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草里蛇逻打蒋竹山
西门庆坐着，从头至尾问夫人： “我那等对你说过，教你略等等儿，我家中有些事儿，如何不依我，慌忙就嫁了那厮？你嫁了别人，我倒也不恼，那矮王八有什么起解？你把他倒踏进门去，拿本钱与他开铺子，在我眼皮子跟前，要撑我的买卖？”妇人道： “奴说不的，悔也迟了。只因你一去了不见来，朝思暮想，把奴想的心邪了。后边乔皇亲花园里常有狐狸，要便半夜三更假名托姓变做你，来摄我精髓，到天明鸡叫就去了。你不信，只问老冯、两个丫头便知。后来看看把奴摄的至死，才请这蒋太医来看。奴就像吊在面糊盆一般，吃那厮局骗了。说你家中有事，上东京去了。奴不得已，才干下这条路，谁知这厮砍了头是个债桩，被人打上门来，经动官府。奴忍气吞声，丢了几两银子，吃奴即时撵出去了。”西门庆道： “说你教他写状子，告我收着你许多东西；你如何今日也到我家来了？”妇人道： “你可是没的说！奴那里有这话，就把奴身子烂化了！”西门庆道： “就算有，我也不怕。你说你有钱，快转换汉子，我手里容你不得。我实对你说罢，前者打太医那两个人，是如此这般使的手段。只略施小计，教那厮疾走无门；若稍用机关，也要连你挂了到官，弄到一个田地！”妇人道： “奴知道是你使的计儿，还是你可怜见奴，若弄到那无人烟之处，就是死罢了。”（第十九回）
其三，为宋惠莲放逐来旺又打死宋仁。与西门庆有奸情的宋惠莲，是他的家奴来旺的媳妇。家奴身份本不足以够构成西门庆的障碍，但来旺不安分，酒后醉骂西门庆。经潘金莲挑拨，西门庆设下陷阱向来旺开刀：
来旺睡了一觉，约一更天气，酒还未醒，正朦朦胧胧睡着，忽听得窗外隐隐有人叫他道： “来旺哥，还不起来看看，你的媳妇子又被那没廉耻的勾引到花园后边，干那营生去了。亏你睡的放心！”来旺儿猛可惊醒，睁开眼看看，不见老婆在房里，只认是雪娥看见甚动静，来递信与他。不觉怒从心上起，道： “我在面前就弄鬼儿！”忙跳起身来，开了房门，径扑到花园中来。刚到厢房中角门首，不防黑影里抛出一条凳子来，把来旺儿绊了一跤，只见响亮一声，一把刀子落地。左右闪过四五个小厮，大叫： “有贼！”一齐向前，把来旺儿一把捉住了。来旺儿道： “我是来旺儿，进来寻媳妇子，如何把我拿住了？”众人不由分说，一步一棍打到厅上。只见大厅上灯烛荧煌，西门庆坐在上面，即叫： “拿上来！”来旺儿跪在地下，说道： “小的睡醒了，不见媳妇在房里，进来寻他。如何把小的做贼拿？”那来兴儿就把刀子放在面前，与西门庆看，西门庆大怒，骂道： “众生好度人度难，这厮真是个杀人贼！我倒见你杭州来家，叫你领三百两银子做买卖，如何夤夜进内来要杀我？不然拿这刀子做甚么？”喝令左右： “与我押到他房中，取我那三百两银子来！”众小厮随即押到房中。惠莲正在后边同玉箫说话，忽闻此信，忙跑到房里，看见了，放声大哭，说道： “你好好吃了酒睡罢，平白又来寻我做甚么？只当暗中了人的拖刀之计。”以一面开箱子，取出六包银两来，拿到厅上。西门庆灯下打开观看，内中只有一包银两，余者都是锡铅锭子。西门庆大怒，因问： “如何抵换了！我的银两往那里去了？趁早实说！”那来旺儿哭道： “爹抬举小的做买卖，小的怎敢欺心抵换银两？”西门庆道： “你打下刀子，还要杀我。刀子现在，还要支吾甚么！”因把来兴儿叫来，面前跪下，执证说： “你从某日，没曾在外对众发言要杀爹，嗔爹不与你买卖做？”这来旺儿只是叹气，张开口儿合不的。西门庆道： “既赃证刀杖明白，叫小厮与我拴锁在门房内。明日写状子，送到提刑所去。”（第二十六回）
西门庆与官府串通一气，将来旺儿在监狱里折磨得不像人样，放逐徐州而去。放逐了来旺儿，西门庆以为可以自由奸淫宋惠莲了。不想，宋惠莲见西门庆多次愚弄她，竟自杀身亡。当西门庆得知此事后，只轻描淡写地说： “他自个拙妇，原来没福。”宋惠莲的父亲宋仁“拦着尸首，不容烧化”，要为女儿之死讨个说法，也被拿到县里，反问他“打网诈财，倚尸图赖”之罪，而当厅打得鲜血顺腿淋漓，归家不上几日就死了。
西门庆利用金钱与权势，上演了一幕幕性欲与阴谋的丑剧，制造了一幕幕人间悲剧。
《致命的狂欢》 无所不狂，终为性亡西门庆的性疯狂与晚明人文主义思潮
有人将西门庆的性疯狂，与以李贽为代表的晚明进步思潮相提并论，那就更离谱了。
晚明性文化实则有两个潮流。一是以李贽为代表的进步知识分子所传播的，以个性心灵解放为基础的人文主义思潮。李贽针对程朱理学“存天理、灭人欲”的说教，提出： “穿衣吃饭即是人伦物理”，主张率性而行，言私言利，好货好色。但他并非主张淫乱，因为其理论轴心是“童心说”。所谓“童心”，就是“真心”，就是“赤子心”。“夫童心者，绝假纯真，最初一念之本心也”李贽《焚书》卷三《童心说》。。在李贽的影响下，袁中郎、汤显祖、冯梦龙等都加入了这一潮流。袁中郎提出“独抒性灵”，“真人所作，故多真声”，“任性而发，尚能通于人之喜怒哀乐嗜好情欲，是可喜也”袁宏道《袁中郎全集》卷三《叙小修诗》。。汤显祖则高倡“至情说”： “情不知所起，一往而深，生者可以死，死可以生。生而不可与死，死而不可复生者，皆非情之至也”汤显祖《玉茗堂文》之六《牡丹亭记题辞》。。冯梦龙主张“借男女之真情，发名教之伪药”，承认“饮食男女，人之大欲”，但同时又划分开情与淫的界限，指出： “夫情近于淫，而淫实非情”冯梦龙《叙〈山歌〉》，高洪钧辑《冯梦龙集》第122页，石家庄： 河北人民出版社1992年3月版。。不难看出，西门庆的思想言行与这一思潮，毫无共通之处。
另一个是以腐败的封建当局为代表掀起的纵欲主义的浊流。嘉靖、隆庆两朝皇帝都喜用春药，神宗万历皇帝是个“酒色财气”四毒俱全的昏君。诸侯王的荒淫有过之而无不及，“挟娼乐裸，男女杂坐，左右有忤者，锥斧立毙，或加以炮烙”（《明史？诸王传》）就是他们的丑迹写照。上行下效，浊臭熏天。鲁迅曾说： “成化时，方士李孜僧继晓已以献房中术骤贵，至嘉靖间而陶仲文以进红铅得幸于世宗，官至特进光禄大夫柱国少师少傅少保礼部尚书恭诚伯。于是颓风渐及士流，都御史盛靖明布政使参议顾可学皆以进士起家，而俱借‘秋石方’致大位”鲁迅《中国小说史略》，《鲁迅全集》第九卷第182—183页。。
人道： 性是生命之光。晚明的两股潮流都未离开性这个命题，但前者是曙光，后者是夜光；前者引人升华，后者诱人沉沦。前者诉诸于精神世界，因而有《四声猿》、《牡丹亭》等美文，以“情”抗“理”： “第云理之所必无，安知非情之所必有邪”（《牡丹亭？题词》），来呼应那富有思想启蒙色彩的进步思潮。后者则影响着世俗世界，正如鲁迅所言： “瞬息显荣，世俗所企羡，侥幸者多竭智力以求奇方，世间乃渐不以纵谈闺帏方药之事为耻。风气既变，并及文林，故自方士进用以来，方药盛，妖心兴，而小说亦多神魔之谈，且每叙床笫之事也”，“而在当时，实亦时尚”鲁迅《中国小说史略》，《鲁迅全集》第九卷第183页。。于是“秽书”（如《如意君传》、《绣榻野史》、《痴婆子传》等小说）、春画（万历版《风流绝畅图》、《鸳鸯秘谱》等为精美的彩色套印）与房中书（《某氏家训》、《素女妙论》、《修真演义》等）盛行一时，甚至“隆庆窖酒杯茗碗，俱绘男女私亵之状”沈德符《万历野获编》卷二十六。。西门庆正是那纵欲主义浊流中的产物。
十六世纪末的中国，既不是“治世”，也不是“乱世”，而是“末世”，是“浊世”。这是将死的死而不僵，方生的未能发展的时代，死的抓住了活的！两股潮流相生相克，浊流时而盖住清流，夜光时而淹没曙光，腐败时而侵蚀着诗情。这是历史应该转变而未能转变的时代，“有历史而无事变”！用以书写这一页历史的，既不是辉煌的金色，也不是象征绝望的黑色，而是只能以沉闷的灰色作基调，杂以各种中间色。这就是产生《金瓶梅》那个时代的风光。《金瓶梅》的作者未必从以李贽为代表的人文主义的潮流中吸取了多少营养，因而他不可能写出杜丽娘式的憧憬理想境界的人物，也未与纵欲主义的浊流和光同尘，因而他不是站在西门庆的水平线上去写西门庆，没有将《金瓶梅》写成如《如意君传》之类“专在性交”的“秽书”，而是站在较高的角度，“著此一家，即骂尽诸色，盖非独描摹下流言行，加以笔伐而已”鲁迅《中国小说史略》，《鲁迅全集》第九卷第180页。。
不过，人文主义与纵欲主义之间虽有着本质差异，但由于两者都涉及到性，在那灰色背景下，曙光与夜光有时皆呈朦胧，叫人难以分辨。《金瓶梅》研究中时有论者将两者混为一谈，以致视“淫”为“情”。《红楼梦》有正本第