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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人人水不濡、入火不热等等，所有的寓言故事都是庄子想象力的产物。庄
子的直觉类比，是指他在认识过程中，把已有的意象作为前提，从部分机制
到整体机制的类比类推而得出新知识的方法。他在《大宗师》中的三日外天
下，七日外物，九日外生，而后能朝彻，就是一层一层的认识最后达到大彻
大悟，一切皆明，是其绝对的道。庄子的以物喻人、以事喻人、以古喻今等
都是类比类椎的方法。庄子的直觉判别，是指他对认识的对象不用推理的方
式，而是采取直接体认的方式来断定事物。庄子的“天地与我井生”和“万
物于我为一”的判断就是直觉判别。他讲的认识事物的“莫若以明”也是直
觉判别的精神境界。
庄子的直觉思维还具有系统的整体性、不精确的模糊性、求异的创造性
和预见的洞察性等特点。庄子善于把认识的客体作为从结构、层次、功能所
构成的整体机制上把握事物。庄子的大、全、一的思维方式就是把客体看作
是一个整体。如他把进化看作是一个整体系列，他在《至乐》中指出：“久
竹生于青宁，青宁生程，程生马，马生人，人又反人于机。万物皆出于机，
皆入于机。”他总是把天、人、物作为整体的自然界来认识的。他说：“天
地有大美而不言，四时有明法而不议，万物有成理而不说。圣人者，原夭地
之美而达万物之理，是故至人无为，大圣不作，观于天地之谓也。”（《知
北游》）他认为天道、帝道，圣道都是“道”这个大系统中的子系统。“天
道运而无所积，故万物成；帝道运而无所积，故天下归；圣道运而无所积，
故海内服。”（《天道》）就这一点来说具有古朴的系统论思想。就认识的
主体来说，庄子又总是把人的本能、欲望、需要、意向、动机、潜意识、感
觉、表象，意志、美感、想象等非逻辑的直觉思维的内容来构成他的认识主
体的结构。他既要看到事物的本质与规律，又要看到事物的功能，既要看到
事物之间的差别，也要看到事物的取向。这就是他在《秋水》中所说的：“以
道观之，物无贵贱，以物观之，自贵而相贱，以俗观之，贵贱不在己。以差
观之，因其所大而大之，则万物莫不大；因其所小而小之，则万物莫不小；
知天地之为梯米也，知毫未之为丘山也，则差数睹矣。以功观之，因其所有
而有之，则万物莫不有；因其所无而无之，则万物莫不无；知东西之相反而
不可以相无，则功分定矣。以趣观之，因其所然而然之，则万物莫不然；因
其所非而非之，则万物莫不非；知尧桀之自然而相非，则趣操睹矣。”
这段话虽然是庄子相对主义的立论，但是就其思维方式来说还是有整体
性的。至于在认识的主体结构上把知、情、意结合起来的例证，在《庄子》
中到处皆是，就不一一列举了。庄子直觉思维的模糊的创造性主要体现在他
的“此亦一是非，波亦一是非”相对主义理论的创造。对神人、至人、真人、
圣人理想人物的创造，对心斋、坐忘、以明、有待哲学概念的创造，对一百
多个寓言典故的创造，都是直觉思维的创造性所致。而他所创造的东西虽经
历代学者的不同解释，却始终解释不完，这就是模糊性或不确定性的缘故。
庄子直觉思维的洞察性，是指他在阐述其道理中，在创造其寓言典故中，预
见了事物的发展趋势。如，他在观察当时的社会的弊端时就预见到：“大乱
之本，必生于尧舜之间，其未存乎干世之后。干世之后，其必有人与人相食
者也！”（《庚桑楚》）这种直觉思维的洞察性已为后来的封建社会的人吃
人的残酷统治所证实。
三、庄子生平史料及《庄子》的莫伪问题
（一）生平史料
庄子的生平史料，有自己陈述的，也有后人记载的。自己陈述的生平史
料主要在《庄子》的《外物》、《山木》、《秋水》、《列御寇》和《徐无
鬼》诸篇之中。在《外物》、《山木》中有庄周家贫的史料；在《山木》中
有庄周访魏王的史料；在《秋水》、《列御寇》中有威王派人请庄周为相的
史料；在《徐无鬼》、《秋水》中有庄周与惠施为友的史料，在许多篇中又
有与惠施辩论的史料。这些零散的史料是第一手资料，有助于对庄周生平及
思想的研究。也就是说，我们研究任何一位思想家、哲学家的生平，必须首
先从他自己的著作中把握其生平史料，因为这是最可靠的史料。
历史上为庄周写传记、年表的人也有一些，主要有司马迁《史记》卷六
十三《老庄申韩列传》、刘向《别录》（司马贞《史记索引》引文）、马叙
伦《庄子年表》（民国间徘印《天马山房丛书》本）、丁儒侯《庄子传》（《国
学校友会集刊》第二朗）、王文奇《庄子事迹考》（《河南政治月刊》第五
卷第四期）、关锋《庄子时代大事记》（1961年中华书局排印《庄子内篇译
解和批判》附录本）。这些后人撰写的著作都可作研究庄子生平史料的参考。
（二）《庄子》的流传和卷篇
最早记载《庄子》一书情况的是司马迁的《史记·老庄申韩列传》：“庄
子者，蒙人也。名周。周尝为漆园吏，与梁惠王、齐宣王同时，其学无所窥，
然其本归于老子之言。故其书十余万言，大抵率高言也。作《渔父》、《盗
跖》、《胠箧》以诋訾孔子之徒，以明老子之术。《畏累虚》、《亢桑子》
之属，皆空语无事实。然善属书离辞，指事类情，用剽剥儒、墨，虽当世宿
学不能自解免也，其言光泽自恣以适己，故自王公大人不能器之。”从这里
可见，司马迁在撰写《史记》时，亲自见过《庄子》一书，但只说著书“十
余万言”，没有说明篇数，更没有内篇、外篇和杂篇之分。
《庄子》一书，在汉朝流传的是五十二篇，已经有司马彪、孟氏的注本。
据《汉书·艺文志》著录：“《庄子》五十二篇。”班固自注：“名周，来
人。”唐陆德明的《经典释文·序录》称：“《汉书·艺文志》：《庄子》
五十二篇，即司马彪、孟氏所注是也。”日本武内义雄《庄子考》说，五十
二篇是由内篇七、外篇二十八、杂篇十四、解说三而成。
《庄子》一书，到晋朝时，其流传有较大的变化。晋朝为《庄子》作注
的人有向秀、郭象、李颐等。据陆德明记载，各种注本的卷数多不相同。向
秀《注》为二十卷二十六篇，郭象《注》为三十三卷三十二篇，李颐《集解》
为三十卷三十篇，在这些不同的卷本中以郭象的三十三卷本流传的最为广
泛。宋以后注本更多，但皆为十卷三十二篇，即宗郭象注本。我们撰写的《庄
子译注》也是按这个篇序注译的。
（三）《庄子》的真伪问题
《庄子》一书同其他先秦子书一样，在真伪问题上争论很大。
《庄子》一书的真伪问题，从晋朝已经开始了，那时争论的中心是三十
三篇以外的十九篇问题。
在宋朝，一般人认为郭象注《庄子》的内七篇是庄周著，而对外、杂篇
提出种种怀矮。提出怀疑的人主要有苏拭、黄震等人。其中尤其苏拭提出《盗
跖》、《渔父》、《让王》、《说剑》四篇是伪书之后，影响特别之大，后
来几乎所有认为《庄子》中有伪书的人，都同意苏拭的看法。
明代的宋濂、郑湲、朱得之、沈一贯、焦竑、谭元春等人进一步证明外、
杂篇不是庄子的著作。清代的工夫之、林云铭、姚际恒、吴世尚、胡文英、
姚鼐、宣颖、章学诚、马其昶；近代的梁启超、钱玄同、顾颉刚、刘汝霖、
叶国庆、马叙伦等，都分别提出外、杂有伪。有的说外、杂篇是庄子门人弟
子的记录；有的说外、杂篇出于《准南子》之后，是道家一派人物的总集。
有的认为外、杂篇中有部分的伪书；有的认为外、杂篇都是伪书。认为外、
杂篇是伪书或有伪的主要根据有以下几点：
1。以内、外对比，以内为真，而外、杂文字浅陋，不是庄子著。
2。杂篇中的《盗跖》、《渔父》、《让王》、《说剑》有毁孔内容，所
以是伪书。
3。外、杂文义与内篇文义重复，所以外、杂是伪书。
4。马总辑诸子语为《意林》采《庄子》书，但无《让王》以下四篇语言。
5。外、杂中提到一些与庄周时代不同的文字和事件。诸如“仁义”对举，
“封侯”、“宰相”为战国时所无有或汉代名词。书中提到盂子时为“昔者”，
提到公孙龙等。以及《胠箧》中有“成子弑君，子孙享国十二世”已到汉代。
我们认为《庄子》一书本是庄周自著，是从记录、韵文体向散文体过渡。
其中有门人弟子审入的东西，但不多，可以作为学习和研究庄子思想的史料。
理由如下：
1。《庄子》原书本无内外杂之分，不能依据内篇文字深奥，外、杂文字
肤浅证明外、杂是伪书。况且，外、杂更具有庄子自著的实证。
《庄子》一书古无内、外、杂之分，分内、外、杂是起于汉代刘向。即
有内、外、杂之分，也不能说明外、杂浅陋为后人所作。如《外物》中关于
龟策的说明与殷墟出土的大龟版的记载一致。《列御寇》中“正考父一命而
怄，再命而偻，三命而俯，循墙而走”的记载与《左传》昭公七年的记载一
致。外、杂中的韵律皆为战国前期的韵律，外杂的标题多以篇首二字或人物
名篇，无概括意义，都说明外、杂早于内篇成书，是庄子的早期作品，因而，
外、杂与内篇有内容重复也是必然的。
2。外、杂中有“封侯”、“宰相”、“仁义”、“六经”等语。并不证
明是汉代的著作。因为从西周到战国的《易·蛊》上九父辞中有“不事王侯，
高尚其事”的记载，所以秦以前已有封侯。韩非《显学》中已有“故明主之
吏，宰相必起于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