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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啊？”我的心顿时凉了半截，“这位同志，您看能不能再想想办法，能不能通融通融，让我见你们领导一面呢？哪怕就是见见也好啊。”
“唉，算了，见也没用。您老就回去吧，别在这浪费时间了。您也应该理解我们的难处啊，您的案子太大太复杂了。明白了吧？真是对不起了，再见。”说完她扭头回了办公室。
老伴看我在里面讲了大半天，关切地问道：“哎，找着检察长了吧？”
我摇了摇头：“玉阁，咱回去吧。人家说，咱的案子太大太复杂了，管不了。这里的路走不通，什么也甭说了，回吧。”
到这里为止，这头的路也堵死了，但是我已经走到了这一步，不能放弃啊，于是又找到了中纪委。
1998年7月一个闷热的下午，我找到了中纪委分管河北的六室，一个戴眼镜的领导接待了我，他看了我一眼，然后说：“坐吧。您是河北来上访的，来告状的，是吧？”
“是的。”我点了点头，紧张地用随身带的小毛巾擦了擦脸。
“刘秉彦跟您什么关系？”
“这个，哦，是亲戚关系。”他一上来就问刘秉彦让我有点意外，心里开始发毛。
“亲戚关系？你不是姓郭吗？”镜片后面投来怀疑的目光。
“哦，是这样的，刘老是我一个远房堂大爹的战友，我那个远房堂大爹是……”
不等我把话说完，他打断了我的话：“是战友就说战友，攀什么亲戚关系？您这个案件属于公安管的劳动教养问题，中纪委不受理这类案子。所以，您这个案子我们管不了。您得去公安部，公安部爱怎么处理就怎么处理吧，如果公安部认为劳教你是不对的就由公安部给你撤销劳教，如果公安部认为劳教你是对的，人家就不给你解决。”
“哎，这位同志，请您听我说清楚……”
“我已经给您说清楚了，您在我这儿说没用。要说去公安部，中纪委不管你的案件！”说罢将我送出了办公室。
就这样，案子又给打回了公安部。我和老伴又一次失望而归。我们怎么也想不到，近两年的上访竟然是这样的结局！
回石家庄的火车上，我坐在车窗边的位子上，什么话也不说，只是呆呆地望着不断后退的远处风景，老伴吓坏了，还以为我精神出了问题。
1995年出事前，我是个很开朗的人，到哪里都能谈笑风生，而且我的睡眠状况很好，从没出现过什么失眠的情况。自从那次进了看守所，我开始严重失眠。经常整夜整夜的睡不着觉，身体消瘦得很厉害。保外就医后，我的睡眠一度恢复了正常，不吃安定也可以睡得香了。
我想告诉读者的是，尽管在最绝望的时候，我仍然对生活保存着一份感激之心。想到有那么多爱我关心我的亲朋好友，想到有许多曾经是陌路相逢、但却在同一条战线上给了我许多关怀和帮助的人们，我时时告诫自己只要不死，就要乐观地生活下去。为了那些关心你、同情你的人，你也要活下去，而且要活出个样来。
在此处我要提到中纪委的林主任，他是我在患难中认识的一位具有正义感和同情心的人。在我入狱期间，他曾经主动找到省纪委书记严正交涉：凭什么抓检举人，提醒河北省纪委注意有关政策，这位林书记是一直关心着我的人。在我上访历程中，他给我多次帮助。司法部监察局的张局长，听到我被关押的事后，当即便领着我的家人去中纪委信访办主任杨慎那里反映情况，帮我递信，据我所知，第一封呈交给尉建行同志的信就是张局长帮忙递上去的。
正因为好人数不胜数，所以在我郁闷的心中我才会时时感到温暖。
第二部告他，告他，告他（4）
我看到了转机
在叙及看守所生活的时候，我曾遇到过一个名叫朱啸畴的卧底。我说过，这个朱啸畴在自我吹嘘时提到了刘善祥同志，因此我反而要感谢这个诈骗分子，因为没有他的“提醒”，我还想不起来去寻找和依托刘善祥书记给我申冤呢。
从劳教所保外就医后不久，我给刘书记写过两封信，反映我受打击报复的情况和建设系统的问题。这封信发出去很久以后，一直都没有回音。有一天，有位女同志打电话到我家，也说不清楚找什么人。想了半天，问我是不是建委的。我说我是。接着两个人把情况一对，这才闹明白，这位女同志原来是刘书记的老伴。看来，河北各地写信给刘书记的确实不少。时间一长，搞得他们老两口也不十分清楚谁是谁了。
刘书记的老伴在电话里说，我反映情况的两封来信刘书记早已收到，但因为一些不便的原因，直到今天才同我联系。
在电话中，我得知了中央免去程维高河北省委书记职务的消息。我心里顿时觉得，解决自己的问题有希望了！
这次电话后，我才算是跟刘书记有了联系。
在日后同刘书记的频频接触中，我才渐渐明白：河北问题的深重，并不只限在程维高对我的打击报复这个孤立事件上，也不局限于建筑市场的违法犯罪活动，一切问题的根子就在程维高那里。
终于，中央号召的讲政治、讲学习、讲正气“三讲”教育活动在河北开始了。“三讲”活动，使我的冤案的解决终于有了转机。
到1999年6月初，原河北省纪委书记刘善祥同志参加省级四大班子“三讲”，我很关注党的这次政治活动，收集了大量有关“三讲”活动的材料并认真学习了一遍。另外，还想看看能不能趁着“三讲”教育的机会，把我的案子给解决掉。
另一条战线上，我老伴找到铁路总工会的一位老领导并托他帮帮忙，向尉建行书记反映反映我的案子。我们这次很走运，这位老领导给我们联系上了在尉健行书记身边工作的一位领导同志。
这位同志对我态度相当好，一口答应一定帮忙，向尉书记口头反映我的情况。这位同志在全国总工会有口皆碑，是总工会出了名的“工作狂”，他每天都自动加班到晚上10点，周六、周日也一样，风雨无阻。他做事的作风是雷厉风行，从来都是风风火火的。
我们事先在路上“截”到他把材料递上去以后，请介绍这条告状途径的老同志给他打电话，说要当面谈谈，他说可以，但是只有15分钟的时间接待我，因为他太忙了。
我第一次递交申诉材料给这位领导的经历让我终身难忘。
本章开始那一幕就是我和老伴在他单位门口“截获”他，并且把申诉材料交上去的巧遇。
晚上9点一刻的时候老伴接到铁路总工会那个老领导的电话，他告诉她帮我约定了时间，今晚10点前去总工会找他简单聊聊，反映反映现在的状况。我喜出望外，连忙和老伴整理好材料，接着手忙脚乱地去找车、找司机。
找到的面包车司机皮肤黝黑，年近50，算是一个“老把式”了。
我们坐上车后，对司机师傅说：“师傅，拜托您一次，您能多快就多快，只要别出事就行，因为10点钟我们有急事。”
司机师傅很善解人意，二话不说，开车就走。我们出发的地方是丰台区的槐房村，到全国总工会有50多公里的路，而且路上极有可能堵车，要在不到40分钟的时间内赶到，确实有点困难。我和老伴手里都暗暗捏着一把汗，生怕错过这个当面申诉的好机会。
屋漏偏逢连天雨，车子刚开出十几公里，就堵车了，我的汗一下子就下来了。
司机看看我心急如焚的样子，说：“大哥你别着急，我来想办法，一定不会误你们事儿的！”说罢使出浑身解数，在堵塞的车之间见缝就钻，惹得不少司机纷纷按喇叭抗议。好不容易钻到庞大车流的前方，于是一阵猛开。那个时速估计上了100码了吧。
祸不单行，我们离目的地还有约20公里的时候，前方一个“此处修路，请绕行”的牌子让我们和司机都倒吸一口凉气，接着立刻掉转车头往回赶。
看看手表，9点47分了！
我的脑子霎时紧张得呈现出一片空白，心跳几乎停止，嘴唇不停地抽动、颤抖着。
我和老伴都是50多岁的人了，长这么大从来没有这样飙过车。我看着车窗外的景物、灯光疯狂地向后逃窜的情景，手心早已湿得一塌糊涂了。那次我和老伴安然无恙到达目的地后，大松了一口气。在那样的路况下，一辆小面包车开到100码居然没出事，我的运气还真不错。
9点58分，我们赶到了全国总工会。满头大汗的司机师傅疲惫地趴在方向盘上，微笑着对我说：“大哥，我听家门口的人说了，你是来告状的吧？兄弟我是粗人，说话没水平。但是你记住兄弟的意思就行了——好人永远都会有好报的，兄弟没其他本事，今天算我的。你要是看得起兄弟我，就什么都甭说了。好了，你快进去吧，回见。”
我抑制不住内心的激动，拍拍他的肩膀：“兄弟，大哥什么也不说了，保重！”
面对这样可敬可爱的老百姓，老伴激动地哭了：“光允，我们出来上访没有白跑，我们做的事情不是没有价值！我真为你高兴！”
带着心头暖暖的热流，我们如约见到了那位领导，谈话时间也远远超过了15分钟。听我们诉说了这十几年来的个人遭遇之后，他郑重地对我说：“明天我就去中南海找尉书记。”
申诉信能送达尉建行同志了，这一刻我看到了转机。
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