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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一次演讲，除了没有提到公司领导人之间的分歧之外，相当坦率地谈到当时情形：
我得了美尼尔症，经常发作。1993年下半年，香港联想上市的审批遇到相当大的困难，耗费了相当多的精力，事后感到非常疲惫，而我却没有及时调整心态，进取心受到影响。今年3月份以后，我由于严重神经衰弱又住了70天医院。这70天，除了治疗和锻炼以外，我对自己生活的意义，对公司的发展前景认真做了反省。
在医院的最初两周很难过。主治医生姓李，也是柳传志生命中一个不可缺少的人。李知道柳传志是旧病新痛，最好的药就是睡觉。可是柳传志无论吃多少安眠药，还是失眠。
李大夫循循善诱地说：你把睡觉想像成读一页书，就算不能一口气读下来，你能不能一段一段地读？”
柳传志摇头。
“再不行，先读一句话也是好的。”
柳传志还是摇头。
“那就一个字。只打一个盹，这就叫一个字。”
但柳传志还是做不到，晚上一闭眼睛就是公司里那些事，白天硬撑起来，把公司的人挨个儿请到医院里，单独谈话。“其实就是把务虚会搬到医院里来接着开，”他说，“大会开不成了，只好开小会。很多事情都是在那些小会上策划的。”
他决心先来解决高层领导中日益明显的冲突，于是做出第一个决定：把郭为和王平生双双调出北京：一个到深圳去主持生产基地的运转，另外一个到惠州挽救奄奄一息的大亚湾科技园。这两个人都有足够的聪明，但还必须劳其筋骨，苦其心志，尤其要让他们懂得：成大事者的重要一途，就是不要让自己陷入无谓的人事纠纷。也正是在这时候，柳传志终于确认杨元庆是值得信赖的一个人。杨不仅能把一个部门的年营业额从3 000万元做到3亿元，而且从来不让自己搅在那些乱七八糟的事情里面。所以，柳的第二个决定就是起用杨元庆担任新成立的微机事业部总经理，把微机的整个流程都交给他统领。
他每天躺在病床上思考公司的未来，彻夜无眠。清晨走到医院旁边的“八一湖”散步，这一来就看到了和自己整天为之焦虑的那个世界完全不同的场面。那场面在20世纪90年代的北京城里随处可见，只有柳传志这样的人才会觉得新鲜：
一大帮老头儿老太太在湖边跳交谊舞，都是退休的。我就坐在那里看。我不会跳舞，也不会唱歌，人家跳完了，我还要给人家鼓掌，所以非常尴尬。后来我说反正我也没事，也学吧。人家介绍了一个老太太来教我，我一上来把人家的脚给踩了。那老太太说，你要知道这舞曲的节奏，有三步有四步。我这才明白，于是拿着录音机听音乐，非常专注地听。
叫人意外的是，他的病情就有了转机。他干脆停止服药，每天跟随李医生沿湖畔跑步，心情开始好转，渐渐能够睡着。
医院里的务虚会依然在进行。高级经理们之间最重要的话题是：还要不要搞自己的微机？联想微机在竞争中屡屡处于下风，让人怀疑自己的力量，但要说就此罢手，从此退回来做外国品牌的代理商，柳传志无论如何也咽不下这口气。“至少也要拼命赌上一把，就算牺牲了，也要慷慨就义。”他对倪光南和李勤这样说。总工程师和常务副总经理这回终于有了一致的看法，他们全都主张迎难而上。这段时间柳传志和倪光南至少有过两次谈话。倪光南支持他绝不放弃联想微机的决心，也支持他起用杨元庆的决定。总工程师在公司全体员工面前的一番话，让柳传志感到极大安慰：
形势是非常严峻的，比设想的还要严重得多。我们国家还要不要自己的计算机工业？都说要，那么谁来做这件事？事实上，这个重任已落在联想身上。不管我们愿不愿意，实际上已充当了民族计算机工业的旗手。
今天回顾起来，在柳、倪二人患难与共的10年中，这是最后一次两个人如此心心相印。这让柳心存侥幸：也许公司领导层中的分歧没有那么严重，假以时日就会冰释前嫌。当时他怎么也没有想到，他与倪光南的冲突竟会掀起巨浪，而他与另外一个人的矛盾，却能在瞬间消弭无形。
第六章 1994：转折点第46节：相逢一笑泯恩仇（1）
1994年3月初的一个中午，孙宏斌突然出现在柳传志面前，就像是从天而降。自从1990年分道扬镳，柳就再也没有见过此人。他看上去瘦了很多，脸上挂着沧桑，不过还有昔日那副神采。原来孙在监狱服刑期间表现优秀，又为劳改局的《北京新生报》写了很多漂亮文章。囚犯是没有稿酬的，但却可以赢得分数，累积在案。孙由此获得“减刑一年两个月”的奖励。现在即将出狱，孙最想见的人就是柳传志。他总是对旁人说他非常尊重柳传志，甚至有一种仰视和崇拜。这不是矫情，而是真心，即使经过这么大的周折，也没有丝毫改变。他利用到北京为监狱买东西的机会，辗转找到柳传志。于是两人在一家饭馆见了面。柳为这顿饭付账，孙则当面述说自己的悔恨，以及在牢狱生涯之中的大彻大悟。
孙宏斌在1992年9月接到被公司开除的通知，此前两周，也即1992年8月22日，他接到法院的判决。这时候他在圆明园附近的一个拘留所里已被关押28个月。接到判决的那一刻，他内心的感受有点奇怪，或者说什么感觉也没有。他后来如此描述那时的情形：
凌志军：对你来说这是一个很大的打击吗？
孙宏斌：也没有，都在看守所里待两年半了。天天看着这个被拉出去毙了，那个被拉出去毙了，还能打击什么？
凌志军：从看守所里拉出去就毙了？
孙宏斌：被判了死刑的，不就枪毙吗？我在那里看到的死刑犯起码有十几个！
凌志军：可是你能提前出来。
孙宏斌：对，我改造得比较好。
凌志军：那时候你有孩子吗？
孙宏斌：有。
凌志军：孩子多大？
孙宏斌：孩子是1990年1月23日出生的，我是1990年3月出的事。
凌志军：太太常来看你吗？
孙宏斌：在看守所里不允许家人看。
凌志军：当时强迫你劳动吗？
孙宏斌：在看守所里特别想劳动，可是没有劳动，就是天天在屋里待着。
凌志军：出来放风吗？
孙宏斌：很少，没有。
凌志军：两年多没有出门？
孙宏斌：对。上法院的时候才能出来。
凌志军：是不能出那间房子，还是不能出那个院子？
孙宏斌：房子。
第六章 1994：转折点第47节：相逢一笑泯恩仇（2）
接到判决书之后他终于走出看守所，被转移到天津市郊的一所监狱服刑，其实就是在农场被强制劳动。这里比在看守所要好很多，至少可以走到阳光下去，妻子也可以来看望了。他特别想他的孩子，但夫妻二人还是决定不让孩子到这里来。他不希望孩子看到的父亲是这副样子。尽管孩子还小，什么也不懂，但他总觉得这一切会在孩子心上刻下一点什么。
事实上他很少对人提起这段艰难岁月，被朋友问急了，也不过是只言片语：“十几平方米的小屋子”、“关了十七八个人”、“就是一个平铺，晚上睡觉大家并排躺，人挨人”、“每天吃窝头菜汤”、“吃饭不交钱，房费也不用交，都是财政拨款”。如果有人还希望他把牢狱的生活多说几句，他就回答：“其实也没有什么可说的。你生活的环境里没有人有这种经历，但是在那里面，有这种经历的人很多，那么多人都是一样的，你并没有比别人更难受。所以我觉得受罪不受罪不重要，重要的是，你在里面学到了什么。”
他的表现优秀，所以被“任命”为“号长”，这是在狱警支持下的“犯人头儿”。他还有足够的时间面壁思过：
开始的时候，我对柳总也有一种怨恨，后来慢慢就没有了，对整个事情的看法也改变了。在一个企业里面，包括柳总的这种做法，其实要是换了我，可能也会这样做。这个事如果不这样做，那又怎么收场？所以我就认了。
当时我一直认为我是对的，现在我知道不对了。我想把这个企业部做好，想把它的销售做得更好，想让它没有阻力，你说对不对，肯定是对的，但是你在联想的环境里就不对了，因为你会冲击别的部门，你让整个企业乱套了，你让别人管不了你了，这个肯定就有问题。
很多事情本身没有错不错的，就是看你的时间、地点、分寸，就是这么一个道理。有些事情摆在这个环境下是好事，摆在那个环境下就很糟。你一定要把环境想清楚。不把这个环境想清楚，又想做事，你上来就错，你上来就死。所以如果有机会回过头重新开始，我就不会那么做了。
我原来有一个误区：我如果不那样做，就不是我了。后来再想想，才觉得情况不是这样，其实你不需要改变你的性格，你只是要把环境分析得清楚一点，把事看得更明白，就有可能不至于把事情搞糟。
在3年10个月的牢狱生活里，孙宏斌天天在想这件事，现在有机会与柳传志见面，忍不住娓娓道出，听上去像是道歉，又像倾诉。在一般人的眼里，这是一个不可思议的场面。这两个人，一个才三十出头，一个已年过五十，曾经相互信赖，又分道扬镳。一个曾经为所欲为因而陷公司于危机之中，另一个毫不容情地将其送交法律审判。按照常情，这两人即使不是反目成仇，也一定会白眼相向，但是只不过在一顿饭间，便已化干戈为玉帛，表明孙宏斌在某种程度上就像柳传志一样拥有大智大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