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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主任，我的话千真万确：那封信真的不是我写的。”
“哦，那就好。程书记最恨的就是这封信了，其他的倒没什么。这样吧，我给你指一条光明大道走。你给程维高书记写一封道歉信，言辞恳切一点，自我检讨深刻一点，我跟他老人家挺熟，我给你递上去吧。这样的话，程维高书记一定会给你落实好！世上很多事都是这样，本来根本就没有那么复杂，都是叫我们自己给鼓捣的，你说是不是？”
瞟了我一眼，看我没什么反应，杨益铭接着说：“李真这个人不地道，背后鼓捣我，我不怕，我也想办法鼓捣他！现在，程维高书记就不怎么听李真的了。李真不是整你吗？你不要怕，多找找程维高书记，这是最关键的！这可是我推心置腹的话啊，老郭。其实程维高书记是一个情绪型干部，耳朵根软，你在他面前鼓捣什么就是什么，你要是亲自去鼓捣鼓捣的话，你的问题就不是问题喽。”
看来他对自己搞的那一套“政治斗争”的经验很自豪。
这就是我们的干部吗？
第二部告他，告他，告他（11）
我沉默着，尽量地压制愤怒的情绪。见我还没反应，杨益铭继续说：“好了，你就按照我的意见办吧。你现在回去写，写完了把原件交给我，我再转给程维高书记，复印件我留着。”
他倒是快人快语，这一点比许多拖着不办的干部倒强了不少。
我低头沉默了一会儿，然后深吸了一口气，抬起头说：“杨主任，我想说的是，我郭光允一个穷老百姓，什么都没有，但是我还是有原则的。违反原则的事我做不来。”
他闻言生气地直摇头，一副“哀其不幸、怒其不争”的样子：“哎，我说老郭啊，我发现你这个人有点不可理喻了啊！中央和省里的领导对你都已经是关怀备至、仁至义尽了，你到底想怎么着啊？”
“算了，我的问题先那样搁着吧，那样的道歉信我写不好。抱歉，打扰您了。再见，杨主任。”说完我转身走出了他的办公室。
这位“聪明”的杨主任自己的下场也不太美好：他利用担任河北省委办公厅副主任兼督察室主任的职务便利，为他人牟利，先后收受或索要款物折合人民币达100余万元。2002年8月30日，河北省邢台市中级人民法院以受贿罪判处其有期徒刑15年。
我想，那个时候他再“鼓捣”程维高也没用了吧。
回到家，老伴听我讲完找杨益铭的遭遇后，这次倒没有怪我，给我泡了杯茶，低头想了一会儿，说：“老郭，吃完晚饭我去收拾东西，明天咱俩上北京。”
1月15日，我和老伴收拾好行囊，再次进京上访。
“正式”平反：并非故事的高潮
1999年成克杰和2000年胡长清的接连落网在很大程度上也鼓舞了我和老伴，让我们看到了党中央、中纪委与腐败分子斗争到底的决心，看到了胜利的曙光，看到了平反的希望。
这时刘善祥书记给我打电话，让我写一份报告寄给他，他批示意见以后转交给中央新派到省里的一位领导。我的报告写了3页纸，后来在一次通电话的时候，刘书记的老伴告诉我，尽管刘书记很清楚我的案子，他看我的报告的时候还是气得手直哆嗦。
可惜这个新来的领导同样是嘴上答应得好好的，背地里却将我的案子置之不理，一拖就是两年多。
知道这件事后我自嘲地对老伴说，我这个人是不是长了一张晦气脸，让人望而生厌啊？还是这个世道不对劲呢？怎么我碰到的干部一个是这样的，两个也是这个样子？我这霉运什么时候才到头哇。
我和老伴都被这些人弄得身心俱疲。
一向善于言辞的老伴在我问这个问题的时候，往往会低下头，一句话也不说，或者以一句“好事多磨”来安慰我。我知道，她绝不是在塞责我，她心里和我一样明白，我们这样的平民在面对傲慢、低效、冷漠的办事作风时是多么的渺小、孤独、无助！
一条正正当当求真求善的路为什么就这么难走呢？
党的十六大文件把推进政治文明建设提上了日程， 而反观我们一些腐败官员如程维高、李山林之流的所作所为，他们的行政方式和办事作风都是突破了我们国家政治生活和法制生活中“人性”要求的底限的！工作时搞“一言堂”，索贿受贿，徇私舞弊，侮辱下级；工作出现问题，有人检举时，更是以手中的权力调动专政力量，残酷迫害、报复甚至殴打、暗害检举人员，草菅人命。人民的生命和财产在这些人的眼里是一文不值的，他们处置一个老百姓就像捏死一只蚂蚁一样毫不在乎，可以说，他们连最起码的人性都不具备。
“权力导致腐败，绝对的权力导致绝对的腐败”，从成克杰到慕绥新，一个个高级领导人的落马已经深刻地证明了这一名言。
程维高之所以能动用那么庞大的专政力量来整治我们，就是依靠他手中几乎受不到任何有效制约的权力和他利用人民赋予他的权力编织的庞杂关系网来发号施令的。
有人说：8年！打败小日本也只用了8年啊！现在，我们却要花费8年的时间才能扳倒一个腐败的省级干部！
2000年11月，中纪委在前方办理李真案件的第一副组长张×（组长是刘丽英同志）被“双规”了。因为他包庇李真，故意拖延办案时间，企图让很多有时效限制的法律文书、文件自动失效，以达到帮助李真脱罪的目的。不料他聪明反被聪明误，不仅没有帮上李真多大忙，还把自己也搭进去了。
接着中纪委又派了一个刘副组长来办理案件，案件的进展才顺利了一点。这段时间，我在感叹自己命途多舛之余，只有待在家里慢慢等待了。
第二部告他，告他，告他（12）
随即就到了2001年，我想我不能老是待在家里等着天上掉馅儿饼啊，于是决定再去北京上访。
2002年7月，我以老伴的名义又写了份申诉报告，想办法托人交给了尉建行书记的秘书。尉书记接到秘书的电话后说，郭光允的信给我留下来！尉书记看到我的案子又一拖就是3年，对河北省某些干部出尔反尔的行径很气愤，打电话给中纪委指示我的案子“要彻底平反，不留尾巴”。借着处理李真案件的东风，我的案子又有了有限的进展。
2003年1月的一天，我得知了一个消息：刚刚卸任省人大主任的程维高已经于当夜离开了石家庄，走时的场面非常冷清，气氛异样。事实上，不仅是送行的人，就连程维高本人也心知肚明：此时，李真、吴庆五案已在全国炒得沸沸扬扬，各家新闻媒体已在不点名地批评、指责这位河北省“主要负责人”。他离开时的心情，我非有超常能力的人，不能妄自揣度，但想来也应是五味杂陈的吧。我也不知他从飞机舷窗外望着这片他经营了13年之久的燕赵大地的夜景时，心中充斥的是怨？是恨？还是挥之不去的惆怅？
搬开了程这个最大的阻碍之后，我的冤案的解决很明显地加快了进度。我注意到，虽然媒体尚未公开谈论“9·26”冤案，但程维高的名字，已经成为了网络和海外媒体公开猜测与谈论的对象。
2003年2月份，河北省委召开会议，落实尉书记的批示。2月13日，我和老伴接到市直机关工委的电话请我们过去，当面“商议”一下为我平反的问题。请注意，不是“宣布”，而是“商议”。想必市里的同志也估计不准，承受了8年之久的刑讯、打压、冷落、白眼的郭光允，是不是已被生活折磨得性情古怪，难以沟通了！
我特意刮了胡子，换了一身衣服，跟老伴前往市政府。
这时，读者一定会猜想，这场面肯定是隆重、悲喜交加、哭声震天的，一定是……可惜，这一切都没有发生。我想要告诉读者的是，没有任何“重放的鲜花”，甚至没有意味深长的握手和泣不成声的抒情。8年了！一个人生命中能有几个8年？一切怨尤都被磨平了。我还能说什么呢？因为我和老伴带着这个心情基调去的，所以平反的场面有些冷冰冰、不太自然，双方甚至还互相存有一些戒备心理（这绝不是我的主观臆测）。
市直机关工委的一个同志简洁、快速地给我宣布了决定，并代表党组织向我正式道歉，明确宣布：“以前搞你这个案子是搞错了，这一次彻底为你平反，不留‘尾巴’。”接着又说：“郭光允同志，你有什么要求，现在可以给组织提出来，我们设法转上去。”
然后是一阵沉默。
我吸了一口气，语调清晰、有条不紊地简单地提出了我的五条要求：
一、 我的检举行为河北省委应有正式的文件予以确认；
二、 恢复并给予我合适的行政待遇；
三、 落实我教授级高级工程师待遇；
四、 消除影响，销毁家人和朋友的黑材料，归还抄家时拿走的东西；
五、 报销16年的医药费。
他们听完后没有多说什么，只是答应“会考虑解决”我提出的要求。我猜想，这几位同志一定有点失望：为什么郭光允没有表现出一个高姿态，反而还给党提条件？
我想说的是，此时此刻，我认为我揭发、检举的使命已经完成。我自己揣度我的身体状况，在世之日恐怕不多了。我也不能向时间索还什么了，我只能依托党组织和政府机关给我应有的补偿。
这也许是个不太“高风亮节”的结尾。至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