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倪光南：“将我免职，他应该高兴才是。”
目睹柳传志的情不自禁，倪光南丝毫不为所动。他显然并不认为有什么事情值得柳传志伤心。“那只是表演，”他后来对一个记者这样说，“将我免职，他应该高兴才是。”他在会议之前曾经表示，希望董事会不要召开这个会，而他愿意以健康的原因辞职。但是董事会更希望让员工有个机会了解事情经过，以便驱散笼罩在公司头上的那片乌云，所以坚持召开会议。
现在轮到倪光南发言。他缓缓起身，面无表情，手里没有讲稿，说话音量不高，语气平和，就好像刚才宣布调查的结果、撤职决定，以及那么多人的讲话都和他无关：
各位领导、各位同志：
我以前学的计算机，也学过无线电，所以我刚开始工作时只会做硬件。但是后来环境有变化，我在国外学习的时候，国外每个人有个终端，这样我就可以在终端面前学习很多软件的东西。回国以后慢慢地适应，就转向软件方面。所以我觉得工作环境的变化，对我来说也是一个新的学习的机会。我这次因为被免去行政职务，就会有更多的时间做一些研究工作。我觉得我还可以做一些事情，可能对大家有帮助。
这次科技大会，我觉得最大的体会是我们整个新时期的目标就是科教兴国。我认为责任不同，岗位不同，能力不同，但是我们想一想，我们能够做的就是全心全意达到这样一个目标，尽可能做自己力所能及的工作。为了这个大目标，特别是我们联想集团肩负发展民族计算机工业的责任。所以我们作为自己来讲，在任何一个岗位上都不会忘记这样一个大目标。而全心全意为了这样一个大目标工作，永远是最幸福的人。
第七章 联想高于一切第67节：把联想电脑快车开到全国（6）
在场的人全都等着他检讨自己或者回击总裁，但是直到最后几句，才可以算是回应柳传志的讲话：
最近因为公司里发生的一些情况，从不同的渠道外面有些反映，也问我。我回答三句话：第一，倪光南还在联想，这是事实；第二，我还在工作，这也是事实；第三句话是，请董事长反映到院里去，务必请院领导能够知道，因为据说院领导在考虑分配工作的问题。我希望能将意见反映到院里，如果我还能工作的话，我始终将为联想工作。
董事会信奉“家丑不外扬”的信条，不想把这件事弄到公司之外，可是敏感的记者早都看出情况不对。他们不仅追逐此事的来龙去脉，还试图看穿一切。最后这一事件被归结为“市场派”和“技术派”之争，或者像姜奇平所说，“是知识和资本的矛盾。”姜与另外几位年轻人是20世纪90年代后期最活跃的评论者，专以批评计算机产业那些成功的大企业为己任，遇到联想发生这样的事情，自然不肯放过。在他们看来，这是中国走向现代市场经济道路的必然冲突。他在《知本家风暴》里与另外两位作者，王俊秀和刘韧，一起写道：“在这一冲突中，最初技术派总是处于下风，于是，总工程师出走，成为中国知本市场一道独特风景。”很多人不同意这个结论，比如曾茂朝就认为北大方正就是“技术领袖不断赶走总经理”的局面。不过，大多数人在当时都会承认，当时中国的确有“市场派”和“技术派”之分，两者之间也的确存在冲突。
倪光南当时的身份已是中国工程院院士，非同小可，身后还有一大批院士为他鸣不平。由于担心事情会超出公司董事会能够控制的范围，李致洁和曾茂朝觉得有必要取得更大的支持。7月20日，这两人来到国家科委，向朱丽兰和惠永正两位副主任汇报事情经过。当日记录表明，这次谈话最后还是归结到“首席执行官和首席技术官究竟谁说了算”的问题。惠永正很清楚地表明“搞技术的应听总裁的”。他说：“一个单位总要有人最后拍板，不能是‘三国演义’。很多成果不能转化，是因为发明人什么都要自己说了算，这是比较严重的问题。”但是朱丽兰试图超越事务性的纠纷。她对曾茂朝说：“总裁和总工的责权利要分清，什么是总裁决策，什么是技术干部决策。公司就是总裁说了算也不对。高级知识分子成堆的地方也要有制度建设。你们肯定是怕，怕吃不了兜着走，所以找我们谈。我不是支持柳传志或倪光南，是因为既然影响事业，就要采取措施。要提醒柳传志吸取教训。某种程度上，柳传志也有责任。”
无论是评论者还是官员，都把话说得高屋建瓴。不过，事情本身的含义也许没有那么严重。公司高层领导者之间的冲突在任何一个国家里都是常见的事。我们国家的独特之处不在于争端本身，而在于解决争端的方式所具有的中国特色，其情形有如中国科学院院长周光召和曾茂朝的一段对话，虽然不那么堂而皇之，但却有可能切中要害。
周光召说：“你是搬起石头砸了自己的脚。”
曾茂朝说：“我搬起石头的时候，还没有想到它会掉下来。”
第七章 联想高于一切第68节：技术的力量与推动技术的力量
柳传志手上一直捧着两块石头，一块是倪光南，已经掉下来了。现在他决定把另外一块也彻底放下，那就是所谓“技工贸”。在1995年以前的很多年，他一直都是这样来表述公司的发展道路的，比如1990年3月19日，他在一次演讲中阐述联想取得成功的两个必要条件，第一个是“国内外市场的基础”，第二个就是“我们拼力创建了一个技、工、贸结合的立体结构”。根据公司档案的记载，他在此后几年多次阐述这个思想，说得头头是道。直到1995年的夏天，他在公司内部的会议上第一次把“技工贸”改成了“贸工技”。很多人在开始时都以为他是随便说说的，其实里面大有深意。
他是那种一旦下定决心便义无反顾的人，所以后来用很大的精力向公司内外解释他的转变。这一问题的核心很容易被理解为“技术”和“贸易”哪一个更重要，进而还可以引申出我们在前边曾经涉及的那个问题：倪光南和柳传志哪一个对公司的贡献更重要。有人直截了当地指出，这是柳传志在试图摆脱倪光南的影响。但是柳传志说，他的转变并不包含个人的恩怨。他也不认为这是一个“谁先谁后”、“孰重孰轻”的问题。事实上，1993年冬季以来，公司的研发中心就让他头疼，这个中心一直沉浸在技术至上的气氛之中，花掉的钱超过利润的40％，可是他们的成果很少能够变成产品，即使做成产品也很难成功。“这个事让我琢磨了很长时间，”柳传志说，“后来得出一个结论：不把销售渠道理顺，再好的技术也是不行的。”
倪光南毫无疑问是主张“技工贸”的。他指出：“联想是典型的依靠技术储备发展起来的公司。”最有利的证据是“联想式汉卡”。他采取“以子之矛攻子之盾”的办法，批评那些主张“贸易领先”的人可能没有看柳传志在联想集团成立大会上的讲话。“在这个有中科院、北京开发区领导参加的大会上，”他提醒道，“柳传志总结说：‘联想集团以开发成功联想汉字系统起家并由此而得名。’”
有个名叫“阿果”的人是支持倪光南的。他为2004年11月出版的《失去联想》一书作序，尖锐地批评柳传志的“贸工技”。不过，他把柳传志的所谓“贸”归结为联想早期的“运营彩电、布匹、旱冰鞋”，显然是一种误解。他将倪光南的意见概括为“联想的基因，就是技术成果的产业化运作”。如果这是准确的，那么我们可以认为，这同柳传志的看法在本质上没有什么区别。
事实上，柳传志从未试图否认汉卡在联想早期历史上的重大作用，同时他又坚持认为，联想的最大功绩不在于技术本身，而在于“把技术变成钱”。“一个高科技企业的任务之一是完成把产品换成钱的过程，”他说，“这是一个系统工程。”他的意思是，这个“系统”包括科研、开发、采购、生产、销售、服务等诸多环节。科研是重要环节，但绝不是全部，甚至在很多情况下也不能成为最关键的环节：
我可以说一句大话，我没有倪光南，也一定能把这个公司做起来；倪光南没了我，想再找一个合作伙伴，会非常困难。后来我反复研究过这个事，结论是：我没有这个技术，还能找别的技术。我一定能找到！所以我现在也总是对我的员工说，一个好的技术很难得，但是更难得的是好的企业管理者，如果你的技术出来以后，没有一个好的首席执行官，这个事还是做不好。
“技术派”听了这话，必定嗤之以鼻，会说柳传志一定忘了当年如饥似渴恳求倪光南出山的情形。此后很多年里，他们一直批评联想缺少核心技术，是因为辞退了倪光南这样的技术领袖带来的恶果。他们满怀自豪感地回忆，早期公司的规模虽小，但产品利税率可以达到29。7％，其中“七型汉卡”的销售单价2 500元，毛利率高达98％，这正是“体现了高技术产品的特征”。此后产品的利税率迅速下降，到1991年为10。8％，到1998年不到3％，原因都在于产品的技术含量降低了。
但是另外一些人的看法恰恰相反。他们认为，公司早期的产品利税率如此之高，不是因其技术含量，而是因其市场需求和公司的营销。而今天计算机市场的供求关系已经发生彻底变化，“98％的暴利时代”永远只能留在20世纪80年代的历史中。
90年代这场争论中的个人色彩渐渐淡去，能够留下来的记录都与个人无关。尽管我们总是由于新技术的产生激动不已，但是只要想到，在联想早期的历史中，是营销成果而不是新奇的设计让技术人员兴奋起来，就不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