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调节税”，同时又绘声绘色地讲述“72家房客”的故事，以此为例辩解道：“如果公司以集体名义买房无偿分给员工，或者办个托儿所让职工子女免费入托，这就不算职工收入，职工也没有缴税的义务。现在我们只不过是把福利分给每个员工，让他们自己去买需要的东西。这就是惟一的不同。”
税务征管人员承认他说的有道理，但他们又说，公司“福利分房”，产权是集体的；个人拿了“福利”去买房，产权是个人的。
“那就等他出卖住房得到利润之后，你再收他的个人收入调节税好了，”唐旭东说，“你如果不肯放我一马，我就只好把这72套房子都办成企业的产权，以公司名义贷款还款，这对个人没有好处，对公司没有好处，对国家也没有什么好处。”
唐承认这是“有点狡辩了”，但他没有想到税务机关居然接受了他的“狡辩”，还说这是联想的“一个创造”。
第六章 1994：转折点第43节：内忧外患（1）
到河对岸是我们的目标，这是人人看清的事情。难的是如何搭桥，如何造船，或者学会游泳。在根本不会游泳的情况下奋不顾身地跳入水中，除了泛起一阵泡沫和带来滑稽的悲壮以外，什么结果也没有。联想不要这个，联想要做能成事的英雄。
—柳传志
1994年元旦柳传志是在北京度过的。他发现公司花130万元为自己买来一辆“奔驰320”。这辆黑色的轿车让公司上下兴奋而自豪，但是柳传志却怒不可遏。有人请他坐上去。他狠狠地说：“谁买的谁去坐。”后来这个“财富和身份的象征”就静静地卧在车库里，从这个冬天到下个冬天，除了司机有时候把它开出去遛一遛，没人理睬它。
联想的员工在很长一段时间里都喜欢讲述这个故事，以证明他们老板的朴实、勤勉和不事张扬，其实我们只有站在1994年年初的那个大环境中，才能理解其中的真正含义。
内忧外患
年年冬季都是公款购物的高峰，也是微机销售的黄金季节，可是这个冬天中央政府控制支出的手段分外严厉，中南海推进的宏观调控已经进入第七个月，还是没有一点松动的迹象，人人都说“手头太紧”，导致公司的微机销售合同处处搁浅：工商银行那批300万元的订单被突然取消，大港油田的微机购货谈判也被延期。几个月前销售人员还能签订“先交货后付款”的合同，但是现在财务人员禁止继续用这个办法。他们警告说，欠款不还的情况越来越多。这时候大家才知道，最大的问题来自金融方面。通货膨胀卷土重来，银行连续7次提高存贷款利率，让企业的贷款成本增加至少三倍。这还不算，最要命的是银行“只进不出”，有如长城集团的抱怨，“贷款我们如期归还了，但银行却扣着我们的微机款迟迟不付。”说老实话，造成这种局面，也不能全怪银行，当日国务院副总理朱基把中国人民银行行长李贵鲜免了职，自己亲自接任，向银行“约法三章”，其中一条就是“限期收回贷款”。银行官员全都担心自己随了“老行长”的命运，所以个个见钱就收，弄得企业不敢把钱送进银行，去买保险箱，还发明了一个新词来描述这种局面：体外循环。
兑换一美元需要支付的人民币，在1978年是1。7元、1991年是4元、1992年年初是5。8元，到1994年年初，就是8。89元了，这还是国家外汇管理局公布的，要论黑市价格，是11元。这意味着人民币在迅速贬值，意味着计算机制造厂商在进口配件时的成本每天都在增加，也意味着联想仓库里的机器每周都在贬值。与此同时，外国品牌微机进入中国关税还在下降。我们把这些情况全都看在眼里，就不会对计算机市场上的下列变化感到惊奇（见表1）：
表 1
1989年 1990年 1991年 1992年 1993年
国产微机的比例 67％ 60％ 49。5％ 28。3％ 22％
外国微机的比例 33％ 40％ 50。5％ 71。7％ 78％
外国微机每战必胜，国产微机步步退却。整个计算机市场上乌云满天，报纸上每天都在刊登那些让人紧张的新闻标题：
外商活动频繁竞相瓜分中国计算机市场
国际电脑公司大举进军中关村
洋电脑船坚炮利围剿土著公司
康柏公司又增加了5家总代理
微软发布Windows3。1中文版操作系统
国家如袖手旁观，开发区将成“多米诺骨牌”
第六章 1994：转折点第44节：内忧外患（2）
20世纪90年代计算机市场上的这个局面，其实只是80年代家用电器市场的续篇。具有讽刺意味的是，蜂拥而来的外国货改变了中国人的生活，可是恰恰在这时候，民族主义的情绪反而达到高潮。柳传志和他的公司被淹没在这些情绪里面，你可以想像这有多糟。
然而还有更糟的事。公司里有一种消极的情绪弥漫起来：红极一时的汉卡已经无法摆脱没落的命运，微机连续两年出师不利，令人失望，这一切让公司内部的矛盾再次激化。元旦以后的第一个星期，计算所所长曾茂朝以及科学院高技术企业局的两位官员来到公司，代表大股东召集公司高级经理们开会，修改了《公司章程》，还组成新的董事会。曾茂朝和王树和代表股东一方进入董事会，作为董事长，曾拥有两票表决权，另外三名董事则是柳传志、李勤和倪光南。这件事情原本属于公司在香港上市的既定程序，没有什么特别之处。但是在这之后，倪光南开始向李勤的权威发起挑战。
这位曾经立志只做研究不做官的科学家一旦想要表达自己的政治诉求，那就有点令人生畏。他找到柳传志，力陈李勤作风霸道，贪图享乐，在柳传志滞留香港忙于公司上市的6个月里领导北京公司不力，所以应对1993年公司的失利负主要责任。他试图说服曾茂朝免去李勤的常务副总裁职务。但曾坚决表示不能这样做：“我们的原则是，董事会选了总裁，由总裁推荐副总裁。你要罢免他，你得征求柳传志的意见。”于是倪光南转而说服柳传志和张祖祥与他采取共同立场。张婉言拒绝，还劝他打消这个念头。柳传志则更加明白地表示自己不能站在倪光南一边。倪的看法也许不是全无根据，但柳坚持认为“公司受挫不能只怪李勤一人”。李勤拥有全局眼光，又有管理的魄力和能力，还特别善于和形形色色的人打交道，是北京总部惟一能够主持大局的人。而倪光南的这些意见对公司根本就不会有什么积极的价值，反而会在领导层中造成裂痕。
可惜的是，裂痕已经产生。倪光南与李勤在管理公司的很多问题上发生冲突，随着个性方面的不合达到高潮，彼此不再信任对方的诚意，在会上动不动就顶撞起来，私下里也没有彼此沟通的愿望。一个机构的领导者中一旦出现嫌隙而又不能迅速弥合，那就会让属下不由自主地划线站队，各自确定爱憎以及寻找靠山，进而使整个公司不能避免派系的侵害。
柳传志深知这种后果的危害，却又不能超然物外。他发现自己处在一种相当尴尬的位置。多年以来他一直刻意维护倪光南的荣耀，甚至不择手段地把纠纷化于无形。他把中国科学院计算所奖励给自己的一套住房退还给曾茂朝，请他修改成命，改授倪光南（直到今天公司内外的人还认定那套房子是奖励给倪光南的），还在授奖仪式上准备了一把硕大无比的钥匙和一个大红信封，上面写了“奖给倪光南总工”几个金色大字。又在香港单独发给倪光南一份补贴，让总工程师的收入比董事长的收入还要高。当周晓兰与倪光南在香港因主板生产发生冲突的时候，他又严厉斥责周晓兰：“我告诉你，就算倪总有错，那也是你的责任。”周晓兰眼泪汪汪，正要陈述自己的委屈，被他粗暴地打断：“你要想说清楚，那你就给我回北京去。”他用这些方法成功地让倪光南为公司倾注全部心血和智慧，也成功地把倪光南塑造为公司的旗帜。但现在，大家都看出他已不能约束倪光南了。
这一年春节，整个国家都挺祥和，可是联想被外患内忧包围着，气氛郁闷。李勤一个人待在家里不肯出门，他身边的同事都知道他心情不好，不去打扰。柳传志也不希望别人来打扰，于是躲到海南岛，在那里给公司全体员工送上他的祝福，然后一个人静下来思考公司大计。
第六章 1994：转折点第45节：旧病新痛
春节过后有两个消息传来，特别鼓舞人心：
2月14日香港联想招股上市。根据当日香港股市记录，公司售出1。68亿股，每股1。33元，市盈率为13。8倍，超额认购数量达到409倍，香港联想股票的市值一下子达到8。28亿港币。
电子工业部主持的“全国电子百家企业排序结果”揭晓，里面包括了21家计算机企业，联想公司销售额达到301 520万元，超过了深圳赛格、长城、北大方正、浪潮、四通、长江、科海和福建实达，排在第一。
这两件事情，前者表明柳传志的“进军海外三部曲”全部实现，后者则有极大的象征意义，本来都值得大大庆祝一番，但是这一次柳传志却一点心情也没有。
每天晚上头疼得不得了，睡眠又出现问题。3月份召开了几次会议，科学家和经理人员各自组成的群体陷于无休止的争吵，令会议不能继续。柳传志无法抑制内心的焦躁，觉得“自己快要崩溃了”，美尼尔症再次发作，在万般无奈之中宣布散会，自己住进京西的海军医院。这一年晚些时候，他在一次公司大会上面对全体员工做了一次演讲，除了没有提到公司领导人之间的分歧之外，相当坦率地谈到当时情形：
我得了美尼尔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