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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来就在柳传志为南北两线战事忙得焦头烂额的时候，倪光南仍在顽强地表达自己的意见。他显然不再信任中国科学院能够秉公处置他与柳传志的冲突，所以把举报信直接呈递中国证监会、国资局、监察部、中纪委和党中央。
朱基和罗干同时关注此案，让气氛一下子紧张起来。这两个人，前者一向有“铁面宰相”之称，尤其对国有经济领域中的化公为私无比痛恨。后者则是负责国家政法界的国务委员，他要是一发话，通常都会导致一场迅速严厉的追究行动。柳传志原本以为倪光南的麻烦早就了结，不料竟是越闹越大。过去这些年的很多事情证明，他不是个不能受委屈的人。当然他也承认，自己的“修炼还没有到最佳境界”，有时候也会失态，也会忍无可忍。记者刘韧在一篇文章中描述了他在接受调查时的反应：柳传志在房间里面走来走去，气急败坏：“一个调查没事了，又换了一个新内容调查，如果他老是瞎编，你们老要调查，我还干活不干？”
倪光南不是玩弄阴谋的人，他把事情做得光明正大，按照党组织的原则，也不逾越公民的合法权利，告状信上全都写着自己的真实姓名。他指控柳传志的罪名并没有增加，但是曾茂朝却发现，因为南方战事顺利，反而给倪光南提供了新的炮弹。比如“联想股票涨了，他就算出来，由于股权让给港商不少，所以国有资产又流失了几个亿”。
“这就越来越严重了嘛，”曾茂朝对倪光南说。他在多年以后的回忆中表明，这是他最后一次试图以计算所老所长的身份劝说倪光南罢手：
我对倪光南说，你不要这样子做，你这样子做，对这个企业一点好处也没有，而且事实不是那样。我还找了他的夫人，最后他们跟我说了非常过头的话。她说，陈希同都可以拉下来，柳传志为什么就拉不下来？后来我看没希望了，只好公事公办。
曾茂朝似乎对自己的记忆坚信不疑，但是倪光南始终否认他说过要把柳传志送到监狱里去。对于当时发生的那些事情，曾、倪二人在一些关键细节上的回忆也不能一致。2004年3月，因特网上“中国思维论坛”发表一篇文章，以倪光南的立场详细记述事情过程，作者化名“敦科平”，同时宣称“在任何公众场所，包括到法院应诉时，都能以真实姓名讲述自己的观点和依据”。倪光南则变得小心谨慎，不愿谈论往事。偶然有个人找他追问事情细节，他便声明联想的那些人都在说谎，然后推荐“敦科平”的文章，并且说：“值得一看，文章中的许多事实在其他地方不容易看到。”关于倪光南与曾茂朝的对话，“敦科平”有如下一段记载：
在1994年上半年，倪光南发现负债持股问题后，按组织程序在内部反映。首先找的就是董事长曾茂朝。他鼓励倪光南上告。开始时，倪光南认为借钱给港商是损害联想利益，没有上纲上线的知识。1994年7月初，曾茂朝参加了院领导对柳传志的谈话后，就告诉倪光南说：院领导批评柳传志，说“倪光南告你挪用怎么办”？这样，书生气十足的倪光南才知道这种行为叫“挪用”，乃大是大非。由此看来，“把柳传志送进监狱”的原创应该归曾茂朝。
调查组卷土重来，唐旭东首先应当知道原因。他是条法部的负责人（这个部门名称简化之后让人费解，实际上应该叫做“条约法规部”）。假如公司有人违法乱纪，他是负有督察之责的，所以曾茂朝将事情经过向他通报。他看到了一些被列为保密的材料，还看到中南海的批示，不禁大惊。他一直觉得倪光南为人友善，“是一个谦谦君子、书生、很受人尊敬的高级知识分子，一点架子都没有，也非常关心年轻人。”倪光南和柳传志为了工作的分歧发生冲突，他也知道。“他有他的想法，柳总也有自己的想法，甚至有些激烈的争论，我们都不觉得奇怪。”但现在事情到了这个地步，让唐莫名其妙：“倪光南告的事情触到一个人的根本，不再是工作上的分歧，不再是战略上的分歧，而是对你的人格、人品的怀疑，是触犯刑律的问题了。我始终没有理解，他为什么这么做。”
然而以党纪国法的立场来度量，他知道此事非同小可，假如事情真闹到不可收拾的地步，那么柳传志难免负罪入狱，公司也将从此完蛋。他在惶惶不安当中过了一天。自从5年以前主持公司的法律事务，他的大部分时间都花在各种诉讼中，处理过至少10个违纪事件，开除十几个员工，把4个触犯刑律的员工送到法庭上，打过几十件合同纠纷的官司，但是还从来没有哪一次像现在这样，让他感觉到危机四伏。
第九章 起跳第82节：起跳
当两只鸡一样大的时候，人家肯定觉得你比他小；当你是火鸡，人家是小鸡的时候，你会觉得自己很大，人家会觉得咱们一样大；只有当你是只鸵鸟的时候，别人才会承认你大。所以，千万不要把自己的力量估计得过高。
—柳传志
新任总理朱基满面春风地迎接着数百记者的目光，他讲到了改革、发展、信念、阻碍和风险，讲到“科教兴国”，讲到“新的机制”，讲到“开放中国电信市场”，讲到“本届政府决心精简机构，减掉一半人”，还宣称，“不管前面是地雷阵还是万丈深渊，我将一往无前，义无反顾，鞠躬尽瘁，死而后已。”在他的既有悲剧色彩而又鼓舞人心的词句感召下，整个中国都激昂起来，一下子变得像初生牛犊一样勇敢无畏。
在1998年的这个春天，很少有人停下来静心思考新总理这些话背后的含义，但他们有一个直觉是对的：中南海北院在李鹏治下度过10年之后，又一个革新政府开张了。朱基召见柳传志，希望他能谈谈中国企业的问题。柳传志不客气地谈道，国家的政策和制度不断变化，这给企业带来巨大“风险”。
“今天我们回过头看走过的路，会有高兴甚至自豪的感觉，而回忆当年面对风险的时候，每一次都是战战兢兢，甚至会吓出大病。”柳传志对总理说，“在我们所冒的风险中有两类，一类是商业风险，一类是政策风险。在中国，不管是多好的人，只要你想办成企业，政策风险是非冒不可的。” 企业经理遇到“政策风险”，就像政府总理遇到“地雷阵”。朱基希望知道“政策风险”是怎么回事。柳传志于是告诉他，当年中央政府心血来潮征收高额奖金税，自己如何偷逃税款又如何被处罚，事隔数月，政府便把这个税给取消了。
没有事实证明柳传志与新总理的关系亲密，但是只要总理愿意听，柳传志就可以毫无顾忌地和他谈论任何事情。柳现在的身份是第九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的代表，在选举时投了朱基一票，因为他觉得“国家应该交给聪明、正直、强悍有力的人去治理”。他善于把故事和逻辑编织在一起，说出话来既生动又犀利，这一点也很像新总理的风格。他在谈论国家大事的时候热情洋溢，当然他也没有忘记自己是联想公司的一员，所以巧舌如簧，把公司利益和国家利益说成是一回事。比如他在当选人大代表后的第一件事，就是说服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和全国政治协商会议的组织者，把几百台联想微机搬进人民大会堂。这两个会议每年都开，会场一直使用外国品牌的微机，也没有谁觉得异常。现在柳传志走进来，一看就不顺眼。“全国人民代表大会都不使用国产品牌，”他说，“还说什么振兴中华？”
把联想微机搬进人民大会堂当然不是为了增长销售利润，而只是某种象征。在杨元庆的主持下，联想微机锐不可挡地进入1998年。刚刚结束的“联想1＋1寒假热卖”获得巨大成功。一款名叫“天琴”的新机型，成了市场上的新明星，每天售出大约8 000台。“抱一台天琴电脑回家，”《科技日报》在2月4日的报道中惊叹，“成了老百姓过年的又一件喜兴事。”2月26日，公司又把“第一代新概念电脑—联想问天”推向全国。这“问天”是将主机和显示器做成一个整体，还与日立公司联合开发出液晶技术。这是中国人第一次看到把液晶显示器用在台式电脑上。尽管屏幕很小，只有13。3英寸和12。1英寸两种，价格又很贵，两种规格高达25 800元和19 800元，但还是让人们动心。当时的媒体是这样描述“问天”的：“色彩艳丽、低辐射、易移动”，“节约能源50％、节省空间60％”，“显示图像从上下左右各个角度观看都毫不变形”。
消费者的热情吸引了那些市场调查专家的注意。他们在1996年把“联想”的品牌价值确定为35。74亿元，现在认为它应当值41。81亿元了。按照1998年2月一项“关于中国最有价值品牌的研究报告”，“联想”比“红塔山”的353亿元、“长虹”的182亿元、“海尔”的118亿元、“一汽”的72。76亿元还差很多，不过它已经超过相当著名的“青岛啤酒”，与另一个名牌“五粮液”也已相当接近。舆论千篇一律地欢呼“中国企业步入品牌竞争时代”。《工商时报》的记者在报道这一结果时还加了一行副标题，里面说：“联想是惟一入选前十名的计算机品牌。”
“联想”的品牌价值在迅速升高，可是公司把商标“Legend”拿到境外注册时却没有成功，原来这品牌早就被人家注册了。到了1998年年初，公司的高层管理者终于意识到，没有及早关注境外的商标权利是一个严重错误。一次“505会议室”的结论是：“公司继续坚持以‘Legend’商标作为进入北美市场的惟一选择是不现实的。”他们决定在京港整合之后改变公司名称，把“北京联想计算机新技术发展公司”更名为“联想集团公司”；把“香港联想控股有限公司”更名为“联想集团股份有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