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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人大闭幕的庆祝酒会上，那个平时总是尾随“李市长”的女人端着酒杯走到我老伴面前“祝酒”，说了一句：“你是我们代表中最醒目的，祝你全家幸福”，她说“全家幸福”的时候，“全家”两个字咬得很重。
我老伴知道，我们家从此可能不会幸福了。
在郁闷的日子里
李山林落选之后，一位厂长找到我兴奋地说：“老郭啊，我看人代会这事咱们可以写一篇小说了，省会的一个副市长落选了，怎么说也是有典型意义的。一个省里这么重视的副市长候选人，组织部门、市政府动员人民代表一定要选他，可人民代表就是不投他的票！这说明什么？这说明民心不可违呀！一定要把这事写一篇小说，让那些高高在上当官做老爷的人瞧瞧，也好吸取一下教训，反思一下他们的‘组织路线’！”
他话里的意思一点不错，但此时此刻，谁还有写小说的闲情逸致？
我到处反映李山林的问题，屡遭碰壁，在单位里存身艰难，难道就是为了等着看这一场好戏吗？
人代会选举，我不可能有什么影响。我一个小人物，更不可能去“操纵”人民代表。李山林之所以落选，那是他自己的行为造成的。程维高施加长官意志，只能给李山林帮倒忙，这也是组织部门的人所未曾料想到的。
这一场“选举风波”，难道不能给迷信权力的人一次及时的提醒吗？
事态的发展恰恰相反。
“选举风波”后不久，程维高把省建委主任靳庆和叫到他的办公室，说：“李山林同志这回副市长没有选上，没选上我也要提拔他！我已经决定了，先让李山林在你那里兼一个副主任，不要省建委的工资、不要省建委的房子，也不要省建委的工作，就是提提级别。”
省建委副主任是副厅级，和石家庄市副市长一个级别，程维高要以非组织手段把他的亲信提上来！
程维高的亲信杨益铭后来曾对我亲口说，“老程是‘情绪’干部”，用另一种说法就是“性情中人”，程维高此时在对谁发“情绪”？难道是民意？人民代表不认可的候选人，不赞成提拔的人，在“老程”那里，就是个好官。人代会选举这条路不是走不通吗？那好，我程维高就不走这条路！我以发指令下手谕的方式把他硬提拔到副厅级位置上来，让你们这些不听省委话的人看看，是选票顶事还是我程维高手中的权力顶事！
一个很难受到制度约束的省级干部，一个被周围人吹捧、逢迎、顺从搞得私欲膨胀、无法无天的省委书记，有这样的心态是不足为怪的。
阴法唐同志对湖南卫视记者谈到有关程维高跋扈专横的一些细节，也可以为这个人为什么敢于逆民意而为所欲为做一个生动的注解：程维高和一个女人正在唐山街头散步，他不慎被人行道上的隔离栏绊了一下。这一下可不得了，无辜的隔离栏捋了大老爷的虎须。程维高大怒之中下令，将全唐山市的护栏全部拆毁！不管有关部门的同志怎样解释恳求他就是不听，省委书记的命令，不管你理不理解都要执行！就这样，小小的“护栏事件”导致唐山市街道上的隔离栏全部被毁！
程确实是性情中人：你要挡我的路，我就刨你的根！换句话说，谁要让我程维高一时不自在，我就让他终生不痛快！对没有生命的人行道护栏，他尚能如此大动干戈，何况是活生生有感情的人呢？
程有这种心理，不是我一介小民的妄自猜测，对我后来检举告状一事，他能做出如此极端激烈的反应，就能看出这个人的“情绪”脉络。
程维高同李山林的“投缘”主要可以从政治经济的利益契合方面做合理的解释，然而在“性情”方面也可以找到“特殊”原因。
程和李都有一个特点，在“个性鲜明”的表象下掩藏的是胆大妄为，敢为常人不敢为之事。
河北的干部议论：程维高开会没有不骂人的。
石家庄建委的干部也在抱怨：李山林爱骂人。
这里说的“骂人”，是干部之间的惯常用语，并非指家庭主妇、大街上的混混那样的撒泼放刁式的辱骂，但这种“骂”的杀伤力，不亚于市井之徒的那种纯人身攻击的骂。
然而这种以权压人的“骂”，骂得干部们灰心丧气，骂跑了干部的积极性，骂跑了干部们的尊严，也骂走了干部们的团结、信任、融洽的气氛。
这种“骂”若不加约束，也会上升到践踏人格、悖离共产党人基本道德的人身攻击式的辱骂。
李山林对建委同志们的辱骂，“你妈×”“操你妈”不离口，就是一个例证。
杨益铭“推心置腹”地对我讲：程维高有一次电话里骂了他很久，骂得兴起，家庭妇女式的脏字也是不绝于耳。
河北政治生活中那种冷漠、猜忌的不正常气氛，老百姓对干部思想道德境界评价的低下，很难说跟程维高等人的粗暴作风无关。
河北的现实就是这样让人失望。
虽然人代会的戏剧性结局让我感到欣慰，但这种胜利的欢欣感并没有维持多久，当我回到现实的时候，另一种沉重、空洞甚至是沮丧的感觉笼罩了我的全身。
因为作为一个具体个人的我，毕竟是孤立的呀！我得不到组织的支持，坦率地说：一段时期里我看不到希望。
陈部长温和的脸、市委书记肯定的话语、人民代表正义的抉择……那些在郁闷的日子里给人温暖的片段，虽然时时给我鼓励，但坦率地说，我在周围中体味得最多的，还是冷漠和无形的排斥。
在人们的潜意识里，向上级组织频频反映问题、对领导有意见的，往往是喜欢惹是生非的有问题的人，客气点说，是“这人有点麻烦”，不客气点说，“这人是好事之徒”，或者干脆把你形容成封建社会的“讼棍”一类的刁民。
人们很少去想一想，一个地区、一个局部，如果出现“悬而未决”的“疑难问题”和矛盾时，到底应该从哪里去找原因？河北也好，其他省也好，如果屡屡出现平民告状的情况，应该首先从“为什么告状”找原因呢，还是从“告状的人究竟如何”找原因？
第一部“李市长”摔了个大马趴（7）
无独有偶。在我之前，河北省出现了一桩直接到江总书记面前申冤的打击报复案，经江泽民同志亲自过问后，被打击报复的人才迎来了公正。此案情在有关媒体公开连载，后又汇编成书《官司惊动中南海》。我当时对这个案情有所耳闻。被打击报复的人是河北唐县的一位县委副书记，名叫刘建军，刘建军同志给省委以“内参”的形式写材料，反映地委书记是假廉政典型，又有把有犯罪前科的儿子弄到检察院当检察官等错误事实。然而，刘建军同志的正当行为被定性为“诬告陷害”、“分裂省委”，被开除党籍、撤销职务、降工资。刘建军不服，逐级上访，经2500里上访路，写了上百万字的上访材料，直至把“官司”打到中南海，面见总书记申冤。1993年才得以平反。
这个案子情由本是简单的，然而，就是因为那位“在河北叱咤风云多年”的省委主要领导同志的“定调”，才使上访申冤变得异常艰难。刘建军找遍保定地区、河北省的主要领导，皮球被踢来踢去。历时3年的201次上访使刘建军同志变成了一个不折不扣的“上访专业户”，县委副书记几乎流落北京街头成为一名“叫花子”，经离退休老首长和中纪委的关怀，刘建军有幸见到了江泽民同志，江泽民同志严肃地说：“你这事找谁谁也得管。”直到这时，上访历程才“柳暗花明”，刘建军同志才得到公正的对待。
当我得以全文阅览《官司惊动中南海》时，我的冤案已经酿成。我在思索两个问题：
一、为什么在河北出现两桩冤案“典型”？是河北民风刁悍、基层干部老是爱“惹是生非”呢？还是领导作风、执政方面出了问题？
二、冤案的主人公在找到老领导、原铁道部部长刘建章时，刘建章同志说了一句既中肯又耐人寻味的话：“人在委屈的时候，性格会发生变化，如不加注意，慢慢会发展到变疯、变傻，一病不起。千万不要把自己的经历当成不幸的故事来讲。”
而后一句话对我的触动更大。
我拿这句话来对照我自己，我反思我介入矛盾的漩涡的前8年，回忆我磕磕绊绊的后8年，我的“不幸”真是有我性格缺陷的原因吗？
李山林前8年整我的时候，我感到最难过最窝火的，不是李山林的冷酷无情，而是我的个别好朋友（其中甚至包括我的亲戚）也加入整我的行列。
“建委风云”，不仅仅是李山林和郭光允等机关干部的抗衡与争执，这里面还有一些形形色色的人物和表现，聊书几笔，让读者了解一下人性的丰富。
前面我提到过，我曾激愤地对建委某些干部说过一句话：“连李山林都不怎么整我了，你们还揪住我不放！”这群人中，就有一个姓伍的办公室主任。
伍主任是一个善于“转换脑筋”的人，从他对历任主任的态度中就可以看得很明白，当初，吴金玉主任刚从建委主任位置上退下（还未全退，仍做调研工作）。一次，我们建委一干人去天津出差，返回时，天津的同志热情地馈赠我们每人一包天津特产。车回石家庄已是快半夜了，我们的车先送吴主任回家，吴主任下车后，我突然想起那包特产还没给他呢，于是提醒伍某：“吴主任的那份还没给他呢。”
伍某说：“给他个屁！就他事多！”
这个伍某后来整我的程度，比李山林更狠更执著，因为他的目的性更明确：怕我越过他，因为他一心想提成建委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