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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了。鲁冠球感到自己又一次陷入了失意的境地。但当他深夜一个人在钱塘江大堤上徘徊，又一次看到了那奔涌而来的大潮时，他的失意沮丧顿时一扫而空。鲁冠球要寻求新的突破点，他就不相信命运会总是对他冷酷无情。
三年的铁业社学徒生活使鲁冠球对机械农具非常熟悉，也使他对机械设备产生了一种特殊的情感，那是一种用劳动的汗水凝成的情感。当时宁围乡的农民要走上七八里地到集上磨米面，鲁冠球也不例外，久而久之他竟然不自禁地对轧面机、碾米机“一见钟情”。而且他发现一个问题，乡亲们磨米面要跑的路太远了，很不方便，如果在本村办一个米面加工厂，一定很受大家欢迎，而且可赚些钱。如果自己能买机器，既省了磨面的钱，又省了乡亲们的功夫。亲友们得知鲁冠球的这一想法后，都很信任他，也很支持他，纷纷回家翻箱倒柜，勒紧裤腰带凑了3000元，买了一台磨面机、一台碾米机，办起了一个没敢挂牌子的米面加工厂。
然而，那样一个年代是禁止私人经营的，所以鲁冠球搞米面加工厂的消息传到某上级领导那里后，就给了他“不务正业，办地下黑工厂”的罪名，然后立即派人查封。鲁冠球和乡亲们一面到处托人求情，一面“打一枪换一个地方”，夜晚抬着机器跑，一连换了三个地方，最后还是在劫难逃，鲁冠球这条“资本主义尾巴”被揪住了，并且被狠狠地砍了一刀：加工厂被迫关闭，机器按原价三分之一价钱拍卖。这样，鲁冠球负债累累，只能卖掉刚过世的祖父的三间房。鲁冠球自己尚未成家，就折腾完了祖辈的家业，落得了倾家荡产的地步。
鲁冠球几乎被这无情的打击击垮了，他很长时间都吃不下饭、睡不好觉，整日闭门不出。让他感到特别痛苦的不仅是这次商业实验本身的失败，而是由失败给家里带来的巨大压力，父母亲用血汗换来的钱就这样化为了乌有，使他成为了“败家子”。但是，鲁冠球没有消沉，没有埋怨命运，没有抱怨生活，而是独自咽下了生命的苦水，重新挑起自己生命的重担，奋然前行。没过多久，鲁冠球又钻了“停产闹革命”的空子，在铁锹、镰刀都买不到，自行车也没有地方修的年月，收了五个合伙的徒弟，挂了大队农机修配组的牌子，在童家塘小镇上开了个铁匠铺，为附近的村民打铁锹、镰刀，修自行车，这一铁匠铺吸引了周围的许多男女青年。以后，鲁冠球的农机修配组的生意越做越红火。
历史的机会终于落到了有准备的头脑上。1969年，宁围公社的领导找到了鲁冠球，要他带着他的伙伴，去接管“宁围公社农机修配厂”。这个所谓的农机修配厂其实是一个只有84平方米破厂房的烂摊子。很多人担心鲁冠球会陷进去难以自拔，但鲁冠球以他那敏锐的观察力认定：这或许可以作为创造一番大业的起点，于是，鲁冠球就变卖了全部家当和自己准备盖房的材料，甚至连结婚时别人送的收音机也变卖了，把所有资金都投到了厂里。鲁冠球把自己的命运押在了这个工厂的命运上，虽然这个工厂前程未卜。
鲁冠球真正的成功是与万向节密不可分的。万向节是汽车传动轴与驱动轴之间的连接器，因其可以在旋转的同时任意调转角度而得名。当鲁冠球开始接触万向节时，全国已有50多家生产厂商，而且产品饱和，惟一有空间的市场是生产进口汽车万向节。一个农民企业想生产工艺复杂的进口汽车万向节，许多人看来，无异于飞蛾扑火。而且，鲁冠球不惜丢掉70多万元产值的其他产品，把所有资源都集中在万向节上在许多人难以理解。
今天，当我们重新审视这一决策时，不能不为鲁冠球过人的判断力和选择小厂走专业化的道路而拍案叫绝。万向节虽然生产出来了，但是1979年当鲁冠球为刚刚问世不久的产品寻求销路时，却遇到极大的困难。在计划体制一统天下的情况下，一个出自乡镇企业的产品绝难取得计划体制的包容。万向节必须自己创天下，鲁冠球租了两辆汽车，满载万向节参加山东胶南全国汽车配件订货会，3万名客商，沿街的展销点，却容不得鲁冠球一席之地。3天过后，鲁冠球摸清了各路厂家的价格，毅然提出大降价的决定，市场顷刻之间发生了变化，鲁冠球站在了市场的最前面。
鲁冠球似乎是一夜成名的，但又有多少人知道他是经历了多少困难呢？
任何一个成功都不是轻易取得的，大凡在事业上取得建树的人士，没有一个不是经历了风雨坎坷。成功者拥有坚定不移的信念与坚持不懈的意志，他们忍受了许多常人所不能忍受的痛苦，克服了常人所不能克服的困难险阻，所以他们终究取得了成功。
只有暂时停止成功
成败的转换只是瞬息之间，没有永远的失败者，也没有永恒的成功者，只有经得起成功，更经得起失败的人，才是真正成功的人！
成功的前面总是会有一些障碍，能够克服困难走过去的人，才有资格品尝胜利带给人的自豪和快乐。成功者与失败者之间的区别在于，成功者会克服生存、成长过程中的挫折，会从摔倒的地方爬起来，继续前进；而失败者则往往在摔倒的地方自我怜悯、否定自己，再也爬不起来，甚至是再也不敢爬起来。
第八章 坚韧不拔 决不放弃财富（5）
作为东星集团和东星航空的董事长，39岁的兰世立首次以20亿元的身价，位列《福布斯》2005中国富豪榜的第70位。他28岁开始创业，经过两年就开始生活在鲜花与掌声中，这个幸运的大男孩实现了他“三十而立”的理想，一下子成为了企业界一颗“闪亮的星星”。但是，成名太早并非易事，磨难开始接踵而来。首先是管理高层出现了两次变故。1994年前，先后有两个副总滥用职权，其中一个甚至企图绑架兰世立本人，为公司的管理带来很大伤害。东星集团内部至今仍把这两个事件称为东星发展过程中的三次劫难中的两次劫难。其实，这些事件对兰世立来说，益处远远大于坏处。他开始思考如何有效管理自己的公司。“我感觉到最初的义气管理坏处很大，因此对管理人员的开单权力进行限制，建立了一整套规范的内部财务管理制度。”
兰世立试图寻找一个适合自己企业发展的“东星模式”：即中西结合的管理方式，国际标准和国内实情相结合，西方效率管理与东方的人情关怀结合。东星自创立以来每月的一报一刊，《东星报》和《东星内参》（后更名为《东星纵横》），可以说独具中国特色。作为外资企业办企业报也可以说是东星100％的首创，并为营造东星文化提供一块理想的营地。职员军训是东星集团首开先河，而连续10多次大规模将职员送进规范的全封闭军事训练也为集团培养了大批高素质人才，同时也形成独树一帜的东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从1991年开始，东星在各种管理细节上作出了严格规定，例如所有员工的亲戚都不能进公司，员工之间不准谈恋爱，只说普通话，集团员工在工作的任何地方、任何时候都必须服装统一等等。而员工同时也享受东星各种公积金等社会主义式的高福利待遇。每到过年的时候，兰世立给每一个职工发了红包以后，还会开着自己的轿车把家在外地的职员一个个送回家。
第三次劫难来了。对兰世立来说，1996年的那次宏观经济调控才是真正的打击。他费尽心血筹建的“东宫”和“西宫”酒店在那一年中先后被迫关闭。1995年，全国推行廉政建设，禁止公款消费（而当时酒店消费几乎只有公款消费）。当时东星集团的主要产业就是包括东宫、西宫等酒店业，每一个都投入了上千万元，数百员工，租用了几千平方米的场地，每月固定费用几十万元。原来每天数十万元的收入，瞬间化为乌有，有时干脆没有一个人来消费。1996年的春节，兰世立一个人在公司哪个办公室兼作卧室的房间里，一种凄凉的情绪笼罩着他。当时他从朋友那里借钱把公司的几百号员工的工资发了。谣言四起，危机重重，他本人几乎陷入绝望的境地。“当时我觉得自己失败至极，甚至还打电话给在英国留学的太太交代了后事。”
磨难对兰世立来说也是好事，他越发成熟老到。就在1996年后，兰世立开始充分展示他在投资界的“高速度、高效率”技巧。当时，兰世立顶着房地产投资高峰期已过的逆流，开始在房地产上不断斩获。1996年，当房地产开发商们叫苦不迭的时候，兰世出人意料地策划收购了毗邻东宫的处于停滞工程项目，投入巨资建成了东星人自己的大厦——东星大厦。在东星大厦竣工不到一年的时间内，整栋大厦就销售一空，使得同行刮目相看。兰世立先后运作了一系列房地产开发的项目，比如宜昌、孝感的安居工程和武汉沙湖小区、宜昌桃花岭宾馆等等，均大有斩获之后退出。之后，兰世立投巨资开始了一条公路的修建项目，成为了中国私人投资公路项目的第一人。2年前，他不顾内外反对，在深圳投资数亿建成甲级大厦，在短短时间内即告售罄，赚得盆满钵满。就这样，兰世立以他超前的目光、敏锐的嗅觉，提前介入一个个新兴的行业，到鼎盛时期后又迅速地撤出来，使自己资本的积累速度大大加快，并且回避了风险。
做任何事情都不可能是一帆风顺的，当某种不利情况发生了，不要怨天尤人，也不要回避。重要的是汲取教训，设法补救，以扭转不利局面，变被动为主动。不要害怕前进道路上的挫折，赛翁失马焉知非福，即使是失败的经验也是经验。当遇到暂时的失利时不妨对自己说：“失败只是暂时停止的成功而已！”
苦难是最好的老师
成功的富豪都经过苦难的历炼，苦难教会他们成功。
“梅花香自苦寒来”！古往今来，凡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