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见我拒绝签字，那位交警也没办法只好走了。接着事故的对方在法院起诉了我，我被撞得重伤，差点送命，司机反而振振有词地指控我“违章”！
新华区法院的态度也是很耐人寻味的，一开始一位法官态度很好，明确说：车祸司机第二天才报案，就冲这一点，孰是孰非，该怎么判，法官是有把握的。
可是不知为什么，到后来真正处理这一事件时，那位曾经对我表示同情的法官再不坚持正义了，判决由我赔偿对方修车费2000多元。
这件事到现在为止，许多悬疑都没有得到解答。然而，那份颠倒黑白的“判决”，连新华区检察院都看不下去，一直抗诉到今天。
几个月内，“巧合”地发生挨打和车祸两件事，而且两次都直对着我的“命门”来，这一切真的是“巧合”吗？
鲁迅写过类似的话：周围的一切压迫着我让我不能呼吸。
1995年的那几个月，我的心情就是这样的。
第二部走到黑（6）
我的眼前不断浮现出那几张脸：那殴打我的一群人狞笑着的脸，李山林紫黑色的被欲望支配着的亢奋的脸，市纪委书记见到我递检举信时惊恐万状的脸……这些脸搅得我心烦意乱，理不出一个头绪来，我在想，这张让我窒息的“网”是不是我碰壁太多以后主观想像出来的？是不是我太偏激了，以至于把形势看得“一片黑暗”？
不知为什么，此时的我想起了父亲给我的“遗训”。
那还是困难时期的事，我们全家都出门讨饭去了，父亲已经断炊数日，躺在炕上等着饿死。
幸亏我从保定风尘仆仆地赶回家乡，用积攒下来的一点粮票买回棒子面救了父亲一命。缓过气的父亲苦笑着拿出一张写着“忍为高”的字幅，说：孩子，爹还以为这回扛不过去了，把遗嘱都给你准备好了。
然而我今后几十年的经历，表明我并没有完完全全遵从他老人家的“遗训”。几十年来，我一直在琢磨这个“忍”字的含义。这个“忍”，如果是指在面临艰难困苦时，生理上、意志上的“忍耐”，这一点我相信我是继承了父亲的禀性的。冻、饿、劳累、病痛，这几十年来一直没有放弃对我的眷顾，吃苦耐劳对我的磨炼，这些都教会了我面对各种生活难题的“忍”之道，在这个意义上，我是感谢父亲对我的教益的。
然而，受过几年蒙童教育的父亲所书写的“忍”，毕竟是在沉重悲惨命运压迫下总结出的一种放弃抗争、期望灾祸自然化解的自保之道。用毕生的血泪写就的“忍”，只不过是一种心酸的人生总结、一种无奈的告白、一种穷人的节操、一种看不到希望时的自我勉励罢了。这种“忍”，在我看来既救不了社会，又救不了他自己。如果我照着他的训示去办，我郭光允就不成其为今天的郭光允，也许，我会平平静静地养家度日，仕途平稳，随波逐流……
正如人们现在所知道的那样，我所选择的路决不是一条收敛锋芒的、求自保的“忍为高”之路。多年以后，我有一种奇怪的联想，父亲所写的“忍为高”条幅，会不会是一句“谶语”？“为高”，“维高”也。而且在江苏方言中，“忍”和“程”的音也很相近，程维高又是江苏人！莫非冥冥之中，会有一种感应，能预示我在20世纪90年代会同一名叫“维高”的大官交恶？作为一个唯物主义者，是不该相信这一切的，但可以肯定的是：在斗争的第二阶段，我选择了义无反顾。
只有揭发程维高，才能揭开这鬼魅横行的谜底。
只有揭发程维高，从河北省到石家庄建委的许多不正常现象才能得到最根本的澄清。
只有揭发程维高，才能给那些趋炎附势的人一记当头棒喝。
这封给我带来牢狱之灾的信是我在养伤的情况下写成的，然而匿名揭发信的腹稿则早在几个月前就形成了。
我写这封信是经过了前前后后的反复考虑的，可以说，这是我一生中做出的最艰难的决定之一。
最初直接写信给程维高劝诫他不要重用李山林时，我其实已经心里有数：省委书记和李山林及南京二建的关系绝不简单。那封信里，我斟词酌句，意图上还是想极力避免激怒他本人，以免给我自己带来不必要的麻烦。我尽力想把话说得委婉一些，遣词造句上费了不少心思。当时的心态就是如履薄冰的：又怕捋虎须，又想让程维高这只“虎”有所感悟。然而事实证明那封信没有起到任何作用，我虽不能把之后的“挨打”与“车祸”简单地与这封劝诫信联系在一起，但事态发展的内在逻辑，说明“挨打”“车祸”与上书是有着必然的因果关系的。
一个善良的机关小干部的人生逻辑同腐败分子的强势逻辑势必是水火不相容的。
两次重创，确确实实敲醒了我，这种斗争，是来不得半点“婉转”和含蓄的。
我思想上形成了这样一个概念：所有的“古怪”和不正常的现象，根子和关键在程维高那里。在住院的那个月里，我开始认真考虑直接检举程维高，得让中央知道河北的真实情况。
出院之后的8月17日，我用颤抖的手写下了《程维高、李山林是搞乱河北建筑市场的罪魁祸首》这篇检举材料。
这个标题在当时的形势下看，还是充满了火药味的。就连老伴看了以后也倒吸了一口冷气，皱着眉头认为不妥，可是，她也想不出更合适的标题来（因为事情的本质就是如此），只说了一句“先这样吧”——以后河北省某些人磨磨蹭蹭地给我“平反”时，也吞吞吐吐地指责这个标题“过头”、“过火”，是“造成矛盾激化”的原因，为这个细节，我和老伴还同有关部门打了一场“笔墨官司”，引经据典，为这句“过头话”进行了不少“辩解”。
现在看来，这个题目不但不过火，而且是非常正确的。
我不会事后诸葛亮式地标榜自己“一贯正确”。我当时的犹疑态度并采取匿名方式，就是因为这个题目是一针见血的，是尖锐的，所以直至我们老两口在漫长的平反过程中为这个题目费了不少口舌来解释，都证明当时廓清是非曲直的艰难程度。
这封揭发信，没有写程维高有经济问题，只是说他是“罪魁祸首”，有一种想“拼”的义愤感。
第二部走到黑（7）
尽管有“豁出去”的心理，但是我没有想过要“扳倒”程维高，力量太悬殊了！
程维高握有大权，握有重权，我这种小人物，在权力层面上比，简直是天壤之别。我怎么能“扳倒”省委书记呢？所以我说他工作必须改进，没敢说他有别的问题。
信写好了，并且决定采取“匿名”方式，就必须找一个稳妥可靠的地方去打印。
想来想去，选择了老伴单位的宣传室，天黑的时候开始打印，我和老伴及我二儿子一起打字，1995年电脑打印还不普及，打字便花了九牛二虎之力，打印更是费事，弄得满头大汗才打出几张纸来，11点钟铁路局机关就要关大门了，必须赶在这之前把信打印出来，还好，尽管手忙脚乱，还是顺利地打印好了几份信。
信是寄给中纪委等部门的，然而我还是决定寄一封给省里的有关部门。发到省里的这封信是我自作主张寄出的，没跟家里商量，我觉得河北省也应该知道河北建筑市场是非常混乱的，有人利用职权非法搞工程，浪费了国家资产，侵吞了人民的血汗钱，给国家造成很大的损失，给党的威望也带来了很大的损害。这是应该省里管的问题。所以我寄给了省检察院的领导，让他们看到省建筑市场的混乱情况，提醒他们应该抓一抓建筑市场领域的经济犯罪。也希望省检察院能把这个问题报上去，人家比我有力量啊！就是这个目的。后来证明，就是这封信露了马脚，我在打印信的空白抬头处用笔添上了几个字，这个疏忽造成了以后的祸从天降。
第二天，我找到一个朋友，老实告诉他我要寄检举信，至于检举谁，我只字未吐露。请他给我几个信封，我的朋友很痛快地给了我。
我远房亲戚的女儿正在我家做客，这女孩子认认真真地帮我写了几个信封，天真无邪的女孩只知道“郭伯伯要揭发坏人”，乐得从命，万没想到会在以后的大清查中受到不少惊吓，让我为此抱愧多年。
这一天，我找了个邮筒把信一股脑儿全塞进去了。
那天是个大晴天，寄完信我站在路边摩挲着手，脸上带着笑意。不知为什么，我的心里竟感到无比的轻松。
老伴在家里等我，听说我这么快把信寄出去了，她挺担心：“你那么性急干吗？谁叫你寄到省里的？”
我笑眯眯地看着老伴：老伴啊，也许你永远是对的，可这件事我偏要“自作主张”。
程维高：“谁反对我，我就整谁！”
这一天，我接到电话，说省纪委的同志有事找我，就在家里等着我呢。
时隔匿名信发出仅十来天，这么快就有反应了？
“老郭啊！你可回来了！”在家等我的是省纪委的高主任，他热情地抓住我的手，又摇又晃，用热切的眼神看着我，“老郭啊，我这回来是来给你道喜的！”
“道喜”？何“喜”之有？我疑惑地看着高主任。
高主任拍着我的肩膀让我坐下，他自己也坐在我身边，离得很紧，一只拳头敲着自己的腿，兴奋不已的样子。
“我告诉你老郭，李山林这个家伙这回要倒大霉了！”他兴奋的脸上夹杂着气愤的神色，“这小子坏透了，瞒着上级领导干了不少坏事，揭发他的人民来信那是铺天盖地呀，啧啧！这回，上级领导是下了大决心彻底查处这个坏家伙！今天，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