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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63-联想风云-第9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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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尽管手头如此拮据,柳传志却尽力让自己显得是在成就一项伟大的事业。20世纪80年代末期我们国家的“下海经商”已蔚为壮观,弃官从商和投笔从商者数以千计,目标都是牟利,柳传志当然也不例外。但是只有这个人,能够让这件事放射出耀眼的光芒,也证明此人的脑子里的确有一些与众不同的念头。    
    1988年4月18日,公司在北京的人民大会堂召开“进军海外誓师大会”。这人民大会堂本是我们国家最重要的会场,自从1958年建成以来,悠悠岁月,多少政治大事件都是在这里发生。打倒刘少奇然后为他平反昭雪,打倒邓小平然后让他卷土重来,悼念周恩来,悼念朱德,悼念毛泽东,把“四人帮”抓起来,让华国锋不再是“英明领袖”。新的总书记在这里就任,国务院总理在这里向人民代表报告工作。柳传志把这个地方作为自己的舞台,不难看出,他已经为公司的行为赋予了国家的光彩。他信心十足地走进人民大会堂,发表了迄今为止最为好大喜功的演讲。台下一起鼓掌,声震大厅,公司的进军海外战略就这么开始了。可是没人知道,那时候这位进军海外的统帅还在香港那间狭小的公寓里睡地铺呢。    
    柳传志希望自己能够一炮打响,他也的确有一套办法来小题大做。虽然公司员工还不到300人,但是他请来的客人比自己的员工还要多。很多记者也在现场,不过没把这当成一回事,他们能接受公司公关部邀请来到这里,当时还算是赏脸。等大会结束之后,他们还不知道公司究竟要干什么。这倒不是他们故意怠慢,而是因为那时候公司什么也不是,连“联想”这个名字也没有叫起来,人们即使走到白石桥它那大字广告牌下,也不会知道它是干什么的。    
    那一年人民大会堂还没有开放,商业的气息冲进这座圣殿还要等到两年以后。普通人家想要在这里开会露脸,就非得有个“党和国家领导人出席”才行,这让柳传志和他的助手们都很发愁。以公司当初的名望和实力,别想打总书记、总理和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的主意,连国务院的那些副总理也没戏,所以只好在副委员长里面开动脑筋。想来想去有了一位:全国人大副委员长彭冲。柳传志指示郭为前去完成这个任务。郭为那年24岁,刚刚拿到管理学硕士学位进入公司。这是他接受的第一份工作。也真是不辱老板使命,郭竟发现公司一个司机的朋友认识副委员长的女婿,于是沿着这条线索顺藤摸瓜,从副委员长的女婿到女儿,最后联系上了副委员长本人,居然成功了。不过,首长只有20分钟。次日副委员长果然现身人民大会堂,听了柳传志的一番豪言壮语,没说什么,转身走了,可仍然让柳传志感到满堂生辉。那时候中国企业家对于政治家就是这样谦卑,而且越是胸怀大志、越是具有反叛气质,也就越是表现出毕恭毕敬。他们相信政府依然是巨大的保障力量,弄得不好也会处处为难,所以不论他们在未来之路走出多远,始终不能与既成的体制翻脸成仇。    
    


第三章 远见第19节:人穷志不穷(2)

    6月23日是个星期四,按照柳传志的说法也是“黄道吉日”。香港联想要在这一天成立了。柳传志匆匆跑到太古城,迎接中国科学院新任院长周光召的到来。仪式开始之前的那个星期,他又匆匆忙忙在港岛东边交通便利的“柴湾”购买两层公寓,上面做办公室,下面是仓库。在这座城市里,公司开业大都要请风水先生占龟卜卦,柳传志并不是迷信神灵之人,但却心甘情愿随乡入俗。他花5万元请来算命先生。那人煞有介事地说,公司职员必须坐向东南,背山面水,家具应当白色,桌子也应比寻常尺度高出8寸。最后宣称,如果一切照办,公司必将财源滚滚,一年将挣至少500万元。柳传志觉得“桌子的高度特别别扭”,也不敢违背算命先生的指点,一一照办,又拣个吉日烧香磕头,参拜四方神仙,弄个烤乳猪来给大家品尝,然后就是开张大吉(香港联想第一年的利润果然超过500万,后来的日子也越来越好过,不断购买新房子。每次买房就去请那风水先生,价钱次次加码,拜神仙吃乳猪的事情也日益频繁)。    
    无论从哪个方面说,香港联想“剪彩仪式”都是北京“进军海外大会”的姐妹篇。公司租了一个酒店大堂,让几个礼仪小姐在门前迎候四方宾客,又有一支舞狮子的队伍载歌载舞。周光召院长为公司剪彩,他是柳传志那天请来的最重要的客人。在他身旁,有个风度翩翩、精干泼辣的年轻女子,她叫马雪征,后来是联想集团的高级副总裁,那时候是中国科学院的一个处长。在她的各项职责中,最重要的一项就是安排院长的活动—过去是方毅、李昌和卢嘉锡,现在则轮到周光召。柳传志深知她的地位重要,所以提前好几个星期就来找她,恳求她无论如何要为公司的剪彩仪式插进院长的活动。那是马雪征第一次和柳传志打交道,多年以后回忆起来,依旧印象深刻:    
    他要我无论如何给院长安排个时间,而且当时就得想出办法。人很和蔼,说话很斯文也很客气,但是给我一个很深的印象:联想人都是可以从早上9点一口气坐到下午4点,你要是不答应,他就不走。    
    马雪征有许多关于联想公司的动人的故事,那个“香港联想的开业之日”就是其中一个。剪彩很快就结束了。接下来的几个小时让马雪征在柳传志身上发现了更多的东西。他坚持请周光召去参观新公司的办公室,于是一行人乘车来到香港岛东头的那片工厂区,走进一座大楼。马雪征觉得周围破破烂烂,“就像进了个破仓库似的”。然后大家绕过一辆大货车进了电梯,这才知道原来这里是个仓库。电梯不是走人的,是送货的。电梯里面立着搬运工,个个光着膀子,脖子搭块毛巾,脊背上渗着汗珠。这一群人全都西服革履,刚刚在电梯里站定,后面又推进一堆货来,把他们紧紧挤在里面。    
    “这是什么地方?”马雪征说,“给我感觉是一塌糊涂。”    
    她曾走遍欧美,看惯了海外的豪华,怎么也不会想到“联想的进军海外就是这副样子”。可是她接着就看见柳传志还挺高兴,很得意地向他们炫耀自己的成果,讲述自己的创业如何不容易。客人个个皱着眉头,他好像一点都没感觉。    
    出了大楼,柳又邀请这一行人同游港湾。登上游船的时候,马雪征一眼看出柳传志是在“打肿脸充胖子”。她知道香港的游船有两种,一种“西式船”,就是人们在电影上常看到的那种白色游艇。但柳传志弄来的是“中式船”,木制,有点儿像渔船,不过租金便宜。马雪征笑问:“这破船哪儿来的?”柳传志倒也不隐瞒:“破船?这是我咬牙跺脚花几千块钱租来的,就为拉你们去玩。”    
    说是去玩,其实他心里另有主张。他开始向院长陈述他的海外发展战略,讲他怎么看待中国电脑业的大趋势,怎么利用香港的优势,又怎么避开中国的种种局限,一番话慷慨激昂,和眼前那幅寒酸的景象完全搁不到一块。马雪征此前见过不少名人,有诺贝尔奖金获得者,有美国白宫总统科技顾问,可从没见到有谁像柳传志这样大话连篇。她说:    
    就在这种破地方,柳传志能讲出他怎么“进军海外”。一共两个半人,野心还挺大,好像已经指挥着千军万马似的。我心说:“你这儿跟海外差远了!”但是让我惊讶的地方也就在这里:这么差的条件,却有这么大的一个志向!你在惊讶之余,就会觉得这公司挺有意思。    
    


第三章 远见第20节:“联想式汉卡”得其美名

    1989年早期发生了一件激励人心的事。深藏公司档案室的一篇短文,证明此事就像一支空气清新剂,让人在“经济紧缩”的焦虑中为之一振:    
    当我向公司的全体同仁报告这一令人振奋的消息—联想汉卡系统荣获“国家科技进步一等奖”时,我不得不说这是联想的呐喊!在经历了反反复复、曲曲折折的道路之后,我们终于把5%的希望变成100%的现实。我们向倪总、秦老师以及计算所六室的同志们祝贺,你们十几年的追求终于得到了国家的承认。    
    文章是郭为写的,其中“把5%的希望变成100%的现实”一句,被好多人认为是柳传志的管理哲学中最精彩的部分之一。与其说这是管理,倒不如说这是信念。汉卡获得一等奖的所谓“反反复复曲曲折折的道路”,正说明成大事者绝不可以轻言放弃。    
    原来柳传志和倪光南对中国科学院在1988年为“汉卡”申请“国家科技进步一等奖”一事始终寄予厚望,因为这既是了不起的技术成果,也是市场营销的需要。可是由50位科学家组成的“评审委员会”,显然并不像柳传志和倪光南那样对汉卡一往情深,在一次秘密的投票之后,委员会只同意给予汉卡“二等奖”的荣誉。得到消息的那一天,柳传志异常愤怒,他认为评审委员完全不了解汉卡的价值,才会造成如此不公平的结果。    
    “你去。拿下这件事。”他点着郭为说。    
    他表示除非“委员会”改变成命,否则他将拒绝接受这个“二等奖”。人人都认为他是在虚张声势,只有郭为认真对待。郭为和李岚随即出马,后者拥有北京大学生物系的文凭,不喜欢自己的专业却对公关这行充满激情,也和郭为一样自信乐观。不过,两人很快就意识到,柳传志是在命令他们做一件不可能的事情。评审的结果已经在报纸上公布,犹如覆水难收。国家科技奖励办公室的那个张主任根本就不见他们,只派了手下工作人员传来一句话:“我们还没干过把二等奖改成一等奖的事呢,倒是有过把二等奖改成三等奖的事。”    
    不过,郭、李二人还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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