按键盘上方向键 ← 或 → 可快速上下翻页，按键盘上的 Enter 键可回到本书目录页，按键盘上方向键 ↑ 可回到本页顶部！
————未阅读完？加入书签已便下次继续阅读！
从艺术着眼，我同意刘辉《金瓶梅版本考》的意见： 与“万历本”相比，“崇祯本”“浓厚的词话说唱气息大大地减弱了，冲淡了；无关紧要的人物也略去了；不必要的枝蔓亦砍掉了，使故事情节发展更加紧凑，行文愈加整洁，更加符合小说的美学要求。同时，对词话本的明显破绽作了修补，结构上也作了变动，特别是开头部分，变词话本依傍《水浒》而为独立成篇。”刘辉《金瓶梅成书与版本研究》第74页，沈阳： 辽宁人民出版社1986年6月版。张竹坡的评点是以“崇祯本”为底本，也在文本上略有改动，他自己在《第一奇书非淫书论》中就说： “我的《金瓶梅》上，洗淫乱而存孝悌，变账簿以作文章，直使《金瓶》一书，冰消瓦解，则算小子劈《金瓶梅》原版，亦何不可使邪说当辟。”朱一玄《金瓶梅资料汇编》第423页。张竹坡连评带改，是成功的。谢颐在序中说： “今经张子竹坡一批，不特照出作者金针之细，兼使其粉腻香浓，皆如狐穷秦镜，怪窘温犀，无不洞鉴原形。”朱一玄《金瓶梅资料汇编》第414页。张批《金瓶梅》全称为《皋鹤堂批评第一奇书金瓶梅》，它一经问世，《新刻绣像批评金瓶梅》遂不复流行于世，更不用说《新刻金瓶梅词话》了。
要研究《金瓶梅》的成书与版本，自然不可忽视“万历本”，但张竹坡评点“第一奇书”本却更适合广大读者的审美要求。鉴于此，本书是以“第一奇书”本为《金瓶梅》文本基础，来对潘金莲、西门庆作审美解读。特殊需要“词话本”中文字的地方我会随文注明，让读者读个明白。“第一奇书”本： 王汝梅等校点《金瓶梅》，济南： 齐鲁书社1987年1月版；词话本： 戴鸿森校点《金瓶梅词话》，北京： 人民文学出版社1982年5月版。按，此两者皆有删节，本书涉性文字，据北京大学出版社1988年8月线装影印本《新刻绣像批评金瓶梅》过录。
三、 “金瓶”文章： 众声喧哗中的辉煌与遗憾
《金瓶梅》是一部传奇之作，书里书外布满了疑题与悬案。刘辉等主编的《金瓶梅之谜》就整整列了一百个难解之谜，马征著的《金瓶梅中的悬案》则展示了一百八十多个悬案。而《金瓶梅》之所以吸引读者去热读、去求索、去争议的，恰恰因为有这些个疑题与悬案。诚如毛宗岗所云： “读书之乐，不大惊则不大喜，不大疑则不大快，不大急则不大慰。”
就宏观而言，《金瓶梅》的读者，大致有三个层次： 官方审读，学者解读，民间阅读。
官方审读，使《金瓶梅》长期在禁与不禁之中挣扎着。乾隆元年闲斋老人在《儒林外史序》中透露： “《水浒》、《金瓶梅》诲盗诲淫，久干例禁。”朱一玄《明清小说资料选编》第916页。当局偶尔网开一面，《金瓶梅》就得以行世或畅销。远的不说，1957年毛泽东心血来潮说： “《金瓶梅》可以参考，就是书中污辱妇女的情节不好，各省委书记可以看看。”于是以“文学古籍刊行社”的名义将《新刻金瓶梅词话》（插图本）影印了两千部，不知道是要考验还是奖赏各位省委书记。有趣的是，西方也禁《金瓶梅》。1944年5月20日是德国英泽尔出版社社长七十寿诞，这天他收到纳粹宣传部长戈培尔寄来的一封别开生面的生日贺信：
从今日起，《金瓶梅》一书不再作为非法出版物而受到禁止。
因此，这部由库恩节译的《金瓶梅： 西门庆与其六妻妾奇情史》，终于在严令查禁十二年之后，得以重见天日。参见何香久《〈金瓶梅〉传播史话》第368页，北京： 中国文联出版社1998年1月版。
官方的事，我等蚁民管不着，也就不去管它了。试想在“纳粹”时代纵使你敢对戈培尔说个“不”字，那又有何用呢？好在近二十多年来随着时代的进步与各方面的共同努力，《金瓶梅》出版之禁令似乎都已解除，各种版本的《金瓶梅》几乎都可合法面世。读者可各取所需，择善而读。
说到民间阅读，我甚为信服舒芜关于《红楼梦》普通读者的界定：
所谓《红楼梦》的普通读者，就是这样一些人： 他们识的字，够看懂《红楼梦》的大概故事。他们读的本子，总是当时当地最通行最易得之本，解放以后大抵就是作家出版社、人民文学出版社据程乙本校点加注的本子。他们买到——更多的是借到这样一套《红楼梦》，打开书来就急于看正文，前面的“出版说明”之类都懒得细看，甚至干脆跳过去不看。他们识字有限，文史知识更有限，对于《红楼梦》中大量的名物、典章、词语之类，本来应该勤翻注释，勤查词典；但是他们大抵不求甚解，能大致意会过去的就意会过去。除非遇到妙玉招待宝钗喝茶用的那个“瓟”，才不得不查查注释；有人连这也不查，从上下文猜想那是一种特别珍奇的杯子，也就差不多了。他们是把《红楼梦》当小说来读，当作同其他小说一样的小说来读。他们读着读着，不知不觉地进入了大观园，进入了怡红院、潇湘馆，对其中人物或爱或憎，与人物同悲同欢，甚至将身化为宝玉或黛玉，去歌去哭，去生去死。这时，他们又已不仅是把《红楼梦》当小说来读，而且是把它当作真实生活去经历，去体验，去品味。他们读了还要谈，边读就边谈，谈人，谈事，谈理，谈情，谈美丑，谈贤佞，谈聚散，谈恩仇，谈某事之原可圆成而叹其竟未圆成，谈某事之本难避免而幸其居然避免；甚至一个力主“娶妻当如薛宝钗”，一个坚持“知己唯求林黛玉”，争得面红耳赤，几以老拳相向。他们谈到这样的程度，态度当然是严肃的，是真正把《红楼梦》当成了生活教科书。但是谈过就了，从未想到笔之于书，更不会把这些谈论自命为“红学”。舒芜《说梦录？自序》，上海古籍出版社1982年9月版。
如果将《红楼梦》置换成《金瓶梅》，《金瓶梅》的普通读者也大致如此。那么中国当代《金瓶梅》的普通读者到底有多大个阵营呢？据何香久《〈金瓶梅〉传播史话》的统计，“1949年到1995年，中国大陆共出版了三大系统（按，即词话本、绣像本、张评本等三大系统）、七种版本的《金瓶梅》”，“估计总印量在40，000册（按，当为‘部’）左右”。“而在日本，此一时期出版的日译本有17部，印数至少不低于50，000册，而在欧美各国，仅库恩译本及各种转译本便行销近20万册”（按，“册”都当为“部”）。何香久《〈金瓶梅〉传播史话》第243页。此后十年，国外《金瓶梅》的印数估计增长有限，而国内却猛增到与国外总量持平，这是尚为保守的统计。也就是说，建国以来至今，通过各种渠道涌向普通读者手中的《金瓶梅》当不下20万部。平均每部书有三五个读者，那就一共有60万或100万个读者。
而同期“金学”专家学者的数目是多少呢？《金瓶梅》形象特殊，它的出版与研究在大陆都相对滞后。其研究的基本队伍中除少数坚定分子之外，多数是从“红学界”或别的什么界迁徙过来的。姑将历届参会者全视为“金学”专家学者以便统计。据吴敢《二十世纪〈金瓶梅〉研究史长编》记载，从1985年6月到2000年10月，大陆共召开了六届全国金瓶梅学术讨论会、四届国际金瓶梅学术讨论会。他以会议登记的原始文献为依据，对与会人数有准确的统计。前者共到会619人，平均每次103人；后者共到会522人，平均每次130人。其实全国的“金学”会也有少数“外宾”参加，国际“金学”会的主体仍为“内宾”。“内宾”、“外宾”两者的差额显示，大陆“金学”队伍为一百来人，海外（包括港台地区）“金学”队伍三十来人。
《致命的狂欢》 题记不读《金瓶梅》，不知天下之奇（5）
这就是说平均6000或10000个《金瓶梅》读者中有一个“金学”专家学者。这么一个结构比例，如舒芜所言，既说明专家学者是多么可贵的珍宝，又说明普通读者是多么巨大的存在。
小说读者学，如同戏曲观众学，是文学接受美学中的重头戏。不了解读者，对小说创作与小说研究都是不可思议的。阿？托尔斯泰就主张作家写作时应心造一个读者群在眼前，以便有针对性地写作。而中国小说读者学，恰恰少有人问津，迄今无像样的著述出现。如何看待（或处理）专家研究与普通读者的关系，堪称小说读者学的灵魂。对此，我仍愿借重舒芜的高论：
专门的小说研究者当然也是十分重要的，非有不可的。有了专门研究者，有了科学的专门研究，才能将千千万万普通读者的零碎的分散的意见集中起来，去粗取精，去伪存真，由此及彼，由表及里，变成系统的条理化的理论，指导读者更正确更深入更细致更开阔地、知其然而又知其所以然地去阅读，去欣赏，去理解，去分析。有了专门研究者，才能代替和代表普通读者，去搜集资料，考证史实，审订版本，校勘文字，节省普通读者的精力和时间，替他们做大量的必需的而又为他们所没有时间和条件去做的事情。
但是，任何专门的小说研究，都应该是从普通读者来，又回到普通读者去。最广大的普通读者对作品的正常理解和健康感受，永远应该是任何专门的小说研究的出发点，又是归宿点。因为，小说作者原来就是要诉诸一切读者——包括普通读者和高级读者的正常理解和健康感受，所以小说研究者（本身是高级读者，同时又代表普通读者）除了这个出发点和归宿点之外，也不可能有别的什么出发点和归宿点。一切专门的小说研究，凡是或多或少能够昭阐文心、裨益读者的，必然都是没有离开这个出发点和归宿点的；反之，凡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