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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知道，但是现在我们可以保证给他解决，让郭光允同志满意，让您放心！”
很遗憾，这个同志可是一回河北就把在尉书记面前说的话抛到九霄云外去了，而且还再次勒令我写检讨，并要给我党内警告处分！
我说过，在本书里，你会看到一个个走马灯式表演的不幸灵魂。
关于这位负责同志，我要写上一段“闲笔”。他在从政的早年曾遇到过一些麻烦，是当时省委书记邢崇智同志帮了他，给了他第二次政治生命。
本来他一直是对老书记邢崇智感激涕零的，然而程维高来河北以后，这位同志凭着他敏锐的政治嗅觉，演了另一出“好戏”。
程维高脾气火爆，处事为人都很情绪化。在南京任市委书记的时候，其脾气之大很多人已有耳闻，下属们人人惧他三分。到了河南省，又与河南省委书记闹不团结。来了河北以后依然故我，因此与省委书记邢崇智关系很僵。
据李真称，这位领导同志跑到程维高家里，便立即开始哭诉。第一句话就是“我被邢崇智害苦了！”
连李真自己都奇怪，邢崇智什么时候“害”过他？
可程维高却大为高兴：哦？是反邢崇智的？重用！程维高很高兴找着一个新的棋子了——在和对头邢崇智的明争暗斗中，能多争取一颗棋子也不错。
这位同志从此就官运亨通起来，不知道他以后还会不会再说“我被程维高害得好惨”之类的话呢？
第二部告他，告他，告他（9）
我拒绝这样的“平反”
2000年1月13日，一纸《撤销劳教通知书》送达石家庄市机关工委，宣布撤销我的劳教处分，恢复党籍，但是竟然又莫名其妙地强加于我一个党内警告处分！
颤抖着手，看罢通知书后我再也压不住心底的怒火了，我在市机关工委办公室里大声质问机关工委书记：“中纪委处理违法乱纪的党员有四大原则，其中第一条就是‘错误事实、性质必须清楚’。现在请您给我说说，我的错误事实是什么？是什么性质的？”
“唉，据我所知，老郭，你没有错误。”
“那给我这个党内警告处分还有别的原因吗？”
“没有任何原因。算了，老郭，你就知足吧，别打破砂锅问到底了。你这样对你自己和家人都不好，算了吧。人在屋檐下，怎能不低头呢？”他看着我，苦口婆心地劝道。
我把那张通知书往桌子上狠狠一拍：“我现在说清楚，我宁愿不要这次狗屁‘平反’，我宁愿继续当我的劳教分子，宁愿不恢复党籍！我要继续控告程维高，我要跟他们斗争到底！”
说罢，我在通知书的签字栏把刚才说的一番话全写了上去，一甩手回家了。
回家的路上，我独自走在灰蒙蒙的大街上，一阵阵凛冽的寒风夹杂着灰尘、纸屑迎面吹来，让我不断地把大衣的领子裹紧。
我厌烦自己的案子被这样一而再、再而三地翻来覆去了！我想把自己整个儿都包起来，不接触这个让我失望的现实——看不见社会里这些丑陋的东西，脑子就清净了！
一个法学教授曾经这样诙谐地批评我们一些行政、司法机关办事踢皮球、扯皮的工作作风：他们这些人做工作、办案子，就像烙烧饼——老是那么翻过来覆过去地折腾，折腾来折腾去，最后把事情就这么折腾“糊”了！
政府官员什么时候办事才能够都对事不对人呢？人民交给他们行使的政治权力什么时候才能不被作为搞个人报复、争权夺利、搞政治斗争的工具呢？
回想起和老伴几年来的上访历程，我图的到底是什么？
我是一个中国共产党员，这是我最值得自豪的事情之一。在我上访提出的几个个人要求中，我认为最重要的就是恢复我的党籍，撤销一切强加于我的政治处分。我为了这个要求和老伴辛苦奔波了5年多，图的就是得到一个“党内警告处分”吗？他们凭什么警告我？就是因为我曾经写过检举信吗？还是因为我是个劳教人员？我自问自己一生为人算得上是堂堂正正，为什么会无缘无故被劳动教养？
我的脑子里充满了黑色的问号。
我这个时候备感委屈，鼻子直发酸：为什么我一个老百姓争取一点自己应该得到的东西就这么难呢？我相信自己做的是好事，但是为什么做了好事却没有好报哪？
到家了，把情况跟老伴说了以后，她狠狠地训斥了我一顿，怪我太固执、太“拧”了。她说：“尽管这个通知书很不像样子，但是现在能解决、能落实的总该落实吧？老郭啊你这么大年纪的人了，怎么老是耍小孩子脾气呢！”
她说得对，我这辈子就是太“拧”了，否则，我现在正拿着优厚的高级工程师退休工资，怡然自得地在家养老呢。
为了老伴，为了孩子们，为了这个苦心经营了几十年的家，我没有心气儿继续“顽抗”下去了。我妥协了，接受了这样的“落实”政策。
但是我不愿放弃，继续坚持上访。
我为这事又见了阴法唐政委一次。见面后听我说了目前案件的处理结果，阴政委觉得挺后悔：“我当时怎么就没在河北省委那里把这事儿给你敲实了呢！”
我说：“阴政委，省里顶住不办，这也是没办法的事。”
“这样吧，你把你案件的整个过程再写一份详细的材料，写十几页的样子，然后我亲自给你转到河北省去，让他们一定给你解决！”阴政委语气很坚决。
第二部告他，告他，告他（10）
杨益铭对我面授机宜
回石家庄后不久，省里就通知我，说要给我解决问题，让我去省委办公厅一趟。
负责给我协调、落实问题的干部名叫杨益铭，年轻的时候是清华大学的工农兵学员，毕业后留校任教员。后来，不知什么原因，他离开了清华大学，走上仕途。
他的仕途还算平坦，后来进了中纪委九室工作。听说他在中纪委工作时就有违规问题，因此他在中纪委无法再继续工作下去了才想法调离中纪委的。河北省有人说程维高在河南时就和杨益铭联系上了，勾得比较紧。
杨益铭找了程维高，请程维高帮忙调河北。程维高想把杨益铭拉成自己的亲信，本来是中纪委已经不用的人，程维高却准备把杨益铭提拔成河北省监察厅副厅长，但是中纪委坚决不同意，认为此人不能提拔，程维高无奈。
杨益铭绝望之余，听了新结交的好友李真的话，还是调河北工作，可以先当处长，这样中纪委没意见，然后由河北做主提拔成副厅级。所以，调来河北后仅任省委办公厅监察室主任（处级），后被程维高提拔为省委办公厅副主任兼督察室主任成了副厅级。杨益铭的家在北京，从此他上班就是奔波于两地之间，比我多年来奔波于两地间上访要辛苦多了。
李真是程维高手下的红人，是“河北第一秘”，是一人之下万人之上的河北省“二书记”，杨益铭当然想处理好和他的关系。而两人的关系开始也确实很不错。
天有不测风云。一天，杨益铭接到了程维高的电话，程维高一上来就破口大骂，从工作上的问题到生活上的小节，把杨益铭骂了个狗血喷头，连续骂他足有1个多小时。
挂了电话后，莫名其妙挨了一顿臭骂的杨益铭懵了。
河北坊间有这么一个笑话：据说一次在饭桌上杨益铭把程维高比喻为皇上，把李真比喻为“一人之下、万人之上的大内总管”，还开玩笑地喊李真“李公公”。
长相本来就不太阳刚的李真似乎很忌讳这个玩笑，然后就在程维高耳边吹了风，说了一些对杨很不利的话，程维高就劈头盖脸地将杨骂了一顿。其实，真正可能的原因是，年富力强的杨益铭要学历有学历，要经验有经验，要资格有资格，而且还是外调的京官，因此在李真眼里不啻为一个不大不小的威胁。为了防止杨继续做大，威胁自己在河北政界的地位，李真必须适当地压抑、打击杨益铭。这是李真聪明的地方，也是他的为官之道。
在去找杨益铭给我协调、解决问题之前，有的同志劝我送点礼，我没有理睬。可能，这就是我的案子拖到现在的一个主要原因吧。
到了杨益铭的办公室，他很客气地给我让座。我环顾了一下宽敞明亮的办公室，布置得非常干净幽雅，墙上的几副字画体现出办公室主人不俗的艺术鉴赏力。忽然，我看到了他宽大办公椅背后墙上挂着一副硕大的紫红镜框，镜框里是他和程维高的彩色合影，我呆了一下，接着微微一笑。
“啊，这个是去年程书记带我下基层考察时照的，你看这个采光角度多好啊，哈哈……”他发现我的眼光停留在照片上，连忙解释道，“平时不注意看程书记倒不觉得，现在看这副大照片，他老人家就是有官相，这个是爹妈给的，不服不行啊，呵呵。”
“杨主任，我来就是想麻烦麻烦你，我的问题能落实了吧？”我不想听他说那些，嫌耳朵堵得慌。
“老郭啊，你的材料我都翻过了，我也征求了省委几个同志对你案子的意见，其实啊，你也没什么问题。对了，现在你坦白地跟我讲，《程维高——河北的大蛀虫》那封信到底是不是你写的？这个时候你可千万要说实话啊！”
“杨主任，我的话千真万确：那封信真的不是我写的。”
“哦，那就好。程书记最恨的就是这封信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