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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月9日是星期六，午间新闻也没啥大事，自从年初的2月13日石家庄市直机关工委受省委、市委之托正式向我表示道歉以来，我和老伴就一直过着这种清静的、有规律的日子。只是我的规律有别于常人，我要坚持看完中央台午间新闻和凤凰卫视的节目，然后服药，延迟至下午两点多才开始午睡。我的孩子和熟悉我的人都知道我这个规律，因此下午的几个小时内，一般没有人打扰我。
上了年纪的人，睡觉就不太踏实，再加上在劳教所里养成的好习惯，哪怕睡得再酣也会保持着某种警觉，所以下午四点多电话铃响时，我能朦朦胧胧地听到老伴在接听，老伴声音很低，说了几句，就冲着卧室喊：“老郭，你快醒醒！大九（我的大儿子的小名）有事告诉你！”说完，把电话转到了卧室里的分机上。是我大儿子从北京打来的电话，他现在是某军事单位的师职干部，他这个时候打电话来找我，一定是什么重要的事。
“爸，中央处理程维高了！在新华网上公布了！决定还提到了你的名字！”儿子一反常态，几乎是在兴奋地吼叫。
“啊，公布了？”此时我惟一感到有点诧异的，是儿子告诉我中央决定中“提到了你的名字”。
“爸，我给你念一下中央决定的全文。”
“快念快念。”我朝电话机边挪了挪，调整到一个比较舒服的姿态。
老伴也进了卧室，一言不发地坐在我身边，并紧紧地攥着我的手。
“经中共中央批准，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对河北省人大常委会原主任程维高严重违纪问题进行了审查，决定给予其开除党籍处分，撤销其正省级待遇……”
“经查：程维高……利用职权，对如实举报其问题的郭光允同志进行打击报复……” 儿子在那边逐字逐句地诵读着，但后面的话我却听不见了。我的心脏似乎绷紧了，眼睛有点酸酸的……
一时间，几乎所有的感官都与外界隔绝开来。我非但听不见，似乎还经历了一阵不知时间长短的失明。从儿子的嘴中吐出的“郭光允”三个字竟然显得十分陌生，恍若第一次听说。随后，我开始舒缓过来，只感到心脏像一只攥了很多年的拳头，正一点点放开，血液迅速地向身体的四面八方涌去，虽然我无数次地准备着迎接这个消息的到来。
“爸，我念完了，”儿子说，“你等着看晚上的新闻联播吧。”
我拿着电话筒的手纹丝不动。
我抬头看看老伴。
老伴看着我。
老伴是个不善于控制情绪的人，她眼里噙着泪花，鼻孔也湿润了，不住地轻轻点头。
“中央肯定你了，九死一生……不就是为了等这一句话吗？”
我默默无语，轻抚老伴的后背，老伴的泪流了下来，别过脸去。
不到一分钟，我家里的电话又响了起来。
我家共有两部电话，一部是市话，另外一部是铁路电话，铁路电话号码是5位数，是铁路内部的专线电话，熟人也可以通过铁路差转台打进来。这样，从下午直至半夜，家里的电话铃声是此起彼伏，响彻不绝。
第一个电话是老伴的大学同学打来的，他正在上网，边挂在网上边拨通了我家的电话。
他兴奋地大声嚷嚷：“老贾呀，这回总算是‘拨开乌云见太阳’了！这十几年你们老两口的罪没有白受啊！你们还不好好庆祝庆祝？”
老伴说：“我们老两口没啥好庆祝的，为了弄这个事，老郭身体也垮了，现在我的任务就是伺候他……他这人，舒心的日子过得不多，我要尽量让他多过一些舒心的日子。”
紧接着是第二个，第三个……这一天我们家的电话可能是全石家庄市最繁忙的电话，是不折不扣的“热线”，接了这个，又拿起那个（我老家蠡县大百尺村的电话拨了好几个小时都拨不进来）。一直到半夜12点都没有停过，亲朋好友和认识的人纷纷打进来，表示“庆祝”。
说实在的，我和老伴不可能搞任何形式的“庆祝”——一是电话太多，甚至连囫囵饭都没吃上几口，二是我们也不知道怎么庆祝，我们老两口甚至连过生日的习惯都没有。相反，倒是我的对手们为我搞过“庆祝会”——庆祝我的入狱，那是1995年11月，我被河北省公安厅以“诽谤省委主要领导”罪名抓进看守所后，时任河北省建委副主任兼石家庄市建委主任的李山林在一座星级宾馆以欢送女儿为名搞了一次热热闹闹的庆祝会，又是祝酒又是开舞会，以祝贺“敬爱的程维高同志”翦除了“害群之马”郭光允。如今，对立面倒了，李山林判了15年徒刑，中央又严正处置了程维高，但要我如法炮制搞什么“庆祝”，我也没那个条件和精力。如今的我，情绪稍有波动就有可能导致心室震颤，所以我们不搞“庆祝”，虽然我们老两口很高兴。
然而，过于兴奋是谈不上的，对于这一天的到来，我们已经早有精神准备，4年前中央“三讲”巡视组的吉鸿杰同志握着我的手说了 “请放心” 三个字之后，我就已经坚信这一天会到来。8年的抗争，16年的折腾，多少个日夜，我无不苦盼正义舒张的这一天到来，然而，这一天真正到来的时候，我和老伴反而变得异常的平静。过了一些日子，北京的一位编辑同志给我捎来一本苏联肖霍洛夫写的《一个人的遭遇》，我觉得我跟书里的那个主人公有个相似的心境：漫长的折磨和苦痛之后，反而不再去想那些惊心动魄的事；大起大落之后，情绪波动反而极少。
为什么这么说呢？《一个人的遭遇》的主人公参加卫国战争，虽有许多惊心动魄的故事，战争结束后他还是过着以前那样的单调但又是正常的日子。世界上的事可能就是这样，不管你做得怎样轰轰烈烈，你追求的目的就是一个“正常”，什么鲜花、掌声，那都是虚的，最最主要的就是要恢复生活本来的面目。
我不是“好事之徒”，我弄这个事无非也是求一个“正常”。正常是什么？正常就是白的不能说成黑的，鹿不能被指为马。那么，如今白的黑的都归位了，我跟老伴的情绪也就按正常的路子走，道理其实就是这么简单。
话虽这么说，这个“正常”是多么的来之不易，河北的许多人深知这一点。我也感到人们的情绪被压制很久之后那种欢欣鼓舞的气氛。
我老家蠡县大百尺村的电话是晚上9点多钟“挤”进来的。听见儿时伙伴从老家打来的电话，我感到特别亲切。
“光允呀！我们可把这个电话打通了！可惜呀，你没听见刚才村里放炮仗的热闹劲！”我的儿时玩伴兴奋地说。我听见他的旁边已是人声鼎沸，我正准备开口说话，他打断了我——
“你等着，有人要跟你说话。”一阵悉悉索索的声音之后，大百尺村支书的声音从话筒里传了过来。
“光允啊，我们高兴啊，大家伙都高兴啊……真的高兴啊……”村支书已经有些语无伦次了，酒意四溢。我捏着话筒说不出话来，只是一个劲点头，就好像他们此时就坐在我面前一样。村支书顿了顿，大声说：“现在全省——不，全国都知道了！我们村出了你这么一个大好人！你是我们大百尺村的汉子！光荣啊！我们高兴，对！就是高兴！我们把电视机的声音开得大大的，把过年没放完的炮都拿出来放了，大百尺村又过了一次年！我们哥几个喝了三斤酒了，不够，还要喝……”
“高兴可以，酒你们就少喝点吧。”我忙劝道。
“那哪成？”村支书执拗地说，“这是天大的喜事呀！我们要喝酒庆祝，要喝上这么一宿，要祝贺！这么大的喜事怎么祝贺都不过分！”
这就好像古人说的“欢宴枕旦”了，我想像着：暮色降临的大百尺村的老街上，鞭炮的声音此起彼伏，屋里的电视机声音开得大大的，村长家的饭桌旁笑语喧哗，弥漫着酒香，虽然因为身体原因，我已经许多年滴酒不沾了，但在遥远的乡村的那个淳朴而热烈的欢庆场面还是令我向往。
我陶醉了吗？我不知道，但是那一刻，我的眼眶湿润了。
“我们老家的人给你立碑，你是我们的功臣哪！”我表弟也打来电话，告诉我他也放了一通鞭炮，喝了酒，还张罗着要给我建一块“庆功碑”。
“你们这样是折我的寿，”我慌忙劝阻，“我过些日子回来给父母上坟，到时候大家伙聚在一块高兴高兴，别的事，咱可不能张罗。”
不知为什么，提起“碑”，我会回想起幼时我仰望过的冯家碑林，碑上刻着官衔和“行状”，气势森严，威风凛凛，让我产生畏惧之感。石碑上刻着的“二品”、“三品”、“五品”等字样，令人想到人间的等级和权威。假如幼时的我能预知未来的话，哪敢想像，我居然能同一个“二品”大官苦斗8年之久，经历了牢狱之灾才等来迟来的正义呢！
然而，这样的事确确实实发生了，我不仅同一个大官斗了，而且斗出了“名堂”：成为了“新闻人物”。
而我这样做，可不是为了期待“光宗耀祖”，期待我家乡的人给我立一座碑。
我的做法甚至违逆了我父亲在困难时期濒临死亡之前给我的遗训：“忍为高。”
我，郭光允，只是石家庄市建委的一个小干部，本来可以用另一种方式书写我的生平的：1966年毕业于上海同济大学，1973年从湖北荆州建委调回石家庄市建委工作，1980年加入中国共产党，1984年起任工程处处长兼定额站站长、高级工程师。如果不是1996年年底飞来横祸，按照我的年龄，可以在2002年办理退休手续，颐养天年。
然而，我却用另一种极其不寻常的方式改变了我的一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