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私欲；一方面是良知和操守，而后者的“不变”才导致了前面的戏剧性变化。这就是问题的症结所在。
罗经理一直对我印象很好，跟我几乎是无话不谈。南京二建后来“贴”上程维高的“商业秘密”就是这位校友告诉我的，他把南京二建欲图在河北“做大”的每一步“战略”都给我说了，说的话又直率又让人觉得不可思议：“老郭，我们下一步的工作就是拉老程做我们的后台。我们先给老程装修房子，联络感情——现在已经装了两个月，然后……”
罗经理又关心地对我说：“老郭，你看你都这么大岁数了，还是个小干部。就凭咱们的校友关系，我一定帮你飞黄腾达。等我们给老程的装修工程快结束的时候，你一定要跟我去老程家，谈谈工程质量啊，指点指点啊。你又懂这个，这样，你就能跟老程搭上话了。然后……”
总之，前前后后，罗经理给我说了五六次这样的话。
我为什么没有动那脑筋呢？不是因为我有什么高超的判断和洞若观火的圣明，罗经理给我描绘的前景确实有一种难以抵挡的诱惑力：更远大的前程、更开阔的舞台、更高的充实感和满足感，一个曾被剥夺了几次提拔机会的小干部哪里会不向往？然而我脸皮薄，对热情的校友那种赤裸裸的“设局”感到本能的别扭和不安。
我的真实心理就是这样的。客观上我职务太低，用这个办法获得被领导欣赏和提拔的机会，岂不要被人戳着脊梁骨骂？程维高要提拔我，先要跟市里说说话，然后到省里，省里接着提。这种手法不是靠本事，不是靠上面真的认为你工作不错才提拔的，而是靠这种小动作，想想是多令人害臊的一件事啊！——平时我也跟同志们议论“跑官”、“讨官”等不正常现象，也叹息过忧虑过，背地里也骂过李山林等人的得志猖狂和不仁不义，怎么一轮到自己，反而变得是非不明了呢？
我不高超，甚至有些“迂腐”，但本能的羞恶之感让我在“天赐良机”前却步。
校友特别糊涂，那个星期天，他骑着破车子到我家来了。
他把我叫出门，一把抓住我的手：“快走！”
我问：“去哪里？”
“哎哟我的老兄，你又糊涂了！快装修完了，老程今天在家，机会难得！你无论如何得跟我去！”
“别别，算了吧……”我忙不迭地摇手。
我这校友急了：“老郭，你怎么那么上不了台面呢？快跟我去！没事的，你要不好意思，还有我呢！”他伸过手就来拽我。
我一边局促地闪避，一边真诚地对校友说：“谢谢你的好意，我就是上不了这个台面，算了……”
尽管校友连推带搡，只差没把我扛走，到末了他也没把我“动员”去，只好很遗憾地走了。
南京二建的朋友给我搭的“登天”云梯，我没有去爬，然而这架梯子既然存在，自然有别人使出浑身解数去攀援。我这样说，并非我心理不平衡而自我炫耀，我也不会以这段经历去傲物，去自恃高洁，我承认我有知识分子的柔弱性（但决不是软弱），必要的时候，我也会悲天悯人，得过且过，到此为止，我忌讳于承认这段经历，永远噤口。
这一段插曲使我这个小人物成为信息“交汇点”，在南京二建问题酿发矛盾时，我能有充分的依据去斗程维高。这到底是幸运还是不幸呢？
说到这里，必须交代一段我同红军街4号院（省委领导住地）的渊源。其实我和我爱人也是省委大院的常客，我有亲朋好友也住在那座大院里，其中一位是河北省的老省长刘秉彦，我一个平民百姓怎么会跟刘秉彦很熟悉呢？刘老资历老（他是建国以后惟一一位没有参加过长征而在1955年被授予少将军衔的我党高级干部），又是我一位本家远房堂亲郭春原的同学和同事。
我管郭春原叫堂大爹，我的这位堂大爹也是一位老革命，参加过在我党党史上很著名的高蠡暴动，1937年任蠡县县委书记；解放后曾任天津市常务副市长，在轰动一时的刘子善、张青山案中受牵连，被错误地开除党籍（不久后被甄别平反）。而刘秉彦省长曾在我堂大爹领导下的蠡县县大队任区小队长。还有一位河北的原省委副书记，省政协主席尹哲同志也在大爹身边工作过，他们都住红军街4号院。我这位堂大爹叮嘱我经常代他去看一看他的老同事。因为这一层关系，我成为红军街4号院的常客。刘秉彦省长资历虽老，但在我这位后生面前，是没有什么架子的，天南海北，无所不谈。我们也经常谈到河北的历史与现状，谈到解放后河北省的多灾多难，心情是沉重的。
我也曾在刘老面前直言：河北是东部大省，但多少年来，河北人谈到自己的家乡时，却对这片英雄辈出的土地自豪不起来，河北相对于毗邻省市的落后，同政策的偏差、历史的积重难返有关。
我和刘老谈了很多很多。
从建国伊始“三反五反”爆出的刘子善、张青山案，到大跃进时闻名全国的“共产主义县”徐水，从前省委班子的派别之争，到目前河北的一些不正常现象……这些话题，我和刘老之间畅所欲言，深感河北问题的难办，在我和他之间，“莫谈国事”的戒律是没有的。
我一介平民，能跟老省长有这么多的话题，说明我们之间完全是道义之交。我没有托刘老帮我办过一件事，刘老也没有利用他的威望给我什么特殊的关照，因为他在位时我从没有去拜访过。他曾说起，如果你早几年来我这里，你已不是现在的处境了，你也不会受李山林的气了。
刘老告诉我：程维高对他是非常尊重的，他也关照过程维高安排好他的老秘书靳庆和的工作问题。刘老一生中曾有100多名秘书，他认为靳庆和是跟过他的最好的秘书。
靳庆和被任命为省建委主任，我因刘老的关系也跟靳主任比较熟悉。
我同刘老、靳主任的这层关系，也成为以后“9·26”冤案侦破的疑点，有关人员逼我交代“反程维高集团”，也是冲着他们去的。
我承认，有了刘老这一层关系，我能知道一些事情，掌握一些信息，不至于很糊涂。因此，当我在建委看到一些蹊跷事时，能够通过现象看本质，做出一些正确的判断，从这个意义上说，我以后同程维高斗争，是依靠了刘秉彦同志这个渠道和纽带的。
这一天，刘老像不经意般地说了一句：“你们的那个李山林主任，这个月到程维高家去了7趟。”
我一听，立马反应过来了，笑了一笑，点点头。
刘老家就和程维高的家紧挨着，红军街4号院来客登记制度很严格，李山林的动向，老人自然了如指掌。
看来我那位校友当初给我搭的这架“云梯”，终于有人去爬了。
终于有一天，我和我爱人也在红军街4号院“邂逅”了李山林的司机和他那部专车，李山林的司机冷不防看到我们，一副很尴尬的样子。
第一部“李市长”摔了个大马趴（1）
呼风唤雨的南京二建
我老伴在日后的《控告申诉书》中有这么一段话：
李山林曾让郭光允起草文件把南京二建清除出石家庄市，但他后来知道南京二建和程维高的密切关系后，不但不清除了，反而巴结一个外地进市的建筑公司。竟故意违反规定不经招投标就把石家庄的许多特大工程直接批给南京二建，以此讨程维高的欢心，在程维高面前搞政治投机往上爬，程维高竟对李山林这种违规做法表示支持和赞同，……程维高和南京二建是1990年下半年挂上钩的，当时南京二建给程维高装修住房，罗××经理对郭光允说：“我们给老程装修住房，让老程做我们的后台”，程维高也确实做了南京二建的后台，这些内幕郭光允很了解，不但程维高为南京二建揽石家庄工程说情，而且其老婆儿子、秘书李真也插手石家庄工程捞取好处。程维高、李山林等人的做法确实搞乱了建筑市场，应负祸首责任。
正如我所预料到的：南京二建终于如愿以偿地找到了后台，拜对了“码头”。李山林也绝口不提“清除南京二建”这档子事了。
1991年初，我那个校友走了，但是我清楚：李山林跟南京二建的关系是越来越热乎了。惺惺惜惺惺，这一年，他们完全走到了一起。建委一把手李山林利用手中的权力为南京二建大开方便之门，这期间的南京二建真是春风得意。他们的一个副经理说：“我们要感谢建委的李山林主任，他把工程都批给我们了，我们现在不缺活，我们的活太多了。”
毫不夸张地说，在李山林的热心关照下，石家庄建委沦落成南京二建的一个办事机构。大的工程、好的工程基本上落到了南京二建的手里，不用投标，很多工程连走走形式都没有。
建筑企业都明白这一点，工程招标是又严格又繁琐的，企业要花很多钱，费很多精力，又要做预算，又要搞施工方案，要做很长时间的精心准备才投定一个标，多数情况下还中不了。可是，自从有了李山林这样一个“贴心人”后，南京二建的这些麻烦全减免了。
南京二建究竟在“领导同志”惠顾下搞了多少大工程？仅举几例，读者便可见一斑。
1992年石家庄太和电子城施工，李山林为了讨程维高的欢心，他主动把工程给南京二建，由李山林主持议标让南京二建承揽工程，然后李山林从南京二建捞取20万元好处。
1993年，几万平方米的裕彤体育场，概算2个亿，搞了一次假投标便给了南京二建。因为该工程比较大，李山林对南京二建讲，这么大的工程直接批给你们怕市长有意见，便向建设单位推荐了几个大的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