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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百尺小学就设在地主老宅子里，设备极其简陋（干脆这么说：根本没有什么设备）。没有桌椅，所谓椅子就是我们自己带去的砖头，坐在半截的砖头上，支起腿就是课桌；课本用绳子拴在写字板上——那所谓的写字板也就是自己找的石头片，用石笔在上面写字，写完了擦，擦完了写。没有书包，后来在家里找了一块布做包袱，把课本“文具”往里一包，用绳子一拴，这就成为我从小学到中学一直使用的书包。
在这种简陋的条件下，应该说我的功课还是不错的。大百尺村小学每次发榜，我都是第一名。
第三部一个被看做“异类”的中学生（3）
1954年的灾荒
读小学让我懂得了许多道理，但是并没有因为我具有了学生身份就摆脱了生活的负担。
种地、打柴、推磨碾粮食、烧火、照顾弟妹，依旧是我课余之后必做的事情。
那个年代农民维持一家的生活是很艰难的。
如果遇到天灾，对老百姓而言，无异于雪上加霜。
1954年发大水，在我的记忆中是难忘的。
那个时候，我们地区遭遇了罕见的水灾。庄稼都淹在了地里，大人们整天愁眉不展：“今年的收成完了，又没饭吃了！”
不好的消息不断传来。这天晚上，乡亲们奔走相告：猪龙河要决口了，准备逃命吧！
猪龙河在我们村南边，小说《红旗谱》曾写到这条河。这条河真要决口了，对我们村意味着什么，大家都心里有数。
那个晚上，全村的人都不敢睡觉，彻夜坐在家里，随时待变。
雨声、水声、风声，那种恐怖的感受，真是难以言表，令我终生难忘。
我和弟妹们坐在屋里，全都是一副听天由命的表情。
大水进村啦！……
不知什么时候，有人在院外狂喊乱叫。
呼啸声由远而近，听上去真是骇人。
我不能确切描述当时的感受，只记得奔走在水中时，四周是一片可怕的寂静。只看到水一个劲在涨。完了，完了！这下可怎么办？这种恐惧的感受没有维持多久，水势又变得平稳了，后来又哗哗流出了村子。
大水只是在我们村里“过”了一下。
后来听长辈说，猪龙河横溢四野，然而白洋淀是个天然蓄水池，因此洪水只是肆虐一时，最后被白洋淀“收编”了。
洪水虽没有毁灭村庄、夺走性命，可造成了庄稼颗粒无收。
天明的时候，乡亲们看着被洪水冲毁的田垄和东倒西歪的庄稼，那种凄凉的表情和绝望的呼天喊地声，是难以用言语来描述的。
在我记忆中，全家的第一次生离死别就发生在那一次饥荒之后。
地也荒了，家里的粮食也不够吃，春种的种籽农具也没有着落，没有办法可想，母亲决定去保定找事做。
永远无法忘记母亲离家时那种撕心裂肺的场面。小妹妹们牵着母亲的衣襟哇哇大哭，奶奶和我也哭个不停，想到那种凄惶、悲哀，今天提起笔写来都难以自抑！母亲是一个不太容易在儿女面前动感情的人，因为她养育的儿女太多，整日价灰头土脸地带拖着全家七八张嘴，已经是够遭罪的了。也无暇在儿女面前流露更多的温情。母亲惟一一次为我哭，就是得知我饿了两天饭之后。那是一次母亲回娘家，忘了给我留吃的。我也不哭不闹，一个人在屋里，倒在一口黑柜子上闷头大睡了两天。母亲回家后，为这件事哭了——作为一个成天挣扎在饥饿线上的劳动妇女，平时的母亲甚至显得有些“忍”，我的妹妹8个月，母亲无奈地狠心地给她“掐”了奶。在我的苦难记忆中，母爱的表达，只能是坚忍、奋斗、苦干、无奈。然而，1954年母亲离家远行，全家爆发出的惊天动地的感情，那种难舍难分的伤心和悲痛，却是实实在在的，这也是一种难以用文学语言描摹的人间至爱，虽然浸润了太多的苦难。但对我来说，这却是最珍贵最真切的爱。
母亲去保定，找到了一个做保姆的活，主人是一个军官（我们叫他“大营长”），主妇是一位省建材局的干部，名叫刘佳玉，当年24岁，已是两个孩子的妈妈。母亲每月挣18块钱，刨去吃饭花掉五六块，能剩下十来块。母亲决定存下这笔钱，待开春的时候置办农具、种子，运气好的话，这钱还可以买到1/4头牛。
母亲在保定做保姆，使我平生第一次接触到更广阔的天地。到当时的省会保定“游历”一趟。
我和父亲足足走了一百多里去保定看我母亲。一路上父亲给我讲着家史，讲我的做医生的老爷爷是怎样的和善，医术是怎样的高明，怎样得到乡民的尊敬；给我讲述他的外祖父是我们村拳房的教练，武术是何等高明。父亲给我讲了一路，几乎家族及亲戚的事讲了一个遍，我非常高兴，也懂了许多道理，初悟做人的艰难。
这一次远行，我享用了人生第一顿最美好的饭食——路途中饥肠辘辘，父亲第一次带我进小饭铺吃饭，父子俩花了2毛5分钱买了4小两（合今天的125克）烩饼，虽然绝不能吃饱，但毕竟是第一次吃到用猪油烹出的美食呀！为此，还遭了掌柜的白眼，掌柜的扯着嗓门奚落道：“两个人吃一小盘炒饼？一个人起码能吃三大盘！啧啧！这爷俩也太抠门了吧？”
我第一次来到了省会，可开眼了！大楼房、大马路、电灯、汽车……人世间竟有这般的热闹地面！我们那个大百尺村的集市再热闹，也不能跟保定的一条马路相比呀！
然而这样一个显赫地面，实在不是我们这种乡巴佬能待的地方，父亲和我穿得像个叫花子，看着城里的西洋景，只有缩头缩脑茫然无措的份。父亲还妄想着做点小买卖——从铁路西买一挑大白菜，到保定东市区去贩卖，累得半死，每天只能赚几毛钱，后来索性不干了。
回乡时，我走的是大公路——这也是我平生第一次走公路，从保定到高阳，再返回大百尺村。为什么要选择走公路呢？身为乡下人的父亲打着一个狡黠的小算盘：兴许我们可以爬汽车返回老家呢。
每当大汽车轰鸣着驶过，父亲就喊：“光允，快！”可是我那瘦弱的小身子骨哪里追得上汽车呢？我当年满12岁，可是个头只有同龄儿童的一半高。追汽车追得上气不接下气，父亲看着我的狼狈相，也不禁苦笑。想起来当时的举动，那实在是无知，就算爬上汽车，又能占到什么便宜呢？弄不好是要出人命的呀。
母亲在保定做保姆的时间没多久，初春又回到了大百尺村。
母亲辞活的原因，除了不太适应城市生活之外，跟她骨子里的倔强也有关系，这种倔强的性格，也许在我身上发生了影响，为什么我从初中开始屡遭挫折，回想起来，跟这种“拧”劲也有关系。
第三部一个被看做“异类”的中学生（4）
二妹之死
回忆20世纪50年代的经历，我所目睹的亲身体验的一切，始终强烈感到的一点，就是在我的成长过程中，始终没有脱离另一个重要的课堂，也就是人们常说的所谓人生大课堂。劳动生活对我来说是个锻炼——从这个意义上说我要感激生活的磨炼，让我形成了一种内在的坚韧的性格。然而让我百思不得其解的是：为什么苦难的历程老是陪伴着我，让我目睹人生中太多的伤感和遗憾？难道我的不幸和我家庭的不幸仅仅是中国人中的一个特例吗？难道真是我们郭家香火不勤、时运不济，或者是我们郭家的人总是要跟别人作对，因为性情古怪才铸就了苦闷和不幸的结果吗？
答案自然不是这样的。
这里我不得不说到我所经历的第二个时代——合作化开始的波澜壮阔的新时代，我的人生历程发生扭转虽然得益于这个时代，但我总是不能够从沉重的思索中解脱出来。也许这也是我们这一代的悲剧。
上世纪60年代我大学即将毕业的时候，上级组织曾发给学生一张表，表列中的一个重要内容就是“你对党的历来政策持什么态度”，不填就不允许毕业，填写的内容也不许涂改，这意味着一旦你表明了态度，就不许反悔，必须向组织说实话。我在这一项中，是老老实实地填写了我的感受和疑虑的。——所幸的是，在那个“红色造反”的年代，各个派别忙于争权夺利无暇顾及审阅这类表格，这一段文字档案并没有人去特别关注，因此也没有因为这次填表，使我遭到冲击。
回想当年，我的思索与表态可能显得幼稚，但确确实实是发自内心，表达了我的真实想法。
对于土改、镇反、抗美援朝，大百尺村的老百姓是真心真意地支持的。
发展教育，使我这样无知的穷孩子读上了书，更是新中国给我的最大恩惠。
可是在统购统销中显现出的一些过左的东西，又确确实实影响到了我们的生活。
到了1955年搞合作化，只听到区上宣传合作化伟大，合作化有许多优越性，平民百姓也不懂得更多，只是实心实意地拥护。我们家把地交上去了，这时候又要求我们这些过去搞单干的农户把余粮卖给国家，要农民自觉申报余粮，不配合就是“落后”，就是“不爱国”。农民谁愿意落后，谁愿意被别人看做“不爱国”呢？申报就申报吧。
平心而论，那个时候，党的威信在老百姓心目中是很崇高的，老百姓还是积极热情地拥护党的政策的。
可是这个时候的政策就开始“左”了。
一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