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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一次，泗州献来生虎，赵匡胤命用全羊臂给虎吃，虎吃了一会儿，口合不上，一看是羊骨鲠喉中，这时，亲军李承训便敢用手去虎喉中将羊骨探取出来。又有一次，一只飞禽落到高入云霄的五凤楼东南角楼的鸱尾上，赵匡胤命人去捉，一武士便攀上屋角，历经危险，将这只飞禽捉到手，观者无不为之悬心……
由这样坚韧不拔、勇猛善战的武士组成的救火队伍，一定会强悍无比，势如破竹，他们肯定是在火灾的关键时刻投入，也绝对会取得不同寻常的灭火效果。
综上所述，这300殿前各司精兵，加上每隅防、灭火军兵102人，全临安共23隅，计有2346人，再加上7个专门的“潜火队”876人，钱塘、仁和两县管辖的“四壁”1800人，驻临安城外的1200名防、灭火军兵，全临安专职的“消防队”可达6522人。
正是由于有了数量这样多，质量非常优良的专职的防、灭火队伍，才保证了临安的安全。用《淳祐临安志》里的话来说：这种“消防队”，自嘉定以来已成定规，由于这样的设置，便于扑灭火灾，自此十来年间市民生活才逐渐得到安定。
防、灭火组织的规范化，必然是和防、灭火设施的规范化互为表里的。如“消防队”，有专门的铺屋，即“望火楼”，他们住在楼里，白昼黑夜登楼顶观看火警，以利扑灭火灾。
望火楼的建构出于李诫的《营造法式》。《营造法式》于元符三年（1100）编纂完成，崇宁二年（1103），经皇帝批准，按照通用的敕令，公诸于世。这也就是说，在元符三年以前，就已经有望火楼的设置或至少有其设想了：
望火楼，一坐四柱，各高三十尺基高十尺，上方
五尺，下方一丈一尺
造作功
柱四条，共一十六功
榥三十六条，共二功八分八厘
梯脚二条，共六分功
平栿二条，共二分功
蜀柱，二枚
抟风版，二片
右各共六厘功
抟三条，共三分功
角柱，四条
厦瓦版，二十片
右各八分功
护缝，二十二条，共二分二厘功
压脊，一条，一分二厘功
坐版，六片，共三分六厘功
右以上穿凿安卓，共四功四分八厘
柱有多高，瓦版用多少片，护缝有多长，共用多少功，一清二楚，明明白白，以“法式”规定下望火楼的构造，其意是要遵此执行，望火楼的重要性显而易见。
目前遗存的桂林府城北的鹦鹉山石壁上，仍保存着南宋咸淳七、八年（1271、1272）镌刻的当时全城总平面图，其中就有一望火楼。此楼位于该城宝贤门与镇岭门之间的山上，与城墙连接，出宝贤门可沿石阶登上望火楼。
这是一座建造在立柱上的方形二层楼，于此可以看出，望火楼必须要建在全城的高处。“楼”是建在立柱之
上，根据《营造法式》规定一柱要高30尺计算，望火楼必须要有9。30米的高度（1宋尺约合0。31米）。士兵站在建在高处的望火楼上，瞭望全城，火警可以说是一览无余。
类似这样的望火楼，在临安有23处之多。“消防队员”日夜值宿在望火楼里，若发现火灾，白天就用旗帜发出扑救信号，朝天门内挥指三次旗，朝天门外挥指两次旗，城外挥指一次旗，夜间用灯发出扑救信号。
望火楼是中国古代城市建设，同时也是世界古代城市建设中的首创，它对宋代以后城市建设有着启发意义。从城市防、灭火历史来看， 宋代以后的元、明、清、民国时期，均设有望火楼，如乾隆二十年（1755）湖南省城中，就在城内高处浏阳楼上值日瞭望火警，若有火警，立即吹号或击鼓，顷刻之间，满城闻知……
扑灭火的设施，也是自宋代始渐完备。宋代城市扑灭火器具，主要是水桶、水囊、水袋、洒子、麻搭、斧、锯、梯子、火杈、大索、铁锚儿、唧筒之类。
在所有灭火器具中，唧筒的发明和使用，是一划时代的贡献。唧筒可以这样描述：它是用长竹制成，下开窍，以絮裹水杆，自窍唧水的筒形泚水的灭火器具。竹筒内紧裹在水杆上的棉絮起着活塞的作用，用手来回拉动水杆，便产生正压和负压，将水从竹筒开窍处吸入和喷出。消防专家孟正夫研究认为，这是运用柱塞式泵浦原理而研制的灭火器具。尽管这种唧筒的射程和流量都很有限，但利用它来射水灭火，比之用木桶或水袋、水囊等泼水或掷水，是一种极其重要的进展。这种简易便用的竹制唧筒，可以说是我国最早出现的消防泵浦。
第六部分 防火第2节 消防（3）
这种较之前代更为先进的灭火器具的出现，无疑对灭火起了相当大的作用。但仅靠唧筒是远远不够的，必须要有其他灭火器具加以配合，如常用的灭火器具水囊——它是用猪、牛膀胱制成的。起火时，可盛水，掷向着火地点，水囊被烧穿，或破裂，水即流出灭火。还有用油布缝制成的油囊，其用法同猪、牛膀胱制成的囊一样，盛水掷着火处灭火。
由于宋代城市有不少高层建筑着火，所以在灭火时，要经常运用梯子，攻城时用的云梯为最理想之选。它的设置是用大木为床，下面有六个轮子，上有两条各长二丈的“飞梯”。云梯四面用生牛皮为屏蔽掩，用人推着前进，到了城墙根，则将“飞梯”树立起来。用云梯一是可以窥见城内，二是可以从云梯进攻城内。如欧阳修在《归田录》中所记：着火的房屋若高，灭火的军士就会攀上救火长梯而上，这种救火长梯当非攻城用的云梯莫属，因为只有这样梯子的长度、高度，才可以够得着像皇宫那样的墙垣和楼殿……
有了便利的灭火器具，还要有有条不紊的灭火组织程序配合才能扑灭火。那么宋代城市灭火的具体场景是怎么样的呢？《武经总要》中对付火攻的步骤，可以成为观察宋代城市灭火时的参照——
敌方用火攻城，我方必须准备好平常所预备的灭火器具，主要为托叉、火钩、火镰、柳洒弓、柳罐、铁锚手、唧筒等。假如敌方所烧的火已迅猛来到，就要用水袋、水囊投掷来灭火。
楼棚器械就是已经被火烧着，也要频繁地用麻搭湿润扑打。若敌方用蘸油后燃着的火把，我方要用土沙扑灭，切勿用水，加水则火势愈炽。敌方若向城内纵烟，则要从准备好装醋浆水的瓮中，汲醋浆水覆在脸上，使烟不能呛冲鼻和眼睛。
又可在长八尺的杆上束住重约二斤的散麻， 即麻搭， 蘸着稀泥、 浆水去扑打或湿润火焰或烧着的物品，以防扩大蔓延。还要用火钩、火叉、利斧，或用快锯，拆除掉障碍；还要用大索、带有长链的铁锚儿，套住或挂住房梁立柱，用力猛拉，拽倒，以切断火源……
这虽是《武经总要》所述的对付敌方向我方所发起的火攻的办法，但从中也可知道宋代城市灭火的真实状况，它标明宋代城市灭火已有一整套较为成熟的步骤、程序。当然，这并非一下子就形成的，而是经历了一个很长的过程。这可以从元祐年间一例灭火知道——
一州郡太守，为了防止一民家火势蔓延，关上子城，不开城门，使居住在城内的市民出不去，救火者又进不到城里，一直待到市民的房屋全部烧尽。大家去责问太守，太守却振振有词地说：现在天气久旱，我用的是董仲舒的防纵火的方法啊。
这种防、灭火方法可谓荒谬透顶，但在北宋初、中期，从中央政府到地方政府，在防、灭火知识方面，却都处于愚昧朦胧状态，就好像一个尚待启蒙的孩童，采取的消防措施极为幼稚可笑。
即使在东京，一有火起，尤其是夜间，便紧闭诸城门，致使赶来探视救火的人也不得进入。而且，火灾发生时，要等候负责这一地区治安的巡检官员前来，才能开始扑救，这样必然是贻误了灭火的良机。城市管理者觉悟后，便推行了较稳妥的救火“责任制”：若着了火，由仰探的军人，骑着“望火马”，飞驰报告巡检，如果都巡检因故未到，便由这一地段的治安官吏厢巡检负责去救。
如果去巡检的那地方遥远，其他军巡使等官吏先到，便要立即指挥穿着上有番号、以区别各军的“绯小绫卓画带甲背子”的“火背心”的“消防队”，和救火的“水行人”，与失火的“本主”，一起灭火，以免使远处屋舍连着。后来就形成了这样的局面：一有火起，“消防队”要按平日划分好的地界扑救，以免城市的秩序发生混乱。假如“消防队”一时赶不到，则就近地段上的官员，要带领他管辖内的将佐兵丁，前往失火地段灭火。
此外，各衙门，各军级，也都派出队伍，急行奔向驻地着火处，听候指挥救火长官的指挥，他们也成了实际的“消防队”。这时，也有一大部分官员坚守自己岗位，以防意外事故发生。一旦火势扩大进一步侵及官舍之家、市民房屋，皇帝就三番五次直接命令内廷的使臣，骑马去传宣诸司帅臣，速带将士去灭火。在灭火过程中，往往是政府出钱买水灭火，那些富室豪户也用钱雇人参加灭火。
第六部分 防火第2节 消防（4）
这都刺激着“消防队员”竭力灭火，不致使火势扩散。对于灭火积极者，政府将给予优厚的犒赏，“消防队”中有重伤者，政府还差官员去探望，并负责请医生治疗。这就如同淳熙二年（1175）十一月三日——
皇宫内火起被扑灭后，“消防队”均得到10贯至300贯不等的赏赐，重伤的将官和轻伤将官，各得200贯与150贯的医药钱，重伤人兵和轻伤人兵，各得70贯与40贯的医药钱。
若是在救火中有不尽力者，查出后定以“军法”治罪。宋政府经历多次灭火，已制定出了许多严格的失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