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吃，又不是吃你的。”后面排队的插嘴道：“老张，快给她吧，省得磨烦。”
我虽然下地干活，可还在单位领着工资，却不用交饭钱，不也成了不吃白不吃吗？也许这就是大跃进的“实惠”。
饭后，随李队长到地里剪白薯秧。从中午到下午收工，几乎没有人和我说话，倒是有不少疑问的眼光投来。晚饭后，我刚回到李家，李对我说：“公社通知今天晚上在场院开大会，向全体社员介绍你！”我一听就懵了，什么意思？有必要吗？但我没有问李，瞧她那付冷脸，开口也是碰钉子。
擦黑儿，集合的锣声响了。
李队长对躺在床上休息的我说：“走吧！”无可奈何地我拖着沉重的脚步到了场院，只见乱哄哄地挤满了人群。李带我上了个土台子，土台上一张条椅上已经坐了公社书记、队长等干部。公社书记起身叫我和他一起到台前，他边走边对我说：“给大家介绍介绍你，对你改造有好处。”我报到时见过公社书记，一个30余岁的中年人，穿着干部服，谈起话来一套一套的。
台下，人声喧哗，惊扰了几只乌鸦‘呱呱’地叫着飞起。我这只“鸿雁”变成“伏雁”现在又如同一只折翅的孤雁，落进了汪洋大海。
书记走到台口话筒前，对下面高声喊道：“开会了，安静！”霎时，人声收敛。“现在给大家介绍一个右派分子，她叫钟鸿，是到我们这里来劳动改造的，大家要对她监督，要注意和她划清界限”书记还说了些什么？我已经听不见了，只觉得全身都在颤栗，怎么？好象我又成了土改时被斗的地主？正当我晕晕乎乎时，只听书记说：“钟鸿！你跟大家说几句，表个态。”
真是打鸭子上架。我硬着脖子走到扩音器前，就像一个十七世纪的死刑犯走向断头台。我在哆嗦中扫了一眼台下，那黑压压人群中闪着许多眼睛，有冷漠的，有好奇的，有温和的，还好，没有屠夫的眼光，心逐渐平静，嗽了嗽嗓子，尽量大声地沉着地说：“乡亲们！你们好，我非常愿意和你们一起干活，并接受你们的监督和帮助。我就说这几句吧，请你们看我今后的行动。”说完后，倍感轻松，也许这是闯过难关的一种感觉。台下似乎轻轻地响起一片议论声，当然我什么也没听见，接着就被李队长带下台回宿舍了，群众会好象还在继续别的议题。
这夜又失眠了，几年来经常下乡，都是以调研者的干部身份出现，没想到如今沦为劳改犯来受监督了。究竟有什么错？这个自反右批斗以来，永远也搞不清的问题苦脑得我夜夜难眠。
二、劳动日记
东方灰白，外屋的女队长已经在瓦缸里舀洗脸水了，我从床上坐了起来，揉了揉眼睛，打个哈欠，接着也就穿衣起床。
早六点开始干活，八点半早饭，下午一点多午饭，七点晚饭。每次饭后接着下地干活，没有空闲，直到夜里十点收工。还是剪白薯秧，淋着雨干了两小时。李队长名文彦，她就坐在雨地里剪秧。我剪秧效率也在提高，突击了两个晚上，全部剪完。剪下的白薯秧卖给外村，一角二分钱一斤。
这段生活对我来说印象深刻，曾作日记：…
1958年7月20日：剪完白薯秧挖了两天土豆，第一天真难受，在臭稀泥中踩来踩去挖土豆拔豆杆，农民都脱了鞋袜，有的脚都被泥里的硬物划破，唯我穿着半高统胶靴，第二天拔时要用手去挖泥，他们毫不犹疑地用手直接挖，唯我找了两根棍挖，相比娇气，不过我认为在不影响劳动的情况下，使用工具还是可以的。（半个世纪后的现在，改变了这种原始的劳动状态，清洁工、阿姨搞卫生，都带上胶皮手套。农民骑自行车，电摩出工。）
施肥，黑色的化学肥料，又臭又烧手；上粪，用铁锹将粪、土混合撒在棉花苗根下，已不感到脏了。这几天打尖（中途休息）时，读了两次报，很受欢迎，改善一些关系。那位在挖土豆打尖时曾讽刺我的大嫂，给了我一个西红柿，（因为头天我说了句歇得差不多了40分钟左右），干活吧！她就说：谁积极谁就干去吧！社员张贵也说：“不多，歇一小时也可以。”看来我还是多干少发言好。有些人较主动地和我亲近，马淑兰要我唱歌，我唱了。张贵却撇了嘴。杨惠兰昨天让我晚上到她家帮她学文化，李文彦不同意。看来想打成一片，阻力还不小。
今天在乡政府门口运白薯秧打尖时，有几个孩子冲着我唱：“社会主义好，社会主义好，右派分子想反也反不了。”我笑笑，没说话，以后他们也就不唱了。
这些天，吃足了菜瓜、甜瓜、西红柿。生活没问题，只是心灵孤寂、委屈。＇…
7月22日：今天打棉花疯杈，李文彦脾气不好，多问她几句，就说：“废话！”要不就说：“我叫你掰你就掰！”我说：“你讲清楚什么样子的要掰，我不就懂了吗？”一个上午她也不叫休息，隔壁大妈说她官气。
午时，收到母亲来信，万分关怀体贴，说小建一（二子小鸿）在幼儿园成了反帝国主义的积极分子。我多想他啊！得到小宝贝的消息，给我带来温暖，激动中更感到处境的寒冷，痛哭起来，李文彦问我：“怎么啦？”我没有回答，她说：“有什么大不了得的！”＇…
8月3日：1日夜突击到12点，2日晨4点起床干活，头发痛。
今天下午阴雨绵绵，干活人减半，我6点收工回来。晚上雨未住，想看书，头疼得厉害，正准备躺下，催命的锣又响了。去集合的人没几个，队长大骂，只好来的听骂，不来的睡觉。雨也不停，人也不来，夜战未成。
秦宽的嫂子临产前一天还在干活，张静贤也是怀胎4个月了，仍然是风里来雨里去的，有时还参加夜战，像花岗岩一样坚强。我也愿变成一块花岗岩，成为社会主义建设的一小块基石。
为了向文化进军，中午和晚上都学习，一点休息也没有。嫌累的人蔫不几儿地就不来了。
今早在小队办公室听说现在每人平均四亩地，可为什么地还荒成这样？我不了解整个生产组织情况，我想若包工包产到户或几个人的小组，也许会好些…
8月6日：感到生产组织工作有问题。据不少社员反映：大跃进，生产不比往年好，草荒严重，棉花落桃多，土豆结果少，玉米棒子小，浪费严重，洋白菜、苤蓝扔了不少。为什么？按技术员指令棉花拿顶晚，种植太密，社员对技术员小黄意见很大，称她黄世仁（歌剧《白毛女》里的地主）。技术革命一点影子也看不见，生产组织管理不细，包工只到小队，能否往下包？与按产记分方法结合起来？
8月8日今天下午为白菜地挑粪，已经可以不用垫肩了，而且换肩不歇挑了，把垫肩好好收起来作为纪念。夜里下暴雨也接着干，我不怕苦的精神，使我和群众的关系日益好转。大多数人已不把我当另类看，不论孩子大人摘了甜棒子（青玉米杆），都送给我吃…
8月16日棉花拿顶，活不重，但我的速度却不行，老乡总帮着我摘，保着我一块前进。夜里拔草，我又落后了，组长老韩，小袁叫大家过来帮我，一会儿就拔完了，我又惭愧又感动…
和社员关系越来越好，尤其是孩子们都愿意和我一起唱歌。张桂兰十三岁，白嫩的小瓜子脸上翘着一双丹凤眼，嘴唇红薄，嗓门清脆洪亮，拔草时她唱当地民歌‘对花’，美丽的歌声像黑夜的火花。这里会唱歌的人很多，郭淑兰、张希南、贾麻子、郭罗氏，男的女的，老的少的都会唱。马桂芬老是一面干活，一面唱歌，带动别人唱。
双淑英流鼻血七八天了，仍然积极地干活。她是个不爱说话，只知埋头苦干的老实农妇，有天她对我说：“咱们拜个干姐妹吧！”我没敢表态，心里头却是热乎乎的。
［一般来说社员对我印象不错，“人老实、和气、肯干。”就劳动本身来说，我是很落后的。与几个临时下放的女学生比，我都赶不上。有时急得我想哭。一天傍晚，大家分垅抢活翻地时，虽然我也脱了上衣，只剩下一件背心，汗流浃背地干，仍然被远远地甩在后面。休息时，我没有主动走近大家，小哑巴示意我坐在他的衣服上，并且摸出一块糖给我，不知怎么搞的，我突然流泪了。
大部分社员他们是智慧的人，刚强、纯朴、善良的人，又使我想起了“冬小麦”。他们和我无隔阂地相处，使我得到了安慰。
正如道旁有美丽清香的各色野菊花，紫色的绣球花，粉香的牛犄角花；也有恶心的人粪。拔草时，香臭俱闻，蚊子叮的包不易消掉，碰了洋剌子（一种绿色浑身是毒刺的挂在树上的毛毛虫）皮肤更是麻辣刺痛。生活有香甜的一面，也有苦涩的一面。＇…
８月12日母亲生日那天，我回家住了一天。亲爱的小鸿却和我比胳膊，他说“妈妈的好看！”我问：“为什么？”他说：“妈妈的健康。”13号一早我要回农村了，还没教会他用草编小马。真有些遗憾，我想再挤点时间替他编。小鸿就说“你来得及吗？不会迟到吧？”孩子这么懂事，我好喜欢啊！我不编了，不感到遗憾了。小鸿又说他和小强在劳动中都得了奖，他把奖状拿给我看，上面写着‘送给劳动模范钟小鸿（小鸿随我姓）’。他们用便盆运土，多有趣。小鸿还说他得了两次红旗，好多绿旗，红旗是乖，绿旗是乖一点。他很会照顾我，吃面条时，他说：‘妈妈多吃点，因为你在农村吃不到’＇…
8月20日当我和社员相处融洽时，我的情绪好多了，农忙，就少回家，书也看少了，生活就是本丰富的书。
以上记录了我认真“改造”的心情，证明了我决不是与人民为敌的人。当然直接当农民比原来下乡搞调查研究深入多了，这种磨练有益。俄罗斯大作家托尔斯泰还经常拿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