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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部走到黑（1）
晴朗的11月21日
1995年11月21日，天气很晴朗。我老伴贾玉阁说好这一天回石家庄，要我到火车站去接她。我老伴是到北京铁路局开会的，到北京还有一个目的，就是托人找关系帮我落实高工待遇的事，这事已经拖了7年了，我已经不能在石家庄指望谁会发发慈悲帮我落实政策了。我老伴为这事查了不少文件，也托了一个关系，看来，再努力一把，我的事兴许会有眉目了呢。
这一天也怪，家里电话既打不出去，也打不进来。下午4点来钟我跟别人约好通电话的，可是他的电话老不来，我想打他的呼机，也打不出去。我正看着电话发愁呢，电话居然响了！
电话里是建委纪委书记的声音，可是他说话也没头没脑的：“怎么回事，你快来呀！”
“×书记，你找我什么事呀？”我有点晕。
“怎么等你等这么长时间你还不来？”
我纳闷：什么时候你给我打过电话？可我嘴里还问：“什么事呀？”
“根据政策给你落实高工工资呢，你还不来？”
这事真有点邪门，怎么老伴刚去北京跑落实政策的事，这边就通知我去办手续？天下哪有这么巧的事？说真的，我有点怀疑。
我事后设想：这位善良的纪委书记也一定是在极其不情愿的情况下打的这个电话，他那生硬的、极其不自然的语调，某种意义上也在暗示我有不同寻常的事情发生。可惜我的感觉迟钝，只觉得他说话语焉不详，我想旁敲侧击问出更多的内容，可这位纪委书记嘴挺紧，不漏一点别的话了。要是我知道省纪委等着我，我肯定就采取防范措施了，可是真要是组织部门等着我呢？那句话“给你落实高工政策呢”的口气很逼真，让人还有点幻想的余地，说不定就是真落实了？组织上叫我谈话，不去行吗？说实在的，不去也不行。
我说 “等会儿”，便挂上了电话，在屋里踱来踱去，有点紧张，考虑怎么办。一会儿，听到有人敲门，敲了20分钟，我没开门。后来门不响了，我估计敲门的人走到楼下了，我就赶紧到北边阳台往下看，正好那俩人走出楼道，我看到了纪委书记和市建委的组织部长。俩人急匆匆地往外走。我一看是他俩，没有别的人。我就想也许真的是组织部找我谈话呢，就开了门追下楼去，正巧老伴单位司机小牛的车这时候也到了，在楼下喊我。对门的老太太也说：“呀，人家敲门敲了20分钟你都不开，怎么回事啊？”我匆匆地说了一句“睡着了，没醒”，边说边赶紧往外跑。
我上了车，跟司机说：“小牛，咱们从政府院转一圈。”车慢慢地在建委大楼外转着圈，我心里做着激烈的斗争：去，还是不去？不去吧，万一组织上真的是给你落实政策，你不去不好。去吧，我又有戒备心理。我从车窗里暗中观察，大院里静悄悄的。机关是6点下班，但5点多的时候，很多人就已经回家了，也看不出有什么异常。我觉得不会有什么事吧，就走下汽车上了楼。在一层楼的楼梯就碰上了省纪委的高主任。他说：“走，上三楼！”到了办公室，他说：“通知你件事，立刻跟我们到省纪委，省纪委落实你高工待遇问题。”
我有点明白过来了，说：“不可能，我是市里管的干部，市委组织部叫我还差不多，去省纪委做什么？”
“是去省纪委，跟我们走吧！”他开始不客气了。这时还有几个生人。他们陪着我下楼，纪委书记也不说话了。我心想坏了，跑也跑不了了。
下楼后，他们让我上门口的白色汽车。我进院的时候没看见白车啊。我说不行啊，我还得接人去呢。我就朝我的黑色汽车走去，他们一看我要上这部车，几个人一下子挤了上来，把我挤得紧紧的，动都动不了，几个人拥着我都上了黑车。
“跟着白车走吧！”我想完了，这分明是要抓我啊！
汽车一直向北走，拐上了一条僻静的背街，街旁种着一排树，在萧瑟的寒风中显得光秃秃的，车再一转，一条几乎是寂静无人的街道出现在我的眼前。我心一沉：果然对我下手了，这是要去看守所呀！
在石家庄市看守所大门，他们带我下了车，我赶紧给小牛交待一句：“小牛，回去以后告诉我爱人，我来看守所了。”
押解我的人在门口打了个招呼，看来看守所早有准备，什么也没说就让他们把我带进了大铁门。
进去以后，马上就去登记。把我带到这儿带到那儿，走来走去，我方向都搞不清了。
一个看守所干警向我宣布：“你涉嫌违法犯罪，现在依法对你进行收审。”
然后开始对我搜身，我身上揣了买药的3000多块钱，也被搜走了。把我裤腰带解去了，钥匙拿走了。在窸窸窣窣地除去我的腰带、搜走我的钱物的同时，一位看守上来撸走我的手表，这时他出现了一个重大疏漏——恐怕再聪明的看守都免不了要出现这样的疏漏：因为那一天太巧了，我刚从修表铺回来，左右手腕上各戴了一只手表——看守只搜走了我左手腕上的那只表，另一只表则被我侥幸地留在了身边，在以后的370多个日夜中，这只手表成为我囚禁生活中的一个安慰。
他们把我带到一个大屋子里，有张大桌子和几把特别粗重的椅子。
我一抬头，一个面容熟悉的人用嘲讽的眼神打量着我，这个人我曾经在被省纪委传唤去“说清问题”时，在军分区招待所里多次见到，不过那时的他穿的是便衣，不像今天这样穿着一身警服。当时我虽猜不透他的身份，但我知道：在那次以省纪委名义对我进行的长达两个多月的“审查”中，这个人扮演着一个相当重要的角色，事实上他才是那次行动的幕后指挥（当时他不时地打开门看一看，我听到他在走廊上问审查人员：“交代了没有？”）。
这个高个儿警察（他姓白）很威风地站在那儿，打量了我一会儿，慢慢开口道：“郭光允，你还认识我吗？”
“现在，你知道我是干什么的了吧？我现在是以一个公安刑侦人员的身份跟你说话！郭光允，到了这个地方，你该交代了吧？——匿名信是不是你写的？”
我摇摇头：“不是。”
姓白的警察冷笑一声：“你不说？不说罪加三等！来人，把他押下去！”
这就是提审？提审就这么简单？“押下去”就完了？看来，他们预备好了慢慢打熬我。
“哎，你磨蹭什么？”看守问我。我小声地说：“我要解手。”一个姓纪的管理科科长说：“一会到你号子里有厕所。”走到监房，我抬头看了一下门牌号码，是226房间，门开了，里面有几个小家伙好奇地打量着我。没有床铺，地上就放了几块木板，被子叠得四四方方地放在角落里。进去后就没人管我了。押我的人把我关起来，把门锁上后就走了。
第二部走到黑（2）
当沉重的大铁门重重地关上的那一刻，我才从大脑的一片空白中回到了现实世界。程维高那帮人终于对我下手了！虽然我曾对未来的严峻局面做过估计，但并没有充分料到他们会真的动用专政机关，以这种极端的手段来对付我。
回想起下午我采取的戒备防范手段，觉得我自己既可怜又可笑：郭光允哪，你采取的那些小伎俩小手段，怎么可能跟强大的专政机关抗衡？事后我知道，为了逮捕关押我，河北省有关部门是做了充分周密的准备的。原来这一天上午，省里派了一群人乘十多辆车来到看守所“视察”，其中几车辆是奥迪车，为下午正式关押我做准备。
我知道河北省当时正流传着一封名为《程维高——河北的大蛀虫》的匿名信，但那封信绝对非我所写，省纪委在审查我的时候，曾多次旁敲侧击地逼我承认这封信出自我手，我当然不会承认。
我所写的那封真正的匿名信并未散发，难道是公安机关已经通过高科技手段侦破了吗？
我分析也不大可能。
这事只有极个别的人知道，也可以排除知情人透露的可能。
不管怎样，我这回被弄进来，短时间内是无法再出去了。不能排除有更加凶险的局面在等着我，我这样一具病弱的躯体，能打熬得住吗？我能活着出去吗？
此时我最挂记的是我老伴和我的儿子，那帮人会不会威逼他们？凶狠地整治他们？会不会抄我的家？我遭此横祸，他们势必会更加孤立无援，我此时最大的痛苦，是想到他们从此将承受的苦楚。
一瞬间，甚至在心底掠过一丝淡淡的悔意：我这八九年的折腾，究竟图个什么呀！难道就是为换来今天的这场牢狱之灾吗？
想想这历尽屈辱的1995年，呼吁、挨打、车祸、无休止的审查、申诉……难道就是为等来今天的结果吗？
匿名信惹祸
我发出的匿名检举信是在1995年8月17日打印完成的。
因是在极其秘密的状态下写的这封信，为防查抄，未曾留底。在这里，将我在1998年再次上书中纪委的《检举程维高的问题》披露给读者，这封检举信的内容，除篇末揭露程维高破坏法制、搞打击报复的内容外，部分内容与8月17日那封惹下“弥天大祸”的匿名检举信相同。另外，1995年的检举信还重点揭发了李山林的罪行。
检举程维高的问题
程维高身为前省委书记，但他不做公仆，为小集团谋私利。主要表现在他带头破坏建筑市场公平竞争的原则，为南京二建超规定揽石家庄工程说情压人，这是河北建筑市场混乱的主要原因，现仅向组织反映以下几点。
一、到1994年南京二建在石家庄市注册才2000人，但揽石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