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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面我提到本案你们违反了多条党纪国法，如果需要我提供原文，我照办。我的上述意见请程主任慎重考虑。“有错必纠”，请求程主任现在纠正本错案，为我彻底平反。
致以崇高的敬礼！
郭光允
1999年6月18日
第二部告他，告他，告他（7）
我直接接触的中纪委领导是吉鸿杰，他是中纪委六室的，分管东北、华北地区。他对我的态度很好，人非常直爽，平易近人。
他待人接物的态度让我稍稍放松了一点，我不再局促不安了。我说：“吉主任，我要是没猜错的话，您大概是河南人。”
“哎？你怎么知道的？”他很惊讶。
“吉鸿昌将军不是河南的吗？您和他是不是一家子啊？”
“呵呵，是本家，大概有些渊源吧。”他说罢便爽朗地笑了。
“三讲”期间，每次都是吉主任接待我。巡视组走之前我去见他，他临回北京的时候，给我一句交底的话：“请放心！”
这三个字深深铭刻在我的心中，不管后来情况发展到什么地步，对于这位吉主任，我都是很感激的。尤其让我感到振奋的是，中央“三讲”巡视组的同志专门听取我反映有关情况，给我充分的机会申诉我的冤屈，从另一个角度了解河北问题的严重性。
程维高指责阴法唐：中央巡视组是“左倾思维”
尉建行书记把我平反的问题落实到了河北省委，当时的省委领导没有直接给我平反，而是让省公安厅一位副厅长负责复查我的案子，这实际上为我平反设置了障碍。说来也巧，又是一次“巧合”的际遇，我的劳动教养决定书就是他签字的！
副厅长认为我的问题不应该急于解决，而应该立即“复查”。
“办案子不能意气用事。”他恳切地对巡视组的同志说。
其实，复查与否的权力在中央，因此这位副厅长是无权复查我的。另外，这位副厅长是参与程维高打击报复我的主要成员之一，现在由他复查肯定不会公正，这位副厅长应该自觉向省委提出回避。
但是，既然决定了要“复查”，我再说什么也没用了，查就查吧，查完我还省心点。
省劳动教养委员会即省公安厅法制处（一个机构两块牌子）的杨处长人很好，我打电话问他：“杨处长，我的案子是在省劳教委复查吧？”
“是啊，我们处就是省劳教委的办事机构。”
“那麻烦您给我安排一个时间，我过去接受复查。”
“哎哟，老郭啊，这个案子×副厅长揽过去了，不让我们处的人插手，我管不了了，真对不住您。”该处长还在电话里给我说，“老郭，我100％地支持你，你有勇气检举腐败，全省人民都支持你！你是好样的，但就是这个厅长不叫我们管，是他随便在其他地方找了几个人复查你，你就找这个厅长吧！”
挂了电话，我坐在椅子上考虑了很久，这样的复查我不用看就知道是什么样的，让一个亲自批准劳教我的厅长来复查这个案子，我能指望有什么好果子吃吗？
8月10日，这位副厅长在阴政委组织召开的“三讲”会议上汇报：“我们经过仔细的复查，现在确认，郭光允同志没有从事过诽谤省领导的活动……”他停顿了一下。他说了前半句话以后，在会的许多老干部都面露喜色。
可是这位同志话锋一转：“虽然当初我们定他诽谤罪是定错了，但是，他检举、控告程维高同志的那些问题，我们也要复查。如果查的结果与事实不符，那么我们可以定他个诬告！也就是说，诽谤可以排除，但诬告罪还是可以成立的……”
阴政委听了这个出乎很多人意料的复查决定之后，不动声色地说：“郭光允同志检举程维高同志的问题，你们没有权力复查，查这个问题是中纪委的事！如果你们到今天为止还是这个态度的话，那直接到中纪委解决吧。散会！”
事后这位副厅长几次命令手下的一个公安局长带着几个警察来找我，让我围绕着“捏造事实、中伤他人”这8个字来写一份“深刻恳切”的检讨书，并且想以撤销劳教处分来“交换”这份向程维高主动低头认错检讨书。
我说：“我办不到！”
可以想像，在这位领导同志的手里，我的案子会给解决到什么程度了。
第二部告他，告他，告他（8）
无论是劳动教养决定书，还是复查结论，都是严肃的国家行政文书。而遗憾的是，他们竟然把这些盖着鲜红印章的文书当做交易品来讨价还价。这种事，我是不能做的，我更不能向程维高低头！
一转眼到了8月底，“三讲”巡视组要回去了。很多老同志极力挽留：“你们这一走，河北又要开始乱了。”阴法唐同志和巡视组的同事商量了一下，决定把工作布置下去再走。这样，原定8月27日的返京计划改到31日了。
现在想想，这也真是河北的悲哀啊！巡视组走了以后，我躺在床上胡思乱想着，为什么不干脆让他们来管河北省呢？那样的话，河北老百姓就能过上好日子了。
那时我还意识不到自己的处境是怎样的险恶和尴尬，所以才“屡教不改”。人说五十就知天命，而我呢，都快60岁了还这么不懂人情世故，遑论达到“六十而耳顺”的精神境界呢。看看自己贫困的身世，羸弱的病体，还有这执著到顽固的思想，倒越看越像小说里的堂·吉诃德了。我揭发程维高，就是堂·吉诃德手持长矛挑战“风车巨人”的现代中国版吧。不过，不同的是，我周围还有无数的正义的人、无数的老百姓在关注着我、支撑着我，我不感到孤独。
而程维高却于1999年9月在河北省省级领导班子、领导干部（以下简称省级领导）“三讲”教育结束后，写了一份题为《参加“三讲”教育情况及体会》的报告，这份报告共75页，洋洋洒洒约35000字。报告中指出，因为河北本身“情况比较复杂”和以阴法唐政委为首的中央“三讲”巡视组在我的案件及相关问题上存在“左倾思维与先入为主的派性框子”，所以在这个问题上出现了“过去的那种‘大民主’”，从而导致河北的这次“三讲”教育“陷入了政治误区”，“被人塞了私货”，“很不成功”。
……
我看了这个颠倒黑白的报告，只有徒呼奈何。
程维高总是用一个又一个更大的错误试图去弥补原来的错误，甚至把矛头直接对准中央“三讲”巡视组和一些德高望重的老同志，实在是极不明智的，是非常卑劣的。
这个时候程维高似乎在赌博，只要赌赢了，就能终老此生，家里世世代代就可以不费吹灰之力地过上奢华的日子，保住高贵的社会地位。
然而，天网恢恢，疏而不漏。
他也似乎从来没有考虑过自己会赌输。
尉建行书记于1999年5月批示了我的案子，要求解决，但是河北省有关部门顶住不办，认为我“捏造事实、中伤他人”。案子拖到暑期后，尉书记通过刘善祥书记了解到了案子的进展情况。
时逢北戴河会议召开期间，尉书记对河北省的领导们谈话时，询问了我的事情。其中一个领导立刻很坚决地说：“尉书记您放心，郭光允同志的事您不用亲自操心了，我们原来不知道，但是现在我们可以保证给他解决，让郭光允同志满意，让您放心！”
很遗憾，这个同志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