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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后我问纪科长：“该查的也查完了吧，现在我这件事怎么办啊？”
纪科长安慰我道：“你没事，什么事也没有。”
我一听这话，心里很高兴。
不过，他们紧接着告诉我还想提审我一次，半开玩笑地说是要搞一下“总结陈词”。我哭笑不得。
提审我的那天早上，我理直气壮地走出牢房，很多看守都主动跟我打招呼。
走到半道上，纪科长招呼我：“老郭，到我屋来，到我屋来。”
“你们现在不是要提审我吗？”我觉得有点奇怪。
“哎，那是说给别人听的，你过来我们好好聊一聊。老郭啊，你我都是直性子人，其实要没有这档子事的话，咱俩肯定是好哥们儿！你出去后，可别忘了兄弟啊……”
他们想干什么啊？
第二部嫌犯郭光允（7）
我正纳闷的时候，外面有人喊：“纪科长，有电话，有电话！”——其实纪科长的办公室就有一部电话分机。他嘴角微微抽动了一下，随即连忙起身：“老郭，等一会儿啊，我接个电话。”他出去的时候故意让门虚掩着。
我等了他几分钟以后，觉得不太对劲，想了一下，便反应过来了：唉，这帮人又在考验我呢。现在也许他们都在监视室里围着监视屏盯着我的一举一动呢。想到这里，我索性脱下大衣，披在身上，往桌子上一趴，就睡起觉来。
这一觉就睡到中午，肚子正饿得咕咕叫的时候，纪科长回来了，掩饰不住脸上失望的表情。我调侃地说：“您这电话时间可够长的啊。”他则哼哼啊啊地打着哈哈。他走进里屋，不知从哪儿抱出一床褥子，说：“天冷了，你家里给你捎了床褥子，拿去盖吧。”
后来我才知道，家里把这床褥子都捎给我1个多月了，他才给我，可见他们对被关押人员的关心程度！
我被坏人整治的时候，代替程维高指挥的实际上是他的秘书李真。后来中纪委调查此案的时候，一个老干部说：“程维高一伙整郭光允的时候，李真在其中上蹿下跳，忙得不亦乐乎！”
我生病的时候，我家里托朋友将我要吃的药捎给了一位副所长，这位所长把家里送的药给了我，我的身体才算挺了过来。我的案子，看守所里只有正所长和前面提到的那个纪科长知道一点点，其他所有的副所长都不知道，有的副所长曾对人谈过，郭光允的案子不让我们知道，大概是持不同政见，里通外国。
给我送药的这个副所长知道我的罪名是“泄露机密”，目睹了我受到的折磨后，义愤填膺地想给中央写信为我鸣不平，为我争取人权，我赶忙劝阻了他的“疯狂”举动。但是我心里还是很感激这个副所长的。
另外，他还是我家院里邻居的亲戚，所以后来在生活上对我也格外照顾。一次他去看我的时候，吓了一跳：我很久没有理发和刮胡子了，所以看上去活像一个“野人”——满头蓬乱的头发和一脸乱糟糟、脏兮兮的胡子让我变得面目全非了。
“你认识秦能吧？”他问道。
秦能是我老伴单位的副局长，跟我们住在一个大院里。
“是啊。”我似乎看见了一线希望，很高兴。
“你好像病得不轻啊，老郭啊，我下次给你带点好药。”说完便走了。
后来给我带药的时候，还捎给我一个小纸条，是家里送来的，我很感激他。
他很有意思，一次只给我一点点药，为什么呢？后来我想了想，哦，他是怕我想不开，拼命吃药来自残。要是他完全明白我的想法的话，他肯定不会害怕我自杀的。
我的牢房隔壁住着一个人，据说曾经是陈希同的秘书，叫陈健（据说他因为贪污30万而被判了15年），按照这里面的说法他是河北省“一号政治犯”，我则是“二号政治犯”。
我住的条件很森严，牢门不让开开透气，白天几个灯泡不让关，但屋内光线还是暗，因为厕所在屋内，又是简陋的蹲坑式厕所，所以里面的空气总是弥漫着一股尿臊味儿。
屋里也没有电视——连重罪犯人的房间都有电视，就我们没有。看守所不光不给我新报纸看，就连旧报纸也统统撕掉拿走了，据说这是为我个人量身订做的“信息封锁”战术。
看守人员说，省里的领导指示，不让“政治犯”了解外面的生活，不让他们的文化需要得到满足，还是比较有成效的专政手段的。
我承认，他们这一手够狠。让我饿肚子，让我忍受病痛，都算不了什么，但是不让我看电视、读报纸，让我与外面的世界隔绝，确实是巨大的精神折磨！本来暗无天日的监禁生活更让我度日如年了。
中国古代神话故事里说，地狱里一年只相当于人间的一天，现在看来，这种说法不是那么空穴来风的了。
刚进看守所时，他们搜了我的身，把我所有的东西甚至连腰带都没收了，我走路时不得不狼狈地提着裤子。那伙人一看到我这样就狂笑不止：“瞅瞅他那德行，还政治犯呢！”
走运的是，我偷偷藏了一块手表，当时没有被发现。到了晚上就拿出来看着手表发呆以消磨时间，看着时间的慢慢流逝，心里像打碎了的五味瓶一样——对于监牢生活这样捱过去，感觉宽心一点；而对于自己有限的生命这样被浪费掉，则感觉很痛惜！这样的损失是多少钱也没法弥补回来的。
在那段困厄的日子里，这块手表为我分担了不少寂寞。
一个奇冷无比的晚上，外面寒风怒号，我像往常一样无所事事，照例躺在床板上盯着手表看。我正手握着手表出神的时候，被看守从窗口看见了，他开门进来，吓了我一跳：“哎？你怎么有手表？快藏起来，这是违反规定的！”
“怎么了？没有这块表我晚上睡不着觉！这块表里面啥也没有！”想着连看手表的“消遣”乐趣也要被剥夺，我的火气大了起来。
看守看着我激动的样子，也没多说什么，简单地嘱咐我说：“老郭啊，把表藏好了，别让纪科长发现。否则我们要吃不了兜着走的！”说完便出去了。现在，那块表还被我珍藏在家里的柜子里呢。
审查了我3个月后，没有发现任何问题，但是到了那年农历腊月二十五，还是不放我出去。我想，这个年怕是要在牢房里过了。想想我这50多年的经历，尽管充满了坎坷与危险，但是我还是都挺过来了。然而我万万也想不到，我会在牢房里度过我生命中的第53个春节！而且是在我们自己的专政机关的牢房里！这个时候我谁也不怪，就怪我自己。
情绪平静下来以后，我对自己说即使不放我出去，我也要好好过，吃点好东西，把自己整精神点儿，尽管环境很恶劣，但是我仍然要自个儿乐乐呵呵地过一个“好年”。不能让那伙人看笑话！
看守所到腊月二十三四的时候，2/3的看守都放假了，只剩下1/3的人在值班。这时候看守通知我，如果想看电视的话，可以自己掏钱，看守所可以帮忙捎回来一台小电视机。
我闻讯很高兴，过年的时候，要是看不上一年一度的中央电视台春节联欢晚会，那可真是太遗憾了。
我想起了在看守所看守那里还有我的3000多块钱呢，于是便跑去登记了一下，托他们给我带一台14英寸黑白电视机。此外，每个被关押的人员还可以自费托看守所购买一些肉肠什么的回来吃。
第二部罪与罚（1）
我被误传成“汉奸”
说来你可能不相信，由于在看守所关押期间我的案子被搞得过于神秘，以至于后来我被转劳教时，不知情的人还以为我是触犯了国家安全条例，劳教所的一些人胡乱猜测我到底犯了什么“事”，有人便信口开河说郭光允是向外国人“泄露国家机密”给抓来的。
于是，也有人说我犯了“汉奸罪”。
他们将我直接押送去了劳教所的第三大队。
进去的时候屋子里面人很多，其中很多都是闻讯来看看上面“钦点”的“政治犯”长得到底是什么模样。他们看我的目光是好奇的，也可以说是“惊异”的。这种地方最不稀缺的就是劳教人员，而我的到来却变成了一场不大不小的“新闻事件”。
我胡子还没来得及刮，所以示人的是一脸大胡子，我想那个时候我也许倒真有几分《烈火中永生》中的许云峰的模样了。
劳教所里有很多班，大体上划分为“新班”和“老班”。“新班”，顾名思义，新进来进行劳动教养的人都要编在一个班，故名为“新班”。“新班”管理的比较严厉，住的条件也很差，我住的新班40多人住一个大屋。
通常情况下，大约一个多月以后，“初期劳动教养”结束，新班的人就可以进老班了，然后再有新的人员补充进新班。当然，个别顽固不化的人的“初期劳动教养”期限可能要延长一点，至于像我这样的“政治犯”，则另当别论了。
看守说，这样做是为了防止新班的人教唆老班的人再做违法乱纪的事，防止老班里被教养得差不多的人心胸遭受新来的劳教人员再次“玷污”。
关于我来劳教所的事，还有一段小插曲呢。劳教所的所长得知我这个“政治犯”年纪大、身体差等情况后，表示拒绝接收，可上面强调这是“政治任务”，所里不接受也不行。
进劳教所后我自然就被分在新班了，这个班里面的人都是石家庄市各派出所同期抓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