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断地告人家，斥责人家不廉洁，非要人家把50元钱退给监察局，还叫人家写出书面检讨。在李山林挖空心思捞取好处时，他还时常在会议上大讲“廉政”，讲什么“公生明，廉生威”，这是石家庄旧时代一位县太爷讲的话，李山林以此掩盖其受贿的犯罪行径。
李山林的报告不仅肉麻愚蠢到极点，他还大言不惭地说：“同志们，我是个建委主任，我想要哪里的房子就得给我哪里的房子，我想要多好的房子就得给我多好的房子，我想要多少房子就得给我多少房子。可是我不要，我要等全市人民都住上了新房子我再要新房！”又说：“我现在住在平安小区，一共才3间房，房前还有个臭水沟，臭气熏天，到了夏天还要忍受蚊虫叮咬。可是我就不搬，为什么呢？我就是要等到全市人民都住上了新房之后，我再要新房！”
多么掷地有声！多雄壮豪迈的廉政宣言！可实际情况是怎么样的呢？“等全市人民都住上好房子我再要新房”的声音还在余音缭绕，石家庄市向阳街东头的两套豪宅有了新主人，不是别人，就是掌握石家庄城建大权的李山林！
且不说这个报告在建委系统里弄得沸反盈天，当时台上的一些领导和老同志听了也不是滋味，纷纷交头接耳——
“这人是谁呀？”
“没听他自我介绍吗？是建委主任。”
“这人怎么回事，他是个领导怎么这样讲？是谁审查的材料？”
……
不要怪老干部们说得不中听。其实，不用联系他的实际表现，就从这个漏洞百出的“报告”来看，就透着虚！透着让人牙龈发酸、脚跟发麻的假！
我没有客气，拿着他的“报告”去找市纪委书记：“李山林的这个‘廉政报告’，你们审了吗？议了吗？你们探讨过‘拒贿’和‘行贿’完成的法律界限吗？他李山林把钱、物放在家里一个月再上交，到底是‘拒贿英雄’还是心里有鬼？”
市纪委书记也认为李山林的“拒贿”有问题。
得知李山林在某房产开发公司要了两套新房的情况后，我又去找常务副市长。
我手里拿着李山林那份“廉政报告”：“白纸黑字写着呢，他要等全市人民都住进新房再搬家，眼下这算什么？才几个月下来，他一下就要了上下两套！这叫啥玩意儿这？这能叫人吗？还领导干部呢，就干这样丢人的事！”
常务副市长说：“小郭你别激动，有话慢慢说……”
第一部从“茶杯风波”到人代会“大戏”（3）
通向省长家门的一架云梯
我跟李山林的矛盾就这样持续到20世纪90年代，对我的立案审查无休无止，1990年4月，建委又下文，把我的定额站站长给免了。但是没有给我发文，也没有任何领导给我谈话，没人通知我被免职了，更别说领导给我解释免我职务的原因了。
然而我还能工作，说话还算得上数，处长职务还没有免（尽管李山林老早就扬言要把我的处长也免了）。处长虽还没免，但日子也不好过，因为建委都知道李主任发了话：郭光允说话“不算数”。但他李山林还不能做到一手遮天，建委的许多同志也深知我郭光允在业务上、在技术上说话还是“算数”的。我克服了一切阻力，做了一些力所能及的工作。
如果没有后来程维高垂青李山林，重用李山林，放手让他做坏事的话，如果不是程维高、李真、李山林、吴庆五等人联手让南京二建肆虐河北建筑市场，如果没有程维高授意省委组织部及石家庄市委上演一出“竞选副市长”的丑剧发生，如果……
假如以上的“如果”变成了现实，那么即使我同李山林矛盾再尖锐，也只能算是“茶杯里的风波”，机关里的是非而已。
可惜，历史并不承认“如果”、“假如”，所谓“自作孽，不可活”，还是符合历史辩证法的。
这个严正的规律，在某些过于“聪明”，换句话说是“聪明得近乎愚蠢”的人身上，体现得特别明显，程维高的秘书李真如此，李山林也是如此。
这一年，程维高从河南省省长任上调任河北省省长，开始了他长达十余年的主政河北的政治生涯。
一开始从电视上看到新省长，对他的印象是作风干练、精力旺盛。河北的老百姓戏称石家庄是“中国最大的村庄”，这里面既有俏皮调侃之意味，也有暗讽石家庄市容、街容脏乱差的意思。程维高省长在电视上露面、严肃批评石家庄的这一弊病，并着力实施城建改造。
作为一名机关干部，一开始我对程省长是有好感的。
“扩路、拆墙、透绿”，是程维高关于城建改造的一项举措，实施以后，也的的确确见了效果，老百姓感到“路宽了，地绿了”，老百姓的反映也是真心话，干部们对这位新省长的印象是，办事利落，性格强硬，有强烈的个人风格。刘善祥老书记也亲口对我说过，直至1993年程维高任省委书记的那一年里，程维高“还是比较谦虚的，有些问题也听得进同志们的意见”。
我是万万没有料到跟这位尊贵的省级大员日后会有什么矛盾瓜葛的。我受党培养多年，头脑里没有什么封建等级观念。小时候我在蠡县老家仰视冯家宗坟里的石碑时，看到石碑上刻的“二品”“三品”等文字，开始懂得人间还有一种不可冒犯的叫做“官威”的东西，父亲的遗训也叮嘱我为人处世学一个“忍”字。
假如没有“建委风波”之后的环环相扣的因素，那么，程维高为他的官，我做我的一介平民，太平世界，朗朗乾坤，平白无故还会生出什么灾祸不成？
事情没有那么简单。
先从南京二建说起吧。
“南京二建”的鼎鼎大名，自程维高被查处之后，几乎在全国妇孺皆知。换一种情况，“南京二建”的这种“知名度”花上亿人民币也是买不来的，可惜没有一个经理人愿意有这种“知名度”，南京二建驻河北的经理朱钧昌后来因经济犯罪被判了20年徒刑，后任经理王建新也因行贿被判6年徒刑。你能说是程维高等人害了南京二建？还是南京二建坑了程维高？
说起南京二建，这个公司刚到石家庄来的时候，还是我给办的手续。当时是一个举报让我知道南京二建的，举报什么呢？南京二建是先拿了工程才进石家庄的，没有在我这里办手续，有人报告到我这里来，我得查一查呀，这种情况按规定是应予清除的。
南京二建一听建委要查他们，那个工程负责人赶快过来了，又是承认错误又是表示要改正，立即补办手续。我想人家刚进来，揽个活也不容易，不能一棍子打死吧，就到施工现场去看了看，考查了以后，觉得施工质量不错，其次他们的态度也好，所以按规定就给他们补办了进石家庄市的施工手续。
这样一来我跟南京二建就认识了，而且还知道他们当时的经理罗××还是我同济大学的校友（罗××在同济大学进修过，算是校友吧）。客观地说，南京二建刚闯河北市场的时候，确实是凭着苦干和灵敏的商业头脑打天下的，他们工程质量也不错，那个时候，我支持南京二建是对的。我冲着校友的面子，在政策允许的范围内也帮了南京二建不少忙，但我没有要过南京二建一分好处，没有吃过他们一顿饭。热情的罗经理从老家给我捎来板鸭，我一推二推没推掉，河北人也不知道那板鸭怎么个弄法，放在家里时间一长，结果都发霉了。
历史会跟人开玩笑的。一开始“旗帜鲜明”地反对南京二建的，反而是那个后来跟南京二建沆瀣一气的李山林，而当时的我根据政策规定，反倒是比较维护南京二建的。
这一天，李山林把我叫到他的办公室，冷冷地说：“我要清除南京二建。”
“清除？南京二建干得挺好，为什么要清除？”我不太理解。
“这帮南蛮子拉活拉得太多了，施工单位意见很大呀！”
“李主任，”我耐心地解释，“清除恐怕不太合适，有规定，一个施工单位年人均承揽工程不得超过70平米，超过这个范围，咱们可以叫他退了。控制可以，清除不太好。”
李山林眼一瞪，武断地说：“我不管，你必须起草文件，把南京二建给我清了！”
他又强调一句：“省建委就是这个意见，我是在执行省建委的命令！”
我不知李山林说的是真话还是假话，但如果真是“省建委的命令”，这个“命令”也未免太蛮横、太排外了。
我始终没有起草这个文件，很明显，在当时，“清除”南京二建的决定肯定是错误的。我扛着没有去执行所谓“省建委的命令”，倒不是出于我和罗经理的同学私谊，我只是认为，这样做不符合改革开放的方针，断然清除是地方保护主义，是排斥竞争。原则上讲，这里面有个宏观调剂问题，只能控制，不能清除，不能断人家的生路。
第一部从“茶杯风波”到人代会“大戏”（4）
历史有时也真是奇怪，我在这场波折中扮演了一个奇怪的角色。先是依原则维护了南京二建，并给予了合情合理的照应；接着对方给我“报之桃李”，想给我铺一条改变命运之路，而我没有领情；再接着是李山林同南京二建“亲密携手”，以程维高为后台，横行河北建筑市场，而我郭光允不知不觉变成了他们的对头。在这个过程中，好像是矛盾变来变去，人物的角色也转换来转换去。我也始终成为其中的介入者和见证人，但有一点是明确的，矛盾双方的内心是没有变的：一方面是一成不变的私欲；一方面是良知和操守，而后者的“不变”才导致了前面的戏剧性变化。这就是问题的症结所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