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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配合。”他看了一眼被他说得发懵的我，接着说，“你交代了问题，把事情讲清楚，就没有你的事了。我这话可是代表组织说的，希望你明智地对待这件事。”
“×厅长，我跟白警官他们早就说过了，根本就不存在一个什么‘反程集团’。即使有，我这个级别的干部也参加不进去啊，你说是不是？”
“哎，我说郭光允，你这个人的态度成问题啊！”副厅长脸色一下沉下来了，“要不要我给你点出名字来呀？我问你，刘善祥是怎么布置的，刘秉彦是怎么搞幕后策划的？你是他什么人？他们给了你多少好处？你在上面都拉了谁当靠山？……”他还点着省里其他领导的名让我一个一个地交代，我和他们的关系，他们给我说过什么。当然靳庆和及张玉柱他是不会放过的，反复让我交代他们俩的事。另外，他还诈我说，“大蛀虫”那封信我们分析不是你干的，但是我们了解到，这封信是谁指使干的你清楚，都是谁参加了你也清楚，在什么地方打印的你也清楚，在哪儿寄的你也清楚，你一定要争取主动，要揭发这些人！
我耐着性子跟他讲道理：“这完全是主观臆测嘛，你所说的那些事，根本不是事实……”
…………
“我们做出这样的分析，是有根据的。”这位副厅长不耐烦地打断了我，讥讽地看着我，“你以为你动机就是那么高尚？你反程书记真的那么动机单纯？”
经过5个多小时的漫长提审，我被弄得精疲力竭。副厅长同志也挺辛苦，光茶水就喝了几大杯。
我没有给也给不了他想要的答案，他临走时指着我甩下一句：“好，不交代，老郭你不交代了——老郭，你学刘胡兰哪？没事没事，等人证物证都齐了，你想交代也迟了！”说罢撞上门披着大风衣走了。
他是下午去的，一直把我提审到晚上过了正常的饭点（大概7点钟吧）之后。我之所以强调“正常的饭点”，是因为看守所里吃晚饭也很早，一般都是4点半的时候吃晚饭，到了晚上8点就开始“坐监狱”。
“坐监狱”是什么呢？简而言之，就是让你坐着，不让乱动弹，然后由管教人员对关押人员进行政治思想教育。没有“坐”过监狱的人可能体会不到那种痛苦的滋味，往往坐到最后，屁股和腿根本就受不了。此外，每天晚上值班的都要来房间“查卯”，一个一个点，看人少没少。查完后才可以铺被子睡觉。
1996年1月，在判我劳教（我当时还蒙在鼓里呢）之前，省纪委的领导又提审了我一次。
“抓我到底是根据什么罪名？”我真希望组织上能正面回答我。
“郭光允，我老实跟你说吧，你什么罪也没有！只要你把反程书记集团的同伙说出来，你就没事了！”他看了我一眼，脸上突然出现一种不理解的表情，“你为什么老抱怨我们河北的建筑市场混乱？你自己家里日子过得不错，为什么老是把河北的形势看得一片黑暗？”
“我的工作是管理建筑市场，河北建筑市场问题严重我是清楚的！我吃国家的饭，给国家办事，我揭发这个问题没有错！”我不会屈服。
“我就不同意你的看法，你就是把形势说得一团漆黑！你去咱石家庄的大街小巷问问，老百姓都说我们河北的建筑市场在全国都是数一数二的好！在我们程书记的正确领导之下，我们的建筑市场好得很！”
他的话让我顿时感到脊背一阵阵发冷——一个级别不低的干部，竟然可以这样昧着良心，睁眼说瞎话，竟可以这样出卖自己的灵魂吗？
激愤之余，我经常试着去从他们这些人的角度去想问题：谁都想过好日子，想过幸福美好的生活，但是有一点，不能不择手段。在一个宪法规定人民当家做主的国家，我们的官员不能用马基雅维利宣扬的那一套来获取权力，牟取私利。我想，这个就是我跟他们无法调和的地方吧。
“成大事者不拘小节。”这句话既可以体现一种为人处世的胸怀，但是不注意“小节”往往也是很多人特别是我们的官员迈向深渊的第一步。他们或者是不清楚到底什么才是“小节”，或者是甚至不愿考虑到底什么是“小节”，然后带着各种不同的心态，开始收受第一条香烟、第一个红包直至第一个一百万、第一个一千万，从此走上犯罪道路。“勿以恶小而为之，勿以善小而不为”，这句刘备白帝城托孤时道出的名言，看似朴实无华，实际却包含了极为深刻的人生道理！
这次提审后的第三个月即1996年4月，全国建筑市场的混乱形势到了中央不能容忍的程度，很多县长、市长、省长都公然把工程直接批给包工头做，不认真招投标，破坏公平竞争原则，搞乱了建筑市场。
第二部嫌犯郭光允（6）
针对这种无法无天的状况，当时的国务院提出整顿全国建筑市场，并在石家庄组织召开了一个会议，邹家华副总理做了书面发言，指出各级领导对建筑市场混乱应负有主要责任。
更让我气愤的是，会上程维高还做了这样的发言：“现在石家庄正刮着阴风，有人到处散布我有经济问题，说南京二建在石家庄承揽大批建设项目和我有关系，我拿了大量回扣。实际上，我不仅没有为南京二建说过话，也没有为任何一家建筑施工单位说过话。这个谣言在石家庄传播很广，纯属无中生有，造谣诬陷。有的人是想搞地方保护主义，竞争不过人家，就造谣想把人家挤走……”
这让我想起了以前在一本杂志上看到的一个外国笑话：一个小学生对另一个小学生说：“我妈妈真是一个爱吹牛的人，我踢足球时不小心打破了一块玻璃，她就说我将来能成为新球王！”“我妈妈也是真会吹牛呢，我昨天揍了比尔一顿，他就说我将来会成为拳王！”另一个小学生笑着说。这时候在旁边听他们俩说话的一个年龄稍小一点的学生说：“我妈妈就别提了，我不过撒谎说我历史考了满分，她就叫着说我一定能当上美国总统！……”
邓小平同志曾经告诫过广大的党员干部：“我们是要当官，还是要做事？我看还是应该要做一点事出来。”
可惜，这么平实却又内涵深刻的话，早已被很多干部抛到了脑后。
查不出我的政治问题，他们又开始查我的“经济问题”，问我有没有给省建委行过贿，我说：“我绝对不会行贿，也不会受贿，你查就是了。”
“那好，我现在接着上次的问题向你核实核实。”这位副厅长清了清嗓子，“上次的问题，靳庆和（曾任省建委主任）是怎么说的？”
“不知道。”
接下来的一个月时间内，他们按照程维高的指示反反复复地问我靳庆和的情况。因为怕不慎牵连同志，我谎称我连靳庆和的面都没见过，也就是在电视上看到过这个人，感觉他块头很大而已。更谈不上什么“策划反程维高集团”了，况且这个臆猜本身就是荒谬的！
老是查不出幕后反对他的“小集团”，程维高将我的案件同时交给省高级人民法院的刘院长办理，亲自打电话给他，要他“至少判个10年、20年，看他还作不作怪”！
刘院长研究了我的案子以后，认为我的行为不构成犯罪，更不构成诽谤罪。
程维高知道了省高院的态度后，大发雷霆，当场骂人，骂省高院，随即批示公安厅尽快处理我。
省公安厅不是没有办法，看家的杀手锏便是他们可以直接批准决定的劳动教养制度了。
得到一定将我“绳之以法”的答复后，程维高才满意。
幸亏我本身没有一点点经济问题，否则真是要在监狱里待上10年、20年了！
1999年，待我开始平反时，刘善祥书记给那个副厅长打了个电话，这位领导的第一句话就是：“刘书记，郭光允身边那个卧底不是我派的！”
这不是此地无银三百两吗？
2000年，有一天我去省委办事的时候，和久违的那位副厅长在走廊里偶然相遇，我笑着迎上去说：“×书记（此人这时已提拔为省纪委副书记），还认识我吗？”
他的表情顿时显得很难堪，支支吾吾，语无伦次。
“呵呵，你提审过我两次，9个小时，不会这么快就忘了吧？我们曾经很熟络呢！”我半开玩笑半认真地说，“看来你真是贵人多忘事啊！呵呵……”
“哎，我说，郭光允你别说瞎话啊，我啥时候提审过你呀？”他急了。
接着他咳嗽了一下，稳定一下情绪，又说：“谁跟你熟络？我只见过你一次啊！莫名其妙！”说完头也不回地走开了。
很明显，他如今官运亨通，对我不知趣地跟他“叙旧”，他自然是不高兴的。
顺便说一句，在“9·26”案中积极参与抓人整人的所有人当中，没有一个人曾经对受害人表示过歉疚，甚至连起码的解释也没有。每个人都可以心安理得。
是啊，事情已经过去了，该继续的生活还得继续下去。鲁迅先生说的“街市依旧太平”，就是说的这种对现实的无奈。
最可怕的是苦熬
一晃就到1996年了，我已经被关押了近3个月了。
看来眼前这场角逐似乎要以一种“双输”的结局告终了，我不甘心失败，审讯人员们更不甘心。
最后我问纪科长：“该查的也查完了吧，现在我这件事怎么办啊？”
纪科长安慰我道：“你没事，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