂着心口——我想那大概是心脏病的前兆吧。
顿时，我感觉整个世界天旋地转，灵魂似乎都开始出窍了。我在生死一线间拼命地挣扎着，心里默默地念叨：我不能死在这里啊，我死了家里都不知道啊。我还要上大学，我还要让全家人每天都能吃上白面馒头呢！
也许是我的哀求感动了苍天，慢慢地，我的心好受多了，勉强可以站起来走路了。我命大，算是给我捱过这一劫了。
费尽千辛万苦，总算走到了大路上。
这个时候，一个黑脸膛的农民赶着一辆牛车过来了，看我一脸疲惫困乏的样子，好心地招呼我：“小兄弟，去保定吗？上来搭一段吧！”
“谢谢大伯……”我感激得不得了。
托这位大伯的福，我在天黑前赶到了保定二中。
到了学校，我找到了班主任的靳及人老师，我问道：“靳老师，我考上大学没有？”
“郭光允啊郭光允，你怎么能这样问呢？这个问题不是你这个学校尖子学生该问的！”靳老师一副很“生气”的样子，说完从一摞信封中抽出一个，“喏，同济大学来的！”
我喜出望外，赶忙拆开信封：“我考上了！谢谢你，靳老师！”这个时候尹书记也走了进来，他说：“我审查你的志愿是为了你能有学校上，也是对你好。”我感激地看着尹书记，不知道说什么好。我在同济大学读书的时候，听一个保定老乡说尹书记后来被当作“右倾机会主义分子”调到保定农村一个公社去工作了，以后就再也没有了他的音讯。现在他在世的话也该84岁了，他或他的后代如果能看到此书的话，我真心希望我能报答他老人家的栽培之恩。
获知上大学的喜讯之后，我突然想到了一个人。那就是初中毕业后转到另外一所中学读书的小玉。
在保定二中读书时，我几次都想去探望她，可是一想起自己的处境和被饥饿搞得疲于奔命的状态，我就有点心灰意懒，我这副模样去见小玉，人家会不会嫌弃我呀？二是我也意识到，在困难得连生存都成问题的年代里，考虑个人的恋爱问题是自私的，按照当时的道德观，甚至是可耻的。
然而尽管如此，我还是压抑不住对小玉的思念之情，有一次，我踟蹰到她所在的学校门口，差点进去，可是狠了狠心又离开了。
让我能稍微安心一点的是，以后小玉的消息我还可以不断得到。
她后来考上了名牌大学，毕业后分配到科研单位工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