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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我又急又气，却不知该说什么才好。
你要做团副夫人，你就做去吧！我祝贺你！他说完这句话，气冲冲地转身走了。
他回去就被关了禁闭，一下关了九天。我去看过他一回。上面让他写检讨，他一直没写。我没有什么可检讨的，他说。所以原来只关一周的，最后多关了两天。我对他说，我虽然没有一口拒绝，但我内心一开始就坚决地拒绝了组织上的这种安排。
但他只冷冷地说了一句，你自己保重吧，然后就不说一句话了。
我没想到，他从禁闭室放出来不久，就离开了部队，到了阿图什时，他从邮局寄了一封信给我，说了他要离开部队，他将回到四川或湖南继续教书，并说永远爱我，会一直等我。
我收到这封信已是七天后。他在离开部队的第五天，就被追了回来，自然又得关禁闭。这次上面已不让我去看他。关了半个月出来，他被送到了一个很边远的地方工作，去后不久，他就自杀了……
这是……我……万万……万万没有……想到的。他为爱……而来……为我……而来，最后却得了……这样一个结果……魂飘异乡……我这么多年，一直守在……这里……就是要……要陪伴他……
我再也说不下去，我觉得自己太虚弱了。
这些年来，我把能够遗忘的东西都一件件地从记忆中清理掉，只留下了有关爱的最珍贵的这一部分……
我去世后，无疑将与他葬在一起。这是我一生唯一能做到的。
我知道，唯有爱是珍贵的。当我与他通过泥土合而为一，再成为泥土，爱便永恒了。
好了，还是接着前面的话说吧。
我是半年以后才得知他自杀的消息的。我给他去过好几封信都没有回音，我便担心他了。后来，碰到那个部队的一个人，我打听他的消息，他说他去了没几天就自杀了。
我当时就晕过去了，我觉得自己彻底垮了。我从没想到会有这样的结局。我几乎是失去理智地冲到那位副团长面前，叫嚷着说，是你们杀了他！是你们杀了他！
那位副团长三十一岁，识字不多，久经沙场，身上有二十多处枪伤，脸上也有拼刺刀时留下的一条刀疤，有两寸多长。他性格很直，是个硬汉子，对人不错，对战士尤其好，是一个不错的人。他听了我的话，半天没有吭气，沉默着，好久才说，本来早该告诉你，怕你受不了，就保着密，没想到你还是知道了。
你们为什么不让他走？为什么要把他追回来？为什么要把他送到那样一个地方？我气愤地问道。
他是一个军人，不能擅离部队。他私自离开部队，就是违反军纪，违反军纪，就得被处分。
去你的军纪吧！我说完后就转身走了。
大概过了四个月时间，副团长升任团长。有一天，他的通信员来叫我，让我到团长办公室去。我去了，他站起来迎接我，说，我有几本书要送给你，宣传股的人说，这些书是西方名著，经典之作，我看不太明白，但我相信你一定会喜欢。
我道了谢，把书接过来。那的确是我喜欢的书，有《茶花女》《罗马帝国衰亡史》《歌德诗歌选》《悲惨世界》和《黑桃皇后》。这些书在当时十分难得，特别是在喀什，要看到这样的书，更是做梦。我的确非常感激他，问道，首长从哪里得来这些珍贵的书？
是赵锡光部队的一名军官送给我的，那军官有不少藏书。我是粗人，一介武夫，看不进去，因此把它们送给你，还有，对于你来说，可以考虑婚姻问题了……
没等他说完，我就打断了他的话，不，我不会考虑婚姻问题，首长。
不要叫我首长，我们是平等的同志。
你永远是首长。我已后悔不该接受他的书。
“男大当婚，女大当嫁。”新疆部队的情况十分特殊，也因此产生了特殊的婚姻形式，希望你能理解。说大一点儿，这也是为了保卫边疆，建设新新疆的需要。你们需要自由的婚姻，我们也需要，但在新疆，这一点目前还做不到。
婚姻必须建立在爱的基础上，没有爱的婚姻不会带给你任何幸福，你是一位我敬重的首长，但这不等于爱。我不会结婚的，因为我只爱一个人，但那个人已死了。我斗胆说出了上面的话。
《八千湘女上天山》 荒原上的爱陈瑾：唯有爱是永恒的（3）
团长沉默着。半天，说，你们知识分子的想法总是不同，强扭的瓜不甜。从此，你的恋爱和婚姻可以是自由的。
我听了他的话，感动得眼泪都流出来了。我满怀敬意地向他敬了个军礼。
半年后，他调走了。临走之际，他问我需不需要帮助。我说我希望去男友生前的部队，他答应帮我。第三天，我就调走了。
那是一个像村庄一样的县城。昆仑山横亘在远处。我去后不久，就到了文工队，然后随慰问团前往阿里慰问进藏的骑兵部队。
我们先是骑马，到了桑株，就改骑牦牛。翻越昆仑山、喀喇昆仑山、冈底斯山后，到了嘎大克、普兰、日土等地，那是最艰苦的行军。当年进藏先遣连进军阿里时，彭德怀元帅说其艰苦恐不亚于长征，我感到这话一点也不夸张。进藏先遣连一百三十五人，有一半人牺牲在了高原上，他们大多是被高原病夺去了生命的。世界屋脊一直是中亚最为闭锁、最为神秘的地区，在解放军入藏之前，只有斯文·赫定翻越昆仑山，穿越过那里。我们慰问团还没过界山达坂，就已躺倒了一半，就得不停地往回护送，我适应能力还可以。我把它当作一次探险，但最后返回时，我还是得了高原心脏病。当时并没有在意，吃了些药，感到没事了。后来，随着年龄的增加，病情也就凸显出来了。
从西藏回来，我寻到了他的坟墓。那里很少埋过汉族人，加之他是上吊自杀的，属于凶死，好些人说撞见过他，挺恐怖的。所以他的坟前少有人踪，坟也早被野草覆盖，一片荒芜。我按家乡的风俗，为他的坟添了土。
不久，我被抽去学开汽车，然后，我就成了农垦部队的一名司机。中印边境战争打响后，我驾着车，翻越昆仑山，往战场上运送过物资，拉过伤员，也运过印军俘虏。有好多次，车差点从那些高耸入云的达坂上翻下去，但每次都化险为夷。
似乎没人知道我学过英语。当时，包括以后的很长一段时间，它因是资本主义的语言文字而受冷落，热门的是苏联的俄语。但“文革”中，我还是被抓出来，进行了批斗。
我自认为已历经苦难，可以忍受人世间的一切。但那似无止境的批斗和那非人的生活还是使我崩溃了。我逃了出来，先是回到湖南。不想父亲——一个旧知识分子，清末考取过秀才，解放前教私塾，解放后当语文老师——已经在“文革”初就自杀了。他投的是湘江，尸体没有找回来。母亲承受不了那样的打击，病倒后就再也没有爬起来。弟、妹和亲友人人自危，根本不敢与我这个“潜逃右派”接触。弟哭着塞给我四十多元钱，说，姐，你还是走吧。
为了不连累他们，我当即就点了点头。
可我往哪里去呢？天地如此之大，却没有我的一个容身之地。百般无奈，我买了一套黄军服，找了一副红卫兵袖章，化装成了红卫兵，搭上了免费的火车，在全国“串联”。
我是1932年出生的，当时已三十多岁，这一化装，竟没有一个人认出我来。后来，我又这样去了四川，到了我男友的老家。他的父母当时还不知道自己的儿子早已去世，还以为他在新疆工作，还在抱怨独生子何以不来信，不回家看看。我不忍伤他父母的心，就没有对他们说任何有关他的事情。他母亲当时已七十多岁，因想念儿子，眼睛都哭瞎了。我为了安慰她，就说自己是她儿子的同事，她儿子很好，只是在一个保密单位工作，不便与外界联系。然后又拿出仅剩的三十四元钱中的三十元钱，说，这是她儿子托我带给她的。他的父母相信了，他们欣慰地说只要他还好就行，只要他还活着就行。
剩下的四块钱已做不了任何事情，我仍只能靠串联为生。我跟着那些狂热的青年学生，到了西安、延安、西柏坡，去了北京，然后我又回到了湖南，去了韶山。正准备再次远行时，不准串联了，这种管吃、包住、包行的好日子再也没有了。我被困在了湖南，不知道该怎么办。正在绝望的时候，我找到了当年的一个姓周的同学。虽然她的日子也不好过，但她还是把我接到了她家，让我住下来。长沙那么大，但当时似乎只要多一个人，这城市就能感觉出来。那时，每一个人都是监视员，我这个可疑人的出现，马上就被注意到了。她只好把我送回她的位于湘西的老家去。她老家住在山里面，人烟稀少，生活穷困，远离革命的漩涡，我在那里躲了两年多，直到毛主席去世，才又出来，经同学介绍，到一所中学当了一名英语代课老师。
十年浩劫期间，我有近六年时间处在逃亡之中。因为我教学教得好，学校舍不得我走，我就留了下来。但我还是想念新疆，想念孤身留在那里的他，我在七九年离开学校，踏上了回疆的长路。
他们为我平了反，让我继续开车。我就又开了五年汽车，然后，开不动了，就让我去了汽车修配厂，直到九一年退休。
我开始还能拿三四百元退休费，最后修配厂垮了，退休费也拿不上了，我就干脆来到了这个小城，离他近些，有个守候，感觉自己一生毕竟没有落到一无所有的境地。
有人也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